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记得：我是非常不错的人。在认真生活的过程中，虽然受过伤，经历过矛盾，但我既有正视一切的勇气，也有治愈自己的能力。
所谓精神变态的困境
每当我在飞溅着血迹的案发现场见过被害人的惨象，或结束与被捕嫌疑人的谈话后，走在回家路上，内心总不免要产生无数的疑问。一个人怎么能把另一个大活人害得如此凄惨？每当这时，我总会思绪万千、心乱如麻，不住地思考：“罪犯究竟是后期形成还是生来如此？”“究竟为何会做出杀人这样极端的选择？当时的状况真的无法避免吗？”“连环强奸杀人犯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些问题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在我心头挥之不去。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不让自己在工作以外的场所思考这些问题，然而源源不断的问题还是让我不禁回想起谈话的场景。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罪犯，有人在杀害了14名女性后还能把恶行统统抛之脑后，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有人为独占母亲的财产，不惜与配偶联手杀害自己的母亲和大哥，随后还报警假称失踪；还有人用杀鸡般的手法残忍地在家中杀害双亲，事后最担心的竟是不知该怎么处理刚开通的手机；更有甚者，满嘴胡言乱语，硬说感觉邻居家里满是水虱，而且这些虫子马上就会来杀掉自己，最后为了保全自己选择杀死同住的亲生母亲……罪犯的类型数不胜数，我的烦恼也是如此。
涉及钱财或仇怨的杀人案，看似千篇一律，但每每遇到儿童、女性和老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成为被害人，我都会痛心地沉默许久。这些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都无力反抗，就在恐惧中死亡。我的疑问无人能给予解答，只能自己思索。我有时甚至理不出头绪，不知该对即将会面的犯案人员说些什么。我是谁，他们又是谁……这些想法想不通、理还乱。
每当遇到已被判定为精神变态的连环杀人犯、连环强奸犯或恋童癖的嫌疑人时，我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总会视他们为彻头彻尾的魔鬼，搞得整个人神经都非常紧绷，有时甚至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但实际上，我遇到的罪犯更多的是让人想不通他们究竟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是什么让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人不管不顾地行凶，犯下罪过。
时常有人问我，见过这么多媒体报道的凶恶罪犯，有没有想过究竟人为何物？这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解释，尽管大部分的犯罪之人都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但被划分为精神变态的只是极少数。于我而言，我看待精神变态型罪犯和其他罪犯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存在精神变态吗
被划分为精神变态的罪犯可谓是真正的怪胎，或者说是披着人皮的恶魔，我绝不愿用任何正向的词汇来描述他们。近期才彻底破获的“华城连环杀人案”[
华城连环杀人案：前文提到的“李春才连环杀人案”，发生在1986年至1991年间的韩国京畿道华城一带，共有10名女性遭到先奸后杀，警方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使其成为韩国重大刑事案件史上最恶劣的悬案。2019年9月，已在狱中服刑的无期徒刑犯李春才被锁定为此案嫌疑人，且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桩悬案才得以真相大白。——译者注
]中，嫌疑人杀害了自己的妻妹，但时至今日还在牢狱中埋怨着自己的前妻，毫不掩饰其内心的遗憾：“但凡那老娘们儿没离家出走，我就不会被抓，还能再奸杀掉几个人。”被问及印象最深的被害人是谁时，他还一边反复回味着她们痛苦死去时的场景，一边胡言乱语道：“我觉得她们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啊。”犯罪侧写师面带微笑地坐在他面前谈话，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感觉你们好像也对我有好感。”正常来说，即便是瞬间爆发的情绪失控导致其实施犯罪，只要还是人，事后都会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被害人表达歉疚，但从他身上却难以瞥见一丝一毫的反省或悔意。因此，我非常不想把他看作是人类。
为借嫌疑人之口了解完整的犯罪经过，桩桩件件地揭露还原具体真相，为被害人申冤，犯罪侧写师必须认真倾听嫌疑人那些前言不搭后语、常人难以理解的故事，并最终让他们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惩罚。我清楚地知道，罪与人应分开看待。大部分情况下，我确实也尽力做到了，但每当我和精神变态谈完话，很难不留下心理阴影。假如没有共事的同事，我怕是很难成功克服这一点。
不久前，我去看守所开展谈话，一位狱警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他问我有没有想象过狱警的生活，还告诉我，他们从不过问囚犯们都犯了什么罪。除非通过媒体报道偶然得知犯罪事实，但也绝不会再好奇或打探更多细节。因为一旦对罪犯的罪行有所了解，就会不自觉地厌弃这些人，继而很难再从事狱警的工作。只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让罪犯在狱中改过自新、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才能在这一行做得更久。
而犯罪侧写师恰恰是要千方百计地揭露真相，与狱警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但我却对他的话非常有共鸣，一旦得知其犯罪的具体内容，就很难以平常心面对服刑人员。为了解被害人的特点，我们有时也需要去拜访被害人的家人。这样一来，不仅是被害人的冤屈，被害人的家人正在经历的愤怒、怨恨和绝望之情，我们都要近距离地感受。无论再怎么努力地将案件和“我”隔离开来，被害人的痛苦还是会原原本本地传导到我身上，仿佛我也成了被害人的家属。这样的我实在难以客观对待那些毫无悔意、把犯案过程拿来当谈资炫耀的嫌疑人。
其实，对于如何改造这些完全无法共情被害人痛苦的人，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说如果他们还在狱中，那么在无法确定他们不会再次犯罪之前，万万不能批准其假释出狱。
不能放弃希望的人们
然而，我对那些非精神变态的嫌疑人则持有不同的想法。众所周知，纵使是一母同胞，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人生。通过查阅一些研究罪犯出生及成长背景、生活环境等课题的理论书籍可以发现，罪犯大多成长在不幸的环境中，有的在儿童期曾遭虐待，性格消沉，还存在潜在的心理压力。
2006年1月至今，我已见过300多名罪犯，其中不乏一些犯下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的人。由于犯罪侧写师见到的大部分都属于重大刑事犯，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眼中的“普通人”。他们都想倾诉自己的“苦衷”，我则负责侧耳倾听，即使经常听到完全不能理解的表述，也只能认真听下去，假装对无法共情的部分有所共鸣。有时我也会对在里面产生共鸣、出来又得出相反评价的自己感到陌生，或产生自我怀疑：再这样下去，我不会也成变态吧？
也有部分罪犯从一开始就对我表现出警惕和攻击性。有人死活不愿从拘留所出来，在里面固执地叫嚷着不需要什么谈话；也有人在拘留所里试图吞钉子自杀，又或者脱光衣服大闹现场。人们普遍认为，既然犯了错就该老实待着，但仍有犯下罪行的人不知错就改，任性妄为，一天到晚净琢磨着怎么能少受点刑罚，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反规定的事。
一些对现场状况毫不知情的人会指责警方过度执法或态度不端，这些指责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怀疑，他们在目睹罪犯的所作所为之后，这话还能否说得出口。每当看到惨死的被害人，我内心也很难克制对罪犯的责难。但真正到了谈话现场，坐在面前的又是看上去与我并无不同的人。作为犯罪侧写师，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哪里出生？由谁抚养长大？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兄弟姐妹关系是否融洽？父母是怎样的人？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平生搬过几次家？小学、初中或高中是否毕业？学生时期和同学们相处得如何？人们是如何评价你的？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做过哪些工作？异性关系如何？有无结婚经历？第一次性经历是和谁发生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住在哪里？是否有人同住？是否喜爱动物？有无虐待动物的经历？平时喜欢何种服饰或发型？最幸福的回忆是什么？最伤心或痛苦的瞬间是何时？做不做梦？眼下最担忧的事是什么？
就算与犯罪无关，这些问题也都要问一遍。这些看似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但罪犯给出的答案中却包含着大量与其相关的信息。大部分罪犯一边不解自己为什么会坐在侧写师的面前接受谈话，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个人经历。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犯罪这一步的。犯罪侧写师这个职业，职责是准确理解犯案人员的犯罪心理，挖掘作案动机，分析犯罪前、中、后的行为特点，积累数据以备后续发生类似案件可尽早破案。我学习过心理咨询和教育学，我认为犯罪侧写师的另一项目标是通过谈话，让犯案人员再多了解自己一点。
我希望能多给他们一些机会，让这些对自身缺乏审视的人周密细致地回顾自己走向犯罪的过往人生。有人在初次相见的人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说得涕泗横流；也有人即便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依然愿意承认自身罪行，把相关细节讲给我们听，谈话结束后不忘向我们道谢。谁能来理解他们呢？他们平生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有人乐意专门为他们抽出时间，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讲故事，即便他们是罪犯，仍对犯罪侧写师心怀谢意。
事情已经发生，人也已被逮捕，在这种状况下，罪犯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内心的矛盾，纠结究竟该交代到何种地步。为什么犯罪，和被害人的交往经历，都只有犯案人员自己知情。侦办人员根据已发生的案情进行询问，是否如实交代就在犯案人员的一念之间。一旦他们认为，有些细节即使仔细解释也并不会对自己的量刑产生影响，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逼自己想起那些不愿回忆的事了。
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与那些能够体察自己心意、轻松对话的对象多谈谈。我不禁想，那些犯下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大概也是相似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