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一直没有停下的是木工。他们做出的桌子、凳子、床和写字桌，摆在地上，正等着上漆。那些家具，笨重，厚实，足以熬死几代人。
越来越多的人聚到了伯伯家，他们已经等不及土基完全干透了。先砌那些最早成型的土基吧，他们说，放心，不会垮的。也不等总指挥点头，他们便在工地上干开了。我跟着他们到工地，数了数，共有40个男人在干活，还有3个女人在厨房里帮忙做饭。4个手法娴熟的工匠站在东西南北方，有人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泥浆和土坯。人多了，场地不够用了。我父亲被要求停了手里的活，转而负责为大家拉二胡助兴。我录了众人在琴声中干活的小视频发给巧慧，她打了电话过来。
“他的情况怎样？”
“白天和晚上，判若两人。”我如实回答。
“我在犹豫，过年要不要回来一趟。”
“必须回来。”我第一次像个兄长对她说话。
“我想想吧。”她依然在犹豫。到现在为止，她没有和我父亲通过一次电话。
“必须回来！”我加重了语气。
“我不想面对他那张从来不会笑的脸。”她说完话，挂了电话。
我无法责备巧慧的态度。有些过去，并非真的能过去。可是，如果不让它过去，难道要一直让它如鲠在喉？总要咽下或者吐出来吧，不然这一辈子怎么过？
那晚吃饭的时候，有人忍不住问起了封洞一事，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每个人都在竭力掩饰内心的惊讶。大概又是因为我在现场吧，我想。但我已经无所谓听到什么，也无所谓听不到什么。一群人要用水泥和石头封住一个洞口，如此而已。在人类历史上，比这荒唐的事比比皆是，更何况，这是一个疯子的想法。
“先生”四人，骑摩托车而来。他们来的那天早上，工地停了工。但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了伯伯家。一头羊拴在柱子上，不时发出哀鸣，它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半个时辰之内就会命归西天。
我们去大风洞。二十来辆摩托车飞驰在乡间路上，引擎声混合在一起，让人横生勇气。我父亲依然坐富乐的摩托车，但不再需要绳子拴住他们的腰。搭载我的男子大约五十岁，我和他并不熟悉。他宿醉未醒，喷着酒气，双眼迷离。他的摩托车似乎也喝醉了，让原本就狭窄的道路变得像一根钢丝般令人心惊胆战。
“别怕，”他说，“车轮就像我的双脚一样听话。”
“我相信你的，”我说，“你一看就是老手。”
这话让骑车人有些高兴，我又趁机给他递了香烟。他一手扶车把，一手点烟，吓着我赶紧闭上眼睛念阿弥陀佛。
“真不是和你吹牛，在整个阿尼卡，若论车技，没人比得上我。”他说着，猛拧了一把油门，那摩托车像头发疯的公羊冲了出去。
“封洞口，为啥要念经？”我问他。
“给死人开路嘛，”他说，“你坐稳了，前面这段路坑太大了。”
前方路段确实多坑。不仅如此，还有石头突兀地立在路中央。但对于骑车人来说，这些石头正好是他炫耀车技的道具。
“给谁开路呢？”我问。
“给死人开路呗。”他说着，车身忽左忽右，险些将我甩下来。
“怎么死的？”
“自杀，”他顺嘴吐掉了嘴上香烟过滤嘴，“畏罪自杀嘛，狗日的。”
我闭了嘴。风像一面坚硬的玻璃紧贴着脸。冬天的阳光洒向大地，只有光，没有热。开路。我揣摩着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给死者指一条路吧。不能让他缺席于天堂或地狱，不能让他在人间游荡。天堂，人间，地狱，是三个不同维度？大概，只有人死后是需要指引的，一只兔子，一只麻雀，一棵桤木，无论生死，都不会祸害人间。胡思乱想间，人们已经抵达了大风洞前的山口。路继续通向山外，洼乌，热水，固纳，但我们在此停住。平坦之处，草枯了，但仍能看出它们在夏天时的茂盛。至于荆棘、藤条、树木，它们挤挤挨挨，漫山遍野。一棵树能熬死几代人，一只飞鸟无疾而终，一个石头见证过神话里世界的样子。而现在，人和山林的关系，正在渐渐疏远。而现在，对未来而言也是某个故事的开篇。
“树都长这么高了，遮住了半个洞口。”有人发出感叹。
“三十年了啊。”
说话人坐在枯草地上，手里端着酒碗，抿一口酒，象征性地擦一下碗沿，递给下一个人。我们的目光一次次穿过树丫之间，望向大风洞。而大风洞这只巨大的独眼，也在望着我们。它是否知道自己某天会被封起来？我们开山辟路，围海造田，凿壁架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山石田土的感受。
“进洞吧！”
掌坛的“先生”身披僧袍，头戴法帽，手里拿着法杖。其他三人，手上执的是经书、镲和法螺。但前来帮忙的人们继续喝酒、抽烟、聊天，并没有跟着前去的意思。但我看得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自在，目光相互交流，却没人说出内心的恐惧。
“我带路吧。”富乐的手上多了一把柴刀，紧随其后的是我伯伯，然后是我父亲和我。那些前来帮忙的人，并未跟来，而是满山寻找石头去了。
披荆斩棘。这里确实许久无人踏足了。几百米的距离，富乐足足在前面劈了三十分钟，那些荆棘和树枝间才勉强可供人侧身而过。越近洞口，风越大。富乐在洞口站住，让“先生”先进了洞。手电筒光射过去，就像射向了茫茫天际。原来这洞，是一个地下溶洞的入口。手电筒光收回来，照见了洞顶的蝙蝠。它们在睡觉，一动不动。洞口宽敞，足有五十平方米，越往里走，越窄，仅能容一人经过。有溪流声，但手电筒光未照见水。洞内温暖如春，空气中弥漫着腐质味。
“先生”在地上点燃白烛，烧了纸钱。法螺声起，悠远的召唤。镲声铿锵，洞顶的蝙蝠动了动，但并没飞走。“先生”们围着白烛转起来，不时烧纸，念念有词。
法事结束。洞外的人已经准备好了石头和灰浆。人们用石头和灰浆砌封住了洞口，“先生”还在洞口贴了符。“这下好了。”有人说。怎么个好法？但没人这样问。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脱下袈裟的“先生”露出里面的西装和毛衣，点燃香烟，和大家聊着庄稼和雨水。他们回到人间，变成了农民。
不知道是谁说了句，回吧，家里的羊肉炖烂了。于是，摩托车轰鸣起来，山间回声隆隆。我仍然坐了那个醉鬼的车。他在山上干活时又喝了酒，汗味和酒味都更浓烈了。
“这下好了。”他在跨上后座时说。
“怎么个好法？”我问。
“给苦竹来的恶魔开路，让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
安息？我内心的疑问未消，马上又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安息的又岂止恶魔的灵魂？可我知道只有时间能给我答案。
这是中午的阿尼卡。无数日子中的一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但不是对所有人。这一天对我父亲来说，是重生。而这样的重生，并不是向着未来，而是回到了过去。过去的死去的时间，但我父亲的过去，三十年后重新活了过来。他像一个被时间之流抛弃在岸上的人，显然有些手足无措。他跨上摩托车后座的身影比此前更加轻盈，他说话的声音比此前更加洪亮，就连他的头发，一根根连成片，匍匐在头皮上，看起来比过去规整多了。这个一生背负重担的人，突然卸下了负担，他自己都不习惯了。
“这样就好了，”他对我说，“我不害怕了。人非圣贤，你说对吗？”
“一切都过去了，爸。”我说。
那天，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到某件事情过去了。他们的笑声爽朗，脚步强劲，目光坚定，举手投足之间，不再小心翼翼。他们聊起过去，不用再担心我在一旁。就像往事的丛林里卧着一头老虎，所有人都在绕道，可某天，这老虎消失了，于是就都长舒了一口气。
羊肉的香味弥漫开来，四处响起开瓶声。啤酒是阿尼卡最大的消耗品，但我很少见他们喝醉过。没有人会在举起一杯啤酒的时候犹豫，但白酒就不一样了。我父亲那天却选择了白酒。他端着酒杯穿梭于桌间，跟这个人开玩笑，跟那个人聊家常，思路清晰，口齿伶俐。我们从中午开始吃喝，喝空的啤酒瓶被收走，堆满了院子的角落。可是，我依然没见有人醉倒，或者说了醉话。
他们说起阿尼卡的过去，并且争论这里一百年是否有人居住。我伯伯认为没有。我父亲认为有，他的理由是，山林里有乱坟岗。“谁会无端埋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呢？”他说。他们说起过去的饥饿、仇恨、愧疚、恐惧、绝望……说起祖籍，云南或者更远的他们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说着说着太阳就偏西了，说着说着天就黑了。天黑了，那些前来帮忙的人就要离开。他们这才突然记起，啊，已经吃喝了一天，一只羊只剩下骨头和汤了。
那天，我父亲不停地说话、走动，像一条汹涌的江河，奔流不息。天黑了，他依然没有倦意。前来帮忙的人要走，他一个个跟人握手，意犹未尽地说话。而我呢，其实早已累得想趴下。啤酒喝多了，头昏脑涨，手脚冰凉。可父亲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一转身把我叫住了。
“这里没有旁人，我想和你聊聊。”他说。
那时，我们站在伯伯家院门外，身边确实没有别人。四周安静，只有夜风吹拂。这季节，庄稼收完了，风从村庄刮过，显得空空荡荡。屋檐遮住了半边天，遥远的青山外，那里的夜空，比我们头顶的要亮。
“对不起。”他说。
我不知该如何接他的话。
“给你们添麻烦了，”他又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从来都知道。你和巧慧要恨，那就恨吧，我不会怪你们。”
“你现在感觉怎样？”
“我完全好了，”他说，“感觉整个身子轻了，浑身有劲。”
“那就好，”我说，“房子呢，还想继续修吗？”
“当然，你不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我有多少次梦见修房子。”
我明显感觉体内有重物坠地，那是心落下的声音吧。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确定，我父亲要在阿尼卡打发余生了。一个人老了还有故乡回，还有退休金可领，这大抵也不算差。如此看来，我需要担心的是，反而是我自己了。我的妻子、孩子以及令人头疼又毫无希望的工作，全等着我。
“我也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明天我想回城了，朱丽一个人带着孩子，很累。”
“去忙你的，不用担心我了。”我父亲说，“好好经营你的家庭，问心无愧地生活。”
“我过段时间再来，”我说，“带着朱丽和孩子来看你。”
“还有巧慧。”他说。
两个月后，巧慧和我们一家三口回了阿尼卡。轻车熟路，只是天气更冷了。阿尼卡已经下了第一场雪，这是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固纳的天气也不好，阴沉、干冷，时间显得特别漫长。可是能怎么办呢？天气也是生活的一种，无论冷热，总要去面对。别说天气，即使无处不在，无坚不摧的时间，我们也要以肉身去抵挡。我不知道，这是勇敢还是怯懦。
阿尼卡多了一院土坯房。它静静地立在几棵核桃树和竹林之间。从旧时代长出来的新东西。工匠们已经撤走。收尾工作由我伯伯和父亲来完成。我在院里看见两棵树。我认出了它们，那两棵有性别的树。
“怎么把树给搬来了？”我问富乐。
“这是二叔的意思，”富乐说，“搬它们真是费了天大的力。”
“用吊车？”
“用人抬。”
“这样移栽能活？”
“能活，”富乐说，“‘先生’来安过魂的。”
“第一次见有人把松树当风景树。”我说。
“这你就别管啦，”富乐说，“只要遂了他的心愿就好。”
遂了心愿的父亲肉身轻盈，体内有一个螺旋桨。转动着，随时都要飞走——腾空而起，越过群山。而他近期的期盼，是搬进新房。
“挺好的，”他说，“农村的水、空气、土地，都比城里好。”
“嗯。”我说，“只要你开心，我们没意见。”
“我开心，”他说，“从未有过的开心。”
“那你们就安心在这里养老吧，”我说，“我们会经常回来的。”
“那倒不用，”他说，“我有那两棵树陪着我。”
他高兴得都忽略了我的感受。不过，我并不会和那两棵树争宠。更何况，我从来不知道父爱是啥。现在，它们就站在他窗外的院子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早已从生活中淘汰了的旧东西，让人恍然觉得回到了20世纪。除此之外，我父亲还买了一头牛、两头猪以及十只鸡。
阿尼卡人像是一直在村口排队似的，在乔迁之日的前一天准时出现。我们需要人来帮忙办一场旧式酒席：八大碗。每桌八个人，桌上八道菜。年老的厨子患了青光眼，被人牵进厨房，凭着气味指挥年轻人做菜。年老的唢呐匠手指早已不听使唤，吹出的曲子惹人笑。年老的管事声音沙哑，手执喇叭喊叫的样子像个小贩。
哪来的这么多人？黑压压，人头攒动。细听：唢呐声、鞭炮声、玩笑声、孩子哭声。而当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人声彼此掩盖，嗡嗡嗡，如坠蜂巢。
我父亲一直在笑。就像他这些年一直未笑。就像他的脸是石头做的，被刻上了某种表情。
我的孩子欢天喜地，手里抓住一只小鸡，说要带回固纳去当宠物养。
我的妻子朱丽，她缎子样的目光，看向我时，温柔如水。
我的妹妹像个局外人，不时去僻静处抽烟，以此掩饰对眼前这一切的不解。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光了。阿尼卡人送来的礼物，不是钱，不是米，而是旧物。有多旧？旧到很多东西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石磨、收音机、雕鞍、马辔头、风箱、八仙桌、鸡笼、铜镜、黑白电视、搪瓷口缸、煤油灯、木桶……它们被放在角落，被挂在墙上，被放在桌上。各就各位。它们被遗忘太久了。它们等待着被新主人再次派上用场。它们的新主人太忙了。
流水席从下午开始。每轮十桌，总共十轮。八百人。八百张嘴打开，咀嚼，一头猪下了肚。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喝醉了高声说话。有人喝醉了沉默。有人没喝酒，始终保持谦卑的礼貌。有人不喝酒也胡言乱语。
我父亲站在门口送客。他的手已经被握了几百次。四处响起摩托车的引擎声。客人陆续离去。我远远看着这相聚和离别。
最后，新屋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父亲、陈阿姨、我、朱丽、孩子、巧慧。火塘里的火燃得很旺。铁三角上黑铁壶里烧着开水。接下来，我们将依次洗脚，各自睡去。但我父亲打破了沉默。
“今晚你们都在，我想告诉你们三十年前，就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说出这句话，并不费劲。
我们相互看着，盼着谁去接父亲的话，但最后他们一同看向了我。
“聊点别的吧，”我笑了笑，“或者拉段二胡来听听也行。”
我父亲起身去取二胡时，黑铁壶里的水沸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