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内，热火朝天。
太子标只觉太阳穴突突直跳，喉间像塞着一团浸透冷水的棉絮，沉重得难以喘息。
李骜的每一句话都似裹挟着千钧之力，重重砸在他自幼构筑的认知壁垒上。
二十余载研习的《周礼》《通鉴》里，治国之道从来高悬于庙堂之上，藏在“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宏大叙事中，如今却被拆解成工坊里的工钱、窑炉中的水泥，这般具体而微的民生图景。
国库充盈与百姓富足的双赢局面，像一柄锋利的凿子，凿开了传统治国理论的裂缝。
他反复咀嚼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便是治国之道”这句话，粗粝直白的表述虽不及儒家典籍的辞藻华美，却字字带着泥土的温度。
眼前的水泥工厂便是最鲜活的例证——三千工人的工牌整齐挂在厂门，背后是三千户人家升起的炊烟，这远比经筵上引经据典的高谈阔论更具震撼力。
理智告诉他，这套“实业兴邦”的理论暗合天道，可多年浸淫的儒家礼法又在心底发出警示。
他隐约察觉到李骜学说中颠覆传统的锋芒——当治国重心从“修齐治平”的道德约束，转向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意味着要打破士大夫阶层垄断的话语权，重塑君臣民三者的关系。
这种动摇根基的变革，远比任何军事征伐都更惊心动魄。
好在朱标终究不是腐儒，自小便跟随朱元璋经历战火淬炼，在政务历练中养成的务实天性，让他无法对水泥工厂带来的切实改变视而不见。
他的困惑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对错，而在于如何将这套前所未有的治国方略，与维系王朝正统的儒家体系相融合，既要让百姓得享实惠，又要稳固大明江山的千秋基业。
这份矛盾与挣扎，像一团乱麻缠绕在心头，越理越觉前路迷雾重重。
“李骜，孤很困惑！”
太子标陡然抬头，神情痛苦地看向李骜。
说实话，这种被人猛砸思想钢印的滋味，确实很不好受。
毕竟是二十余年根深蒂固的认知体系，此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崩塌与重构。
儒家经典构筑的治国框架，在李骜这“经济治国”的理论冲击下摇摇欲坠，就像一座被白蚁蛀空的巍巍巨厦，李骜每砸一下，巨厦都会裂开缝隙，而每一道裂痕都伴随着难以言说的阵痛。
可朱标心里面又清楚，李骜所描绘的图景，绝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对整个王朝治理逻辑的颠覆。
当“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被撼动，当"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遭遇挑战，不仅关乎治国方略的转变，更牵扯到士林阶层的话语权、勋贵集团的利益格局。
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一旦推行，必将引发朝堂内外的惊涛骇浪。
更让他煎熬的是，自己作为储君，肩负着承继大统、延续国祚的重任。
若因循守旧，百姓困苦难以根除；若贸然革新，又恐动摇国本。
这份进退维谷的艰难抉择，如同重锤反复敲击着他的心脏，既渴望抓住这缕照亮治国迷局的曙光，又惧怕踏入未知变革的深渊。
思想深处的天人交战，远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令人窒息。
李骜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抓住了太子标的肩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就比如说我，先前不过是个佃户，殿下可知佃户人家的日子？”
听到这话，朱标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他即便参加过耕藉田，不过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春种时全家老小跪在泥地里插秧，手指被秧苗划得鲜血淋漓；秋收时若遇暴雨，便要冒死抢收，稍有迟滞便是颗粒无收。”
李骜的声音低沉沙哑，“对我们而言，什么圣人之道、朝堂风云，都不如谷仓里多囤两石糙米实在。”
“就单说我自己，从前在田垄间劳作时，每天睁眼想的是能不能多挣半升口粮，能不能攒钱给老爹抓副药。逢年过节孩子们眼巴巴望着邻家的新衣，我却连块粗布都买不起。这种时候，谁当皇帝、谁主政都不过是天边的云，只有锅里的饭、身上的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命。当百姓连温饱都成奢望，再华丽的道德教化，也不过是画在墙上的饼。”
朱标侧着头，喉结无声滚动，心底翻涌的情绪如同惊涛骇浪。
往日讲学，文臣们引经据典阐述的“克己复礼”、“仁政爱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治国箴言，此刻竟像褪色的绢画般失去光泽。
取而代之的，是李骜勾勒的鲜活图景——佝偻着脊背插秧的农人、暴雨中抢收稻谷的身影、孩童攥着补丁衣料的小手，这些细节如烙铁般灼刻在他心头。
李骜佃户之子的出身，恰如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压垮了最后一丝怀疑。
满朝公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长于锦绣堆中，即便心怀苍生，所见所闻也不过是奏折上的数字、文人笔下的春秋。
而李骜从泥土里摸爬滚打而来，亲历过佃户交租时的颤抖、青黄不接时的绝望，这份浸透血泪的切肤之痛，让他的每句话都带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朱标突然意识到，或许真正的治国之道，从来不在华丽辞藻堆砌的奏章里，而藏在万千百姓真实的生活褶皱中。
就比如，李骜此刻说的这些，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
李骜看向朱标，笑着说出了答案。
“殿下，治国之道归根到底，在于让每一个百姓都能活得踏实。”
“这‘百姓’二字，不该只停留在士大夫的章句之间，更要囊括泥腿子的农夫、抡铁锤的匠人、戍边的军户。他们就像江河湖海的水滴，汇聚起来能托着王朝的巨舟破浪前行，一旦翻涌也足以将其倾覆。”
李骜攥紧拳头，声音越发铿锵有力，“圣人说‘民为邦本’，可若连饭都吃不饱，再高尚的仁德教化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治国并非只有一条路。儒生倡导的仁义道德，是润泽人心的春雨；但从经济着眼，盘活市井百业、充盈百姓钱袋，何尝不是另一种‘仁政’？”
“工坊多开一座，就能少些饿殍；商路拓宽一尺，便能多些生计。当百姓手中有了余粮，家中升起炊烟，自然会从心底拥护朝廷。这不是比空喊‘以德治国’更实在的长治久安之道吗？”
太子标猛地抬起头，眼中泛起从未有过的清亮光芒。
李骜掷地有声的论断，恰似一柄巧匠锻造的钥匙，精准嵌入他思维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铜锁。
二十余载浸淫的经史子集里，治国之术始终围绕着君臣纲常、仁义教化展开，他从未想过，原来民生福祉的密码，竟藏在市井街巷的货物流通、工坊窑炉的烟火蒸腾之中。
那些萦绕在心头的难题——边关军饷的筹措、灾年赈济的困窘、流民安置的棘手——此刻突然有了全新的解题方向。
当“经济”二字从被轻视的末流之术，跃升为治国安邦的关键枢纽，他惊觉盘活银钱流转、提振百业兴盛，远比单纯强调道德感化更能直击民生痛点。
这种颠覆性的认知冲击，让他既震撼于理论的精妙，又隐隐窥见了通往盛世的崭新路径。
太子标有些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实业兴邦！
藏富于民！
这或许真能缔造出一个盛世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