去陪两棵树说话，依然是我父亲每天早上必须要做的事。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这几个小时安排得舒适一点。我们在已经熄灭的炭堆上生起火，把洋芋丢进火里，当成早餐。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只是把聊天的地点从家里的火塘边搬到了山上，只是我们的面前由两个人变成了两棵树。
“你们俩在一起，不准吵架，”他对大树说，“如果我知道了，不会饶你。”
“至于你，”他对小树说，“你的嘴巴不饶人，心地倒是很善良。”
被他这么一说，我想起小时候和巧慧吵架的情景。巧慧就是他说的那种人，站在河边说话能把鱼毒死。我们在争吵中长大，直到我大学毕业离开。我已经一天没有给她打电话了，她并不关心我们在阿尼卡的情况。我们坐在小山坡上，烤火，吃洋芋，听我父亲跟两棵树说话。不远处的地里，工匠们正在忙着干活。今天，他们有的在打坯，有的分散四处找石头来建基脚。
“等土基干透，就开始砌墙，”我父亲说，“过年时，我们就可以住到里面去了。”
“那是谁？”
不远处的地埂上，有人正朝工地走去，不是一个，是……十一个。他们有的肩扛农具，有的空着手。
“他们是来帮忙的，”我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阿尼卡的传统，谁家建房，都会去帮忙。”
“他们没把你当外人。”我说。
我们朝工地上跑去。太阳照着我跌跌撞撞的父亲。阿尼卡的深秋，白霜沾满枯草，凉风如丝。我们呼出的气息，凝结成白雾，这让我想到喷气式飞机。仿佛是为了迎接我们父子，干活的人全都直起身子，停了活，笑着看我们。
“辛老师，你还记得我不？”一个中年人问。
我父亲微笑着，想了一会儿，但还是遗憾地摇头。
“我是你的学生乔四海啊。”那人说。
“噢，原来是乔老爷啊。”我父亲说，“那时候你从来不做作业，干活倒是一把好手，所以我让你做了劳动委员。”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劳动委员的带领下，来帮你干活。”另一个人的话，惹笑了大家。
我赶紧从兜里掏了香烟朝他们散去，他们每个人都伸出一双又黑又硬的手来接。我没有不敬之意——在这里，只有这样的手才能对付石头、锄头和土坯。在这里，细皮嫩肉是个笑话。就像我父亲一样，因为天生身子骨弱，所以只能努力念书。他从初小念到师范毕业，从村里念到了县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那天在工地上，他们难免又说起过去。说着说着又戛然而止。他们的目光投向我，我赶紧逃开了。
我给朱丽打电话，她没有接听。或许她手机静音？可比朱丽不接电话更重要的是，我的假期已经没几天了。我以如丧考妣的语气给单位领导打电话，又争取到了一周的事假。虽然工资按规定扣，但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个喜讯。终于不用每天数假期了，我如释重负。一回头，发现工地也成了欢乐的海洋。
人们已经很久没有集中劳动了。挖土、打坯、搬运、翻晒、搬石头、砌基脚……他们干起活来，相互参照、攀比、监督。人声鼎沸，七嘴八舌，仿佛他们只是以劳动之名而聚在一起玩耍。当然，更多的是回忆。虽然我在现场，虽然他们一次次戛然而止，可又一次次重启话题。有人从兜里掏出铁哨子，迎风吹响。有人遗憾地表示，要是再插面红旗就好了。然后，有人马上脱下身上的红褂子，让它迎面飘起来。挖土的在喊，哎——舂土基的，搞快点，又不是生孩子，那么慢。舂土基的毫不示弱，嚷啥呀，那么快，你老婆答应吗？工地上又笑成一片。我父亲见人人都在抢着干活，便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在他们心里，我还是老师。”他悄然对我说。
“当然，你是他们中很多人的老师啊。”我说。
他笑了笑，目光越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定在了不远处的三棵核桃树上。脸盆那么粗的核桃树，落光了叶子，枝丫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
“那是我亲手种下的树。”他说。
“嗯。”
“那时我痛恨土地，我做梦都想离开。”
“嗯。”
“后来我痛恨自己的离开，又做梦都想回来。”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说，“他们正在帮你建房子呢。”
“他们是在同情我吧。”
“同情？”
他的目光移开，又陷入了沉默。
而此时，我的耳畔突然响起一阵哨音，惊讶之下一回头，见工地上的人都停了工。陈阿姨和富乐送茶水来了，正在给他们发纸杯。香烟盒在他们手上传递，四下响起打火机的声音。天空像块蓝玻璃罩住阿尼卡，风已吹散白云。群山静默。这是我父亲的阿尼卡，或者说是他们的阿尼卡。跟我无关。
我给朱丽发信息，告诉她我又请了一周假。她没有回。没回也好，我想，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解决更好。
喝了水，抽了烟，人们站起身来。有人提议唱一首歌。唱啥？争执不下。要不请辛老师给我们拉个二胡？一致同意。在我父亲犹豫之间，已经有人取来了二胡。人们继续干活，竖起了耳朵。
“拉吧，”我鼓励他，“难得这么高兴，给大家拉几首。”
“我在找地方。”他说。
“那里，”我说，“坐那个石头上。”
他没有理我，朝被石头基脚围着的那片空地走去，坐在了东北角。没有人出声，他们都在等着。一曲《渴望》悠然而起，有人跟着哼了起来，最后变成了大合唱。下一曲是《赛马》。结束时人们放下手上的活使劲鼓掌。可我父亲一脸落寞地收起了二胡。
“我当年就是坐在这个位置拉的。”他说。
当年。当年是什么样？
作为地图上一个针尖般大小的小黑点，阿尼卡当年肯定不是这样。所谓的变化，不过是时间洗出来的棱角。有人生，有人死，有人长大，有人老去。有飞鸟灭绝，有野兽逃亡，有石头不翼而飞。地里不再种庄稼，道路长满了野草。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照常活着。汗流浃背地活，战战兢兢地活，眼含热泪地活，心怀愧疚地活。蜜蜂一样活，蚂蚁一样活，花草树木一样活。
再比如。
不久的将来，这里真的会诞生起一院土基房。可除了我父亲，别人真的在意吗？
一个个土基谈笑声中生成。一个个石头找到了合适的角度和位置，恰如其分地变成了地基的一部分。他们说，等土基干透，就能动手砌房子。最忙的，当数我伯伯这个总指挥了。他的双手在干活，脑袋里在计算着工程进度。
土基的数量已经够了，但还没有干透。这期间，我伯伯并没有让人闲着。他让他们进山砍树。他们在一个早上出发，每人的肩上都扛着明晃晃的斧头。他们进山，到了伯伯家的林区，斧头声、树木倒地声响成一片。修枝、剐皮，山林里顿时一片白生生的木材。它们是未来的房梁、楼枕和檩子，可眼下，它们还得放在山林里晾晒着。
歇业已久的瓦窑重新冒起了烟，瓦匠对火候的掌握只能靠回忆。木匠已经离开乡村，在城里能挣更多的钱。但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幼时家穷，我父亲送过他一条红领巾。木匠开着一辆皮卡车回来，卸下车斗里的工具，说需要他的时候再打电话。
“我现在就需要你。”我父亲说，“你开始做家具吧，要那种老式的，你小时候家里用的那种。”
于是，工地旁边，又新增了木匠的作坊。对一个乡村木匠来说，时代带给他的进步体现在了工具上。他带着两个助手，嘴上叼着香烟，看上去底气十足。但即使这样，要完成我父亲的要求，也需要花很长时间。
难道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我都要耗在这里吗？这段时间，我已经深刻体会了什么是白天什么是夜晚。白天，我们置身于欢乐的劳动场面，畅想着一院土基房的诞生。而夜晚呢，待干活的人一离开，我父亲整个人便散了架，躺在伯伯家沙发上，目光呆滞，嘴里喃喃：他们真的接受我了？当然啊，当然，你是他们的老师呢。他们真的不是同情我？该同情的是他们吧。一遍遍质疑和安慰之后，他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挣扎着翻身坐起，看着我。
“答应我，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他说，“你和朱丽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我无话可说。确实，我对朱丽的厌倦已久。可能是某次我们回家时，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次回乡，我和朱丽已经离婚。现在，我一方面觉得应该慎重考虑，一方面又恐惧未来。如果不能对生活装聋作哑，那就要勇敢面对破碎，因为我们很可能陷入一个新的轮回。
“在开始砌墙前，我要做一件事。”某个夜晚我父亲突然冒出这句话，且丝毫没有跟人商量的意思。
“我想把大风洞给封起来，”他说，“那个洞口一直在我心里，三十年没有合上。”
我伯伯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目光移向了门外。门外，是黑洞洞的天。风一直在吹，伯伯家的黑狗发出咝咝声。风中送来我伯伯的回答，“如果要把洞口封起来，还是请个人来念念经吧。”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我父亲说，“只是不知道哪天比较合适？”
“为什么要封大风洞？为啥要请人来念经？”我突然一连问出两个问题，可它们全像投向水里的泡沫，荡漾不起一丝涟漪。
我伯伯起身去屋外打电话。风依然在吹，一次次让我们误以为是伯伯回来了。在此期间，屋里没人说话，只有抗战剧里枪声大作。半个小时后，我伯伯回来，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请好，封洞的日子定在三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