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阿尼卡已三天。天气晴朗，但太阳照在身上并不暖和。偶尔有阵风吹过，寒意越发明显。世界突然变小了，只有村庄那么大。人们生活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村落里，像一个个散落在山间的黑石头。村道冷清，鸡犬之声不相闻。
在这里，手机信号似乎是有形的。它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白天来，晚上去。所以，那些发出去了没有回音的消息，就当是没有收到吧。但那种被世界抛弃了的落寞，却总是挥之不去。
我父亲天一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就上山。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惊慌了。我们中的某个人，远远看着——他在那里就好了。我去陪他，带一件披毡去垫坐，甚至，在那个小山坡上生起一堆火。我坐在他身边，看他将树揽在怀里，一会儿说话，一会儿轻抚。那时，就像我们之间隔着玻璃屏障，可望而不可即。坐久了，我难免产生试探这屏障到底有多坚固的想法。
“爸，你现在心里还是会害怕吗？”我问他。
“你走开！”他突然朝我咆哮，“你这个魔鬼！”
“我是一心啊，爸。”
“你这个苦竹的魔鬼，你应该下地狱。”
苦竹。我脑海里闪过这个名字，想起了那出租车司机的话。但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别人那么随意一说，就进入了他的记忆，成为梦魇。我退到了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他的情绪渐渐平复，但仍然没停止嘴里的呢喃。
“你今年四十二岁了，”他对那棵大一点的树说，“你有几个孩子了？”
树是树的孩子？难怪别人说，疯子和艺术家只有一线之隔。照此说法，我父亲怀里这棵已结松果的树无疑已经成年了。但我看了看四周，可能是因为土壤或者别的原因，它的松子并没有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而当他和另一棵树说话时，他的语气更加温和。这让我恍然觉得，树真是有性别的。
“我真放心不下你啊，”他说，“你那么瘦小，一把掐住脖子就动弹不了的。”
那确实是棵瘦弱的树，仿佛天生就营养不良。它长得又高又细，连头顶的松毛也呈黄色。我认真观察起这棵树来，发现它竟然真有几分女性的曼妙。我就那么隔着一段距离守着他，听他胡说八道。我的假期还剩下七天。我计划再过三天就离开这里，带他去省里的精神病院。但我将我的计划告诉伯伯被他阻止了。他们认为我父亲只是中了邪，需要一个巫师来诅咒附体的厉鬼。为了说服我，他还举了好几个病例。阿尼卡方圆百里地，法力大小不等的巫师几十上百人。特别是冬天，人和鬼都闲下来了，巫师们忙得脚不沾地。
我陪父亲坐了一个上午。我已经能够准确地从他的眼神里辨别出他是清醒还是糊涂。他糊涂时目光呆滞，声音嘶哑，含混不清。在他定睛处，仿佛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深潭，让他越陷越深，无力自拔。但我不敢强行把他拉回来，害怕挣断他脑袋里那根绷紧的弦。这个顾虑，让我们得像对待易碎品似的对他，轻拿轻放。
比如那天中午，他吃了饭和药，趁我们不注意，顺着一架小楼梯爬到了伯伯家的猪圈楼上。就在我们四处呼喊着寻找他的时候，他笑盈盈地从楼梯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副长方形的土基模子。他眼里的光芒令我惊讶，那是孩子找寻到心爱的糖果时的样子。
“你跟着他去吧，”我伯伯说，“不管他做啥，你就当他是个三岁小孩，陪他玩。”
可是，我很快发现，我们都想错了。当我们拿着锄头、撮箕、榔头和土基模子来到那块他下跪过的土地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分不清他的状态。他脱下蓝色中山装，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他开始挖土、舂土，打开土基模子，取出潮湿的土基，搬到一旁，整齐地码起来。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我想，他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就像他和那两棵树说话时一样。但即使如此，我还是问了他，我能帮他做啥。
“你挖土，我来舂土基，”他把锄头递给我，“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房子盖起来。”
活到三十几岁，我从没干过农活。但刚才看他干活，也并不觉得难。我握了锄头，站在他的位置上，学他的样子干起来。但半个小时后，我的手心已经起泡，感觉再干下去手掌会断裂开。我丢下锄头，坐在地上抽烟，他看着我笑了起来。
“我的手也起泡了，”他说，“但我有办法克服。”
他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香烟，说还要再干一会儿。我问他用什么办法克服手心的疼痛，他说：“分散注意力，想一些别的事情。”
他不再管我，一个人连挖带舂，效率慢了下来。我继续抽烟，看他干活。确实，他在甩开膀子挖土或者用木槌舂土时，让我感觉到他心里有着巨大的恨意。就像是置身千军万马中，他必须奋力厮杀，才有一线生机。仿佛那土地于人并无恩慈，而是一个沉默的敌人。他挖向土地的锄头，每一下都有着洞穿地球的力量。
看热闹的人们站在不远处的地埂上，但没人过来帮忙干活。这其中，也包括我伯伯一家。不过，他们站在那里的目的不是看热闹，而是负责跟人解释：他这里出问题了，莫见怪。这里，指的是脑袋。
“爸，如果你真的想回阿尼卡来住，我们可以盖砖房的。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就可以在这里盖一栋别墅。”
“我不要别墅，我就要土基房。”
不远处的地埂上，看热闹的人们来来去去，我伯伯无数次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重复着那句话。而我，不光手上的疼痛未消，还感受到了某种羞辱。面对一个疯疯癫癫的父亲，我能怎样？知情者，觉得我是在陪父亲。不知情者，可能会觉得我也疯了。我就这么坐在地里，看他干活到天黑。
随着黑夜一起来的，是巫师。一个脸像黑夜一样的高个子老人。我伯伯一家把他当神仙一样尊重。就连他骑的那匹红马，吃的也是玉米粥。他的目光如隼，让我父亲低下头，不由得战栗。陈阿姨介绍情况，巫师默默听着。他随身背着的羊皮筒包里，露出一段黑黢黢的东西，似蹄似刀。巫师进门，必定有一只羊要归西。当羊头摆上供桌，巫师开始念起咒念经。我父亲依然瑟瑟发抖。那些我们听不懂的经文，像烧过的纸钱纷飞而至，在我们耳旁绕一圈，消失不见。后来，巫师干脆闭了嘴和眼，任凭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抖个不停。
“奇怪，”他颤声说，“为啥会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如果真如巫师所言，那我们的又一个希望破灭了。只有带他去省城看病了，我想。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请你再仔细看看，”我伯伯说，“按理说，缠着他的不止一个鬼，应该是三个，一大两小，两男一女。”
“没有。”巫师回答，“我必须停止我的诅咒，否则咒语就会回落到我身上。”
他站起身来，我伯伯请他到沙发上坐。而我父亲，双手双脚着地，在供桌前跪成一团。死去的羊龇牙咧嘴，但它的命并没有换来人心的安宁。无鬼可咒的巫师也有几分失落，他的手里端着酒杯，每一口酒都喝得意味深长。然后，我听到伯伯这个一生跟庄稼打交道的人，对一生跟鬼神打交道的巫师提了一个问题。
“做鬼的时间久了，会不会隐身？”
巫师摇摇头，目光注视着缩成一团的我父亲，陷入了沉思。好半晌，他终于回过神来，一口喝了杯中酒。
“也许确实有鬼，但不是我能驱的，”他说，“这个鬼，不在阴间，而是在他心里。”
啊！我父亲听闻此言，大叫着从地上弹跳而起。他双手护住脑袋，围着供桌转了起来，嘴里大喊：“把我的命拿走吧。老天爷，求你了。”
巫师见状，也不惊慌，反手从腰间抽出一支墓碑样的令牌，往桌上一拍，我父亲立刻定住了。
“一个心里有鬼的人，死后也一定是鬼，遭人驱逐，被人诅咒。”巫师说。
“有禳解的办法吗？”我伯伯问。
“只能靠他自己了。”巫师说。
他拒收了我们奉上的红包，只带走一只羊腿，和他的红马一起遁入黑夜。如梦初醒。我父亲从地上起身时，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他坐了不到一分钟就躺下了。
“再玩两天，我们就回去吧，”我说，“先回热水，然后去省城找最好的医院治疗。”
“我哪里都不去，”我父亲说，“我回到这里，就没想过要离开。”
他硬邦邦地丢出这句话，硌得我胸口疼。而当这疼痛消失，随之涌起的是惊讶。他不会是玩真的吧？如果他留下，我就得奔走于阿尼卡和固纳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词，穿梭。如果这样，我就得变成一只梭子。
可我父亲才不管这些呢，他站起身，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卧室里传来歌声。堂屋里的我们相互看，并没人说话。一曲唱罢，他又拉起了二胡。前几天我留意过那把二胡，它挂在墙上，落满了灰尘。
“他是阿尼卡二胡拉得最好的人。”伯伯说。
而我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现在，我身处一团迷雾中。这迷雾让我害怕。见我没接话，伯伯便看了看黢黑的门外。
“睡吧，”他说，“天要阴了。”
我这才发觉，外面起风了。寒风推着门，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父亲已经睡着了，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可我难以入眠。寒风在院子里横行，尚未来得及收捡起来的脸盆滚动起来，发出咣咣声。电线呜咽。一只老鼠不时伸出爪子，挠一个老旧的柜子，但这柜子太厚，耗尽了它的耐心。后来，老鼠穿过卧室，从门下面的洞里钻了出去。
有一阵子，我从床上翻身坐起。借助院里忘记关闭的路灯光，观察起我那沉睡的父亲。他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姿势，侧身，蜷曲，以手为枕，看不清面庞。这是，我的父亲，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老去——前面有死亡候着，后面有罪过追着。在那个夜晚，我在回忆中睡了过去。回忆汹涌澎湃，像是在搅动一杯浑浊的水，澄清之时，天亮了。从第一缕光从窗户里挤进来，我做出一个决定：陪着他，任由他。他多可怜。如果我是他，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这样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