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万两！
大明王朝两年半的财政总收入！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却夸下海口，他只要一年时间！
老朱的呼吸越来越粗重，眼前仿佛已经看到无数艘海船扬帆出海，舱里堆满了水泥预制板和雪糖锦盒，回来时却载满金银粮食……那些曾经让他憋屈的海禁旧账，此刻在三千万两的进项面前，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五千万两……”老朱喃喃自语，指尖在案几上飞快地敲着，像是在计算这笔银子能办多少事——北伐的粮草能备足三年，黄河的堤坝能修到入海，太医院能添上百种药材，国子监能扩招上千学子……甚至还能给每个卫所都配上新式火器，让漠北的骑兵再也不敢踏过长城半步！
瞧见老朱很是意动，李骜抬眼看向老朱，语气诚恳：“舅爷，臣不是说要废海禁，而是想，与其让那些走私贩子赚黑心钱，中饱私囊，将本该归入国库的利得据为己有，还要耗费军力去清剿，徒增内耗，不如由朝廷亲自执掌此事。”
“咱们派水师精锐护着船队，既显朝廷威仪，又能确保货物与人员安全，带着雪糖、水泥、瓷器这些咱们独有的好物出去。远的地方暂且不论，先聚焦东海的倭国与韩国——倭国贵族追捧华物，对精致瓷器、雪白砂糖需求甚殷，其境内银矿丰富，可用白银交易；韩国国力有限，其城池修缮、宫殿维护急需坚固水泥，且盛产良马，正好可与咱们交换。”
“如此一来，既能掐断倭寇与走私犯赖以为生的财路，让他们无利可图，自然难以聚集势力为祸沿海；二来朝廷能通过正规贸易再添一笔稳定进项，充实国库，用于军备、民生皆可。这般操作，既不违海禁之本意，又能化弊为利，实乃两全其美之法。”
李骜没有直接要求开海解禁，他太清楚老朱的性子——这位大明皇帝一生要强，最看重帝王的脸面与威严。
海禁是他亲手定下的国策，若是直接要求废除，无异于当众打他的脸，即便心里认同，面上也绝不会松口。
所以他绕了个弯子，只说“朝廷自己来做”，不提“解禁”二字，既给足了老朱台阶，又暗合了开海通商的实质。
毕竟，由朝廷主导的官方贸易，既维护了“国策未改”的体面，又能将走私贩子的利得收归国库，这般既顾全脸面又得实惠的法子，才最合老朱的心意。
历史上永乐皇帝不就是如此吗？
这位靠着靖难上位的藩王，登基后首要任务便是稳固统治、赢取合法性，既要安抚朝野质疑，又要推动国家发展，开海解禁成了绕不开的选择。
于是朱棣想出了由内廷主导的法子：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以官方名义开展贸易。
这般操作，既避开了“违背祖制”的非议——毕竟是以“宣示国威”“朝贡贸易”的名义进行，维护了皇权体面；又能通过船队带回的香料、珍宝充实国库，同时借助远洋航行彰显大明实力，震慑内外，一举多得。
这种由朝廷掌控的官方贸易，既达成了开海的实际效果，又照顾了帝王的颜面与统治需求，与李骜此刻提议的“朝廷主导、水师护航”思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朱棣能在有生之年创下诸多伟业——五次御驾亲征北伐，将北漠残部驱至漠北深处，稳固了北疆；集天下典籍编纂《永乐大典》，留存无数文化瑰宝；疏浚淤塞的南北大运河，打通南北漕运命脉；力排众议迁都北平，奠定“天子守国门”的格局……这每一项大工程，背后都是天文数字的耗费。
单说五次北伐，每次调动数十万大军，粮草转运、军械制备、军饷发放，哪一样不烧银子？
《永乐大典》召集三千文士，耗时数年才成书，光是笔墨纸砚、工匠酬劳就耗资巨万；迁都北平更是动用百万民夫，营建宫殿、修缮城墙，耗费钱粮难以计数。
这些开销若只靠国库常规税收，早已难以为继。而郑和下西洋的海贸利润，恰恰成了支撑这一切的关键。
船队带回的胡椒、苏木、象牙、宝石，不仅充盈了内帑，更能通过官方专卖转化为巨额现银，填补各项工程的缺口。
可以说，正是海贸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益，让朱棣既能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又不至于过度盘剥百姓，才得以在史书上留下“文治武功”的永乐大帝之名。
若非如此，以他这般大兴土木、连年用兵的规模，恐怕早已重蹈隋炀帝杨广的覆辙——因耗尽民力、国库空虚而引发动荡，落得个身死国乱的结局。
朱棣的精明之处，就在于用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将“面子”（宣示国威）与“里子”（赚取利润）牢牢抓在手中，既撑住了帝王的威仪，又为帝国的运转注入了活水。
这与李骜此刻提议的官方海外贸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用实业与贸易的收益，支撑起国家发展的宏大蓝图。
毕竟实业局如今正隶属于内廷麾下，其收益也直接归入内帑，不经过外廷户部的手。
这便与永乐年间郑和船队的模式如出一辙——避开外廷可能的掣肘，将贸易利润牢牢掌控在皇权直接管辖的范围内。
李骜此刻的盘算，正是借鉴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思路：以官方力量主导海洋贸易，依托实业局已有的雪糖、水泥等产业基础，带动瓷器、丝绸等传统商品出海，用海外的白银、物资反哺国内。
如此一来，既能通过贸易赚取的利润充实内帑，为朝廷的各项举措提供财力支撑，又能顺势拉动江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发展——水泥厂需要更多工匠烧制，雪糖厂要扩大甘蔗、甜菜种植，瓷器、丝绸的需求增长会催生更多作坊，进而带动运输、采矿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由内廷主导、以利促兴的模式，既能绕开外廷对“开海”的固有阻力，又能实实在在推动大明走向海洋，让海洋贸易成为撬动国内经济转型的杠杆，为工商业的崛起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朱与朱棣虽同为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骨子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
朱棣自小随父征战，成年后镇守北平，常年与北漠部落交锋，又经靖难之役夺得帝位，一生都在“开拓”与“博弈”中度过——他敢将都城迁至边陲北平，敢派船队远涉重洋，骨子里带着一股“险中求胜”的冒险精神，对未知的疆域与贸易机会有着天然的好奇与魄力。
老朱却截然不同。他起于微末，自幼在田间地头尝尽疾苦，对土地有着近乎本能的依赖与信任。
“男耕女织，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小农思想，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认知里——在他看来，百姓守着土地耕作，朝廷收足田赋，便是天下安稳的根基；至于海外贸易，在他眼中更像是“舍本逐末”的投机，既不如土地产出踏实，又容易引来倭寇、海盗等祸端，徒增烦扰。
更遑论他骨子里的“中国式宗主观”：天下万物皆应围绕皇权运转，海外蛮夷若非前来朝贡，便无交往的必要。
他始终觉得，大明地大物博，丝绸、瓷器、粮食样样不缺，犯不着冒险与海外互通有无，万一因此引发沿海动荡，反倒得不偿失。
这种根植于底层经历的保守与谨慎，让他即便看到海贸的利润，也始终在“迈出第一步”前犹豫不决。
朱棣敢赌，敢用船队的帆影丈量世界；老朱却更愿守，守着已有的疆土与秩序，生怕一步踏错，便毁了来之不易的安稳。
这便是两人最本质的区别：朱棣是“破局者”，信奉“以攻为守”；老朱是“守成者”，更重“固本培元”。
也正因如此，李骜想要说动老朱走向海洋，光靠言语还不够，必须先用可观的利润解开他心中那道“小农思想”与“宗主观”筑起的枷锁。
年利五千万！
这个诱惑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