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卡的人说阿隆索哑了。每当我听到这话，就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我的哥哥不是哑巴，他只是不想跟你们说话。我这么说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就由虚伪的同情变成了愤怒。
“他凭什么不跟我们说话？”他们问。
“那你去问他啊。”我说。
“没啥好问的。不说话，那就是哑巴。”
“不说话，比说谎话、废话和害人的话要好。”
于是，人们怀着某种复杂的感情把阿隆索当成了一个哑巴。他们对他抱以同情的目光，并且把他当成一团空气，从不对他回避任何秘密的话题。
阿隆索以沉默对抗着他因沉默带给这个世界的不适。在课堂上，他默默拿出课本和纸笔，和大家一起认真听课，记笔记，写作业。但凡有需要发声的时候，他就紧闭着嘴。他再也没有完成过朗读和背诵。他的老师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用竹枝、书、巴掌、拳头打他，不管怎样，阿隆索都不吭一声，也不躲闪。老师败下阵来，他终于承认，体罚并非无坚不摧。遇见阿隆索这样的学生，别说是人，就是雷公电母，估计也难以让他开口。
一个同学突然沉默了，但他并没有真哑。学生们并不相信一个原本如喜鹊般吵闹的同龄人能够把话语全部扼杀在肚子里。他们千方百计想让阿隆索开口。他们将一条死蛇装进阿隆索的书包。他们把图钉放在阿隆索的凳子上。他们将他的笔藏起来。还有人走路时故意踩他的鞋后跟，在他胸前打一拳，莫名其妙地骂他。玩老鹰捉小鸡时把他当小鸡，其他人全是老鹰，他们捉住他的头发双手和双脚，像是要将他大卸八块。
但是，阿隆索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那段时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木棒驱赶那些欺负阿隆索的人。除了上课的时候，我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令我担忧的倒不是自己每天要像小辣椒似的盯着那些欺负阿隆索的人，而是他的未来。自从他沉默以后，走路轻飘飘的，像个纸人。他已经不再奔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仿佛在他的世界里，随时都是狂风肆虐。他像一只风筝，不时飘向某个世界，而我们是他的线。有时候，将他拉扯回来时，他的脸上明显不高兴，甚至是痛苦万分。
痛苦的还有我父母。像是他们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彩色肥皂泡里，而它某天突然就在阳光下破灭了。那种怅然，那种不甘，可以想象。他们甚至想到了一个主意，在他睡着后，突然叫醒他，跟他说话。他们以为，阿隆索从沉睡中醒来的第一瞬间，会忘记自己的沉默。结果当然是我的父母失败了。这失败让他们彻底接受了阿隆索不再说话这一事实。
成绩揭晓的那日，我父母比我想象的要平静。为了这一天，他们等待已久。我父亲杀了一只鸡，买了一瓶酒。吃饭时他给我和阿隆索各倒了一杯酒。
“喝了吧，”他对阿隆索说，“喝了这杯，你就是个农民了。”
阿隆索喝了酒，面红耳赤，但他表情平静，丝毫不为自己落榜而悲伤。
“你也喝一杯，阿隆嘎，”我父亲朝我举起了杯，“我们家的未来。”
我母亲在一旁抹泪，被我父亲制止了。
“好啦好啦，”他说，“哑了一个，还有一个。”
“至少他还活着，”我父亲又说，“没有像别人家孩子那样被水冲走，或者死于痢疾。”
他说的是阿尼卡的另外两个小孩。他们均死于上学途中。他们的父母，有的疯癫了，有的离开了阿尼卡。如果这么对比，那阿隆索回家种地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锄头、镰刀、斧头泛着锋利的光芒，早已在等待。他十二岁的身体，已经勉强可以应付轻一些的农活。他将在乡村变声，长出胡子和鸟毛，梦遗，变成一个年轻的农民，娶一房媳妇，生几个孩子。这是绝大多数阿尼卡人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强求命运更多的垂怜。
对于上学改变命运这种事，相当于是去天上摘云朵。因为太难而显示出了过于浓重的命运色彩。最适合我们的，无非就是继承父辈的衣钵，在土地上像棵草似的活一辈子。那晚我们甚至搜肠刮肚地谈起有工作的种种弊端，比如只能生一个孩子和万一社会发生什么变化，吃亏的总是有文化的人。
临睡前，阿隆索从墙上取下书包，丢进火塘里烧了。没有一丝犹豫和惋惜。然后，他走出了家门。起初我们以为，他去外面撒尿。但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觉得事情不妙了。我和父母点亮火把和手电筒，从不同的方向寻找。我们不敢在夜晚的乡村扯开喉咙叫，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们走在玉米地边，空气里飘着玉米秆甜腻腻的气息。正是玉米灌浆的时候，玉米林里密不透风。
那时布谷鸟已经离开。这种鸟来去人间，据说不是靠自己的翅膀，而是由另一种鸟驮着飞。我们见过布谷鸟的坐骑，也是一种灰扑扑的鸟，飞起来时两个翅膀扇得像螺旋桨。
我们绕着屋子四周找了一圈，没有阿隆索的踪迹。于是我们回到家里，纷纷猜测他有可能去了哪里。我父亲认为他可能只是想去村里走走，因为他身上没钱，不可能离开阿尼卡。而我母亲则认为凭阿隆索这固执的性格，他完全有可能走路离开。我们就这样坐在火塘边，无奈、绝望、毫无底气地谈起阿隆索。我们试图猜测他的内心，但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一个沉默的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要不要去告诉别人？”我母亲问，“请人一起找找，如果晚了，他就走远了。”
“明早再说吧，”我父亲淡淡地说，“如果他要走，我们也留不住。”
阿隆索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已上床睡觉。父母从另一间屋里传出轰隆轰隆的谈话声，我听不太清，想必是关于阿隆索的。我仍然沉迷在家谱中。阿隆索带着一身露水和清风的气息，推门进来，钻进了被窝。我没问他干什么去了，因为问了他也不会说。我和阿隆索躺在床上，夏天的村庄湿漉漉的，连想象力都变得沉重。
接下来的日子三天两头下雨，墙根长出绿苔藓。我梦见那些苔藓疯狂蔓延，伸进屋子，裹住了我和阿隆索。我在夜里拼命蹬腿，醒过来，阿隆索的床上空无一人。我并没有立即叫出声来。我想他会回来的，像上次一样，在天亮之前。我拉灭了灯，躺在黑暗中，听风刮过夜晚，所有的叶子都是响动的翅膀。这些响动汇聚在一起，是一种无法分辨的惊悚。我甚至怀疑，某个早上醒来，村庄就被风吹得变了样。
阿隆索总在天亮之前回到床上。我已经习惯听他踮着脚进屋，像片轻薄的草纸落在床上。此后的每个夜晚，阿隆索都会出去。为了配合他外出，我甚至早早就钻进被窝，假装发出鼾声。待他出去后，我又一头扎进了家谱里。
家谱其实是种残酷的东西。看起来是纪念，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在时间面前的渺小。当然，这是我多年以后才悟出的道理。每个人都活了一生，但在家谱里的待遇却大不一样。有人只有短短几句话，无非是生卒年月，子孙姓名及去向。而有的人却在家谱里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被详细记录，甚至改编。所以，关于我爷爷阿拉洛的事，我是有几分不信的。
据家谱记载，我爷爷阿拉洛生于1920年。这个时间只对他有意义，对别人而言，就是一个数字。或许是因为疲于讲述和记录，阿隆索的记录自阿俄吉之后就变得简单、枯燥，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令人昏昏欲睡。直到阿拉洛这里，漫长的家族史里才又翻起了波浪。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原本执掌着那片土地生杀大权的土司，势力已大不如前。居住在方圆百里的各地方势力跃跃欲试，都想找机会将土司赶出这片土地，做这里的王。我爷爷在他二十岁那年拉起了队伍，驻扎在狮子崖上的狮子洞里。据说他的手下个个都是攀岩高手，腰间插两把匕首，近能杀敌，远能飞掷，攀岩时插于岩缝间，如履平地。他们在狮子崖和豹子崖顶筑了碉堡，遥相呼应，黑洞洞的小窗里是黑洞洞的枪口。
我爷爷阿拉洛只活了36岁。他短暂的一生刚好处于风口浪尖，世界像个万花筒。在阿尼卡方圆百里的深山里，杀戮和阴谋从未停止。罂粟带来了巨大的利润，银子水一般地流进人们的腰包里。当然，很大一部分银钱换成了枪支。奄奄一息的土司，已经连续三年未向北京进贡马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应该将骏马献给谁。他们早已失去了来自官方的保护。1948年，最后一任土司被地方势力包围，激战了三天三夜后，一家大小二十六口人被活捉。在如何处理土司一家的问题上，阿拉洛和其他家支头领发生了分歧。阿拉洛的意思是放，别人的意思是杀。
“虽然他不算是一代好土司，但他的家人是无辜的。”阿拉洛说，“杀人一时痛快，但沾在手上的血却是一辈子洗不掉。”
“阿拉洛，你手上的血还少吗？”
“他们是该死之人。”阿拉洛说，“而不是被绑起来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别忘了我们联合之初的约定，”有头领警告阿拉洛，“现在刚打赢，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了。”
“我跟你们做个交易吧，”阿拉洛说，“我愿意拿我该分到的土地来换他们。”
头领们做了短暂的思考后，同意了。他们打赢了仗，即将瓜分原本属于土司的土地。他们原本想的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是，谁也要给阿拉洛几分面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头领哈哈大笑，“阿拉洛的心比我们大，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比奴役旧土司更有面子了。”
阿拉洛也哈哈大笑。他亲自给土司及其家眷松绑，护送他们离开。禄氏土司在这片土地上长达百年的统治宣布结束。
家谱里如此记录阿拉洛和土司的告别：阿拉洛和他带的兵送土司一家到狮子崖，由此出石门关外。那一直沉默的土司终于开了口。他说，今天，你救了我们二十六条命，加上从前我家欠你家的两条命，一共是二十八条。这命债，我们是还不上了。所以，只能受我们二十八拜。那土司刚想下拜，便被阿拉洛架住了。
“你是土司，我是土匪。”阿拉洛说，“我联合各家支打垮了你，如今又放了你们，我们两清了。”
那土司羞愧难当，对家人做了一番交代后，乘人不备，纵身跳下了狮子崖。阿拉洛为失败的土司立的碑，如今还在阿尼卡的后山上，后人称那座碑为官坟。
没有了土司，那片土地比以往更乱。各家支之间的联合与分裂，朋友与冤家，瞬息万变。谁的势力大，谁就可以抢到更多的土地与家奴，种植更多的罂粟，换得更多的银两，装备更好的枪支，养更多的兄弟。
就在各家支间混战不已的时候，阿拉洛突然宣布解散了自己的队伍，并将土地均分给手下兄弟。
“你们回家吧，”他说，“别再打杀了，回去种地，但地里不能种罂粟。”
手下兄弟不解，久久不愿离去。凭阿拉洛当时的实力，他很有可能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这队伍早晚是要解散的。”阿拉洛说，“我不想像土司一样打到最后只剩家人。”
阿拉洛回到了阿尼卡，那里还有祖辈开垦出来的土地。他带领家人在地里种上苦荞、玉米和洋芋。他每年秋天开始酿酒，够喝一整年即可。他不再过问这片土地上的打杀，饲养马匹和牛羊，把它们都当成了手下的兵。阿拉洛的牛马膘肥体壮，羊群满山，它们在领头牛羊的带领下和狼作战，牺牲了一头耕牛。阿拉洛埋了牛，追封它为牛王，那地方现在叫牛王坟。
阿尼卡的人说，阿拉洛的内心养着老虎，但是，他活活将自己变成了一只绵羊。绵羊阿拉洛早晨打开圈门，他的牛羊像训练有素的士兵，瞬间铺满绿色的山野。
所以，阿尼卡的人说，如果阿拉洛闯过了36岁，那他一定是个好石匠。但是他没有闯过，至少36岁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父母一直不让我们靠近阿尼卡磨房的原因。我以为只是不准我们接触哑巴萧大脚和他的哑女萧声声。其实不是。那磨房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它最初的功能不是磨房，而是牛圈。后来成为阿拉洛的牢房。
他们问他，当年你们做土匪，手下兄弟都有谁？
阿拉洛说，没有，就我一个。
他们笑了起来，皮鞭抽在他已经花朵般绽开的肉上，烈酒浇在他身上。没有人听见阿拉洛哭喊，只听见鞭子凌空劈下的声音。他们抽了他三天三夜，累了，就换一拨人。但阿拉洛的心比他的身子骨还要硬。鞭子抽在他身上，他只是抬眼看着行凶者。那眼神里却没有恨意，只有同情和无奈。
“当年除了你，还有谁是土匪？”
“只有我一个。”
“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他们。”
“你们累了，喝口酒吧，”阿拉洛说，“土匪只有我一个，他们都是庄稼人。”
那些行凶者，是阿尼卡人，他们是阿拉洛的邻居、亲戚、朋友、仇人，是曾经的土匪、土司的兵丁、行刑人、师爷、烟鬼、奴隶贩子，当然，也有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魔鬼们最后败下阵来，将阿拉洛关起来，除了水以外，不给他任何吃的。
正是水救了阿拉洛的命。
当人们发现送进磨房的水三天后仍在时，他们以为阿拉洛死了。上午的阳光从那个刚好够一个人进出的洞里射进来，像张大笑着的嘴。阿拉洛跑了。人们猜测，他是用尿液浇湿墙壁，用十指一点点抠出一个洞。
跑了。人们长舒一口气。他们终于不再为这块硬骨头而烦心。毕竟，在阿尼卡，还有更多的人等着他们去追根究底。只是可怜了阿拉洛那些训练有素的牛羊。
它们全都死了。一天天死去，一天天减少。它们起初不是死于疾病或人为的屠杀，而是死于相互残杀。阿拉洛的牛羊在某一天突然发疯，它们先是相互攻击，牛角羊角落天飞。倒下的弱小者，被吃掉。最后，剩下最壮的牛和羊，终于变得像正常的牛和羊，却又死于屠刀下。
人们分食阿拉洛最强壮的牛羊时，拼命猜测他的去向。他们总有一种感觉，他没有走远，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看着他们，像一个痛苦万分的旁观者。这种感觉越发强烈，至少在此后的二十年，不时会有人说在某个地方看见阿拉洛。当然，这是假象。因为他们看见他出现的地方非常荒唐可笑，树梢、云上、床下、刀尖上、水里、火里、牛背上……到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起阿拉洛，不是遗忘，而是不敢提起。
我的父亲经历了艰苦的成长，做了一名魔帕。这个本该世袭而来的古老职业，后来简化成了经书诵读者。他做魔帕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借助某种神力寻找我爷爷的下落。
“他在一个洞里，”有次我父亲说，“这是我梦见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