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喉头滚动，浑浊的眼眶泛起血丝。
元朝市舶税收入最高时可达两百万万锭以上！
宋朝每年商税收入就达一千九百七十五万缗！
详细具体的数字摆在面前，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什么错误！
大明缺钱吗？
当然缺钱，而且一直缺钱！
否则老朱也不会穷到印宝钞、发国债了！
片板不得下海的诏令明明是为保大明长治久安，怎么反倒把金山银山拒之门外？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这个曾以铁血手腕荡平天下的帝王，此刻竟在这四个字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舅爷，其实我一直很想问您。”李骜小心翼翼地询问道:“为啥要推行海禁国策啊？难道是因为张方余孽吗？”
张方，即张士诚与方国珍，这两位元末枭雄均出身沿海私盐贩子。
在元朝统治风雨飘摇之际，他们凭借私盐贸易积累的巨额财富，迅速招募乡勇、组建武装，摇身一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
方国珍盘踞浙东沿海，以庆元为核心，掌控着浙东沿海的贸易航道；张士诚则占据苏浙膏腴之地，坐拥平江等繁华城池，凭借盐利广纳贤才、扩充军备，二人皆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强。
然而，在老朱强势崛起的大势面前，这两位军阀头子的命运急转直下。
朱元璋先于鄱阳湖之战大破陈友谅六十万水师，奠定南方霸主地位；随后挥师东进，历时十个月围困平江，迫使张士诚兵败被俘；方国珍面对朱元璋的强大攻势，最终选择归降，南方遂告统一。
张士诚与方国珍覆灭后，其麾下众多惯于海上谋利的部属不愿归降。这些人凭借对沿海地形的熟悉，逃往海外占据岛屿，化身海匪流寇，频繁袭扰沿海州县。
与此同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战败的武士与浪人组成倭寇集团，勾结中国沿海不法之徒，频繁劫掠韩国与大明沿海。
为彻底根除沿海军阀余党与倭寇滋扰，稳固新生的大明政权，朱元璋于洪武四年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将沿海居民内迁，并加强海防建设，以断绝海匪与倭寇的物资补给。
这一政策虽在短期内稳定了沿海局势，却也为日后的倭患与走私问题埋下隐患。
李骜话音未落，朱元璋便沉下脸。
案头摊开的海防图上，浙东与苏松府密密麻麻插满小红旗，像极了当年陈友谅战船的帆影。
“你小子当禁海是儿戏吗？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老朱叹了口气，道:“张士诚余党盘踞舟山群岛，方国珍旧部扎根澎湖列岛，这些亡命之徒握着二十年前的海图，刀锋比倭寇的倭刀更毒！”
“一旦开海，苏杭的盐商大族必然暗通匪寇，到时候江浙赋税之地乱作一团，我大明根基都要动摇！”
“如果江南士绅跟这些余孽勾结到了一起，那江浙一带不是全都乱套了吗？”
顿了顿，老朱又补充道:“漠北蒙古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比起这些随时能南下叩关的鞑子，海匪不过是疥癣之疾。待朕扫平北元，再腾出手收拾这些跳梁小丑！”
说这话的时候，老朱也勾起了回忆。
方国珍的海船满载私盐在甬江口穿梭，张士诚的商船从平江港扬帆时扬起的白帆遮天蔽日，那些曾让他在龙湾之战、平江围城吃尽苦头的势力，即便覆灭多年，残部仍如附骨之疽盘踞海上。
可北元未灭，若放任海疆不宁，江南赋税重地随时可能因张方余孽死灰复燃而陷入动荡，那可是支撑着北伐大军粮草军械的命脉所在！
开放海禁？谈何容易！
商船往来间，谁能保证不会混进倭寇的细作、北元的密探？
那些江南大族本就对重农抑商心怀不满，若再给他们勾结海匪的机会，朝堂上恐怕又要掀起惊涛骇浪。
再加上有人推波助澜，所以老朱才直接定下了海禁国策。
听到这话，李骜也反驳不了。
自洪武四年颁布海禁国策起，整个大明王朝的战略重心便始终锚定北疆。
在君臣眼中，盘踞草原的北元绝非寻常边患可比——这支曾统治中原近百年的游牧政权，虽被逐出大都，但仍保留着完整的官僚体系与军事建制，始终对汉地虎视眈眈。
他们以元朝正统自居，携残元势力退往漠北后，仍在和林一带维持政权，妄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为彻底根除这一心腹大患，朱元璋自洪武三年起，便接连发动八次大规模北征，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开国名将轮番挂帅，率领精锐骑兵深入漠北。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出塞，于捕鱼儿海大破北元主力，缴获金银牲畜无数，北元小朝廷近乎覆灭，此役不仅重创北元军事力量，更摧毁其政治根基，脱古思帖木儿汗在逃亡途中被部将缢杀，北元国号随之废除，庞大的蒙古帝国自此分崩离析。
此后数十年间，草原各部陷入无休止的内斗。曾经威震欧亚的蒙古铁骑，在大明的持续打击下，从逐鹿中原的劲敌，沦为零星劫掠边境的流寇。
到洪武末年，残存势力已无力维系“北元”名号，重新恢复“蒙古”旧称。
而辽东的纳哈出部，作为北元在东北的最后据点，拥兵二十万盘踞金山，成为朱元璋统一进程中的最后阻碍。
相较之下，沿海的倭寇之乱虽屡禁不止，却始终被视作疥癣之疾。
自洪武年间起，大明便在沿海构筑起严密的备倭体系，卫所、巡检司星罗棋布，战船巡弋于近海。
即便偶有倭患，亦难动摇国本。
在朱元璋乃至后世君臣的战略考量中，唯有彻底荡平北元残余，方能确保大明江山长治久安。
可是问题在于，大明这战略，就注定富不起来啊！
你跟北元那群鞑子死磕干什么？
朱元璋倾尽国力八次北征，每次出征需征调数十万兵力，粮草辎重从江南经千里漕运北运，耗费的不仅是户部银库的真金白银，更将大量青壮劳动力束缚在军屯与运输线上。
即便有时候能够缴获牲畜珍宝，扣除转运损耗与赏赐功臣，真正充实国库的寥寥无几。
此外漠北草原无法耕种，占领土地亦难有效治理，北元残余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战事一旦重燃，所有投入便如泥牛入海。
打了北元对大明而言，没有任何收益，反倒是自己要倒贴钱粮！
反观东南沿海，张士诚、方国珍余部虽盘踞海岛，但这些海上势力恰恰掌控着东亚最繁忙的贸易航线。
若能剿灭海匪，重开商路，大明不仅能获得巨额关税，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远销海外，更可带动江南纺织、制瓷等产业繁荣，形成稳定税源。
沿海卫所的军饷可从商税中支取，减轻内地赋税压力，形成“以海养兵，以商富国”的良性循环。
只要剿灭这些张方余孽，大明朝廷就能够开展海洋贸易，从而富起来！
这二者一对比之下，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舅爷，您这就是想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