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砚秋把那颗紫檀珠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公交站台的铁皮挡板边缘。珠子滚了半寸，停在一道锈痕前，像是走到了尽头。她没再看它，转身朝江边走去。天色灰亮，雨刚停，空气里浮着湿土味和远处工地的尘气。
墓园在江堤旧址旁，铁门没锁，吱呀一声被风推开。她沿着石板路往里走，鞋跟敲地的声音比平时慢。江彻站在一棵老樟树下，背对着她，手里捏着半截棒棒糖，糖纸被风吹得翻了两下。
“你来了。”他没回头，声音不像平时那样漫不经心。
她点点头，走到导师墓前。碑面干净，有人recently来过。她从风衣内袋抽出一张纸，是昨天例会上的签到表复印件，边角还沾着茶渍。她把它折成小方块，塞进花瓶底部的缝隙里。
“我以为你会直接回家。”江彻说。
“回家也睡不着。”她盯着碑上的名字，“钱茂才的佛珠断了，可我脑子里还是那句话——‘历史会记住您现在跪着的样子’。我当年说这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挺硬气。现在想想，有点像个傻子。”
江彻撕开新一根棒棒糖的包装，咔嗒一声咬断。“你老师要是听见，大概会笑你终于开窍了。”
她皱眉：“你什么意思？”
江彻没答，卷起左袖。一道旧疤横在小指外侧，发白，边缘不齐，像是被什么硬物猛地划开。他把手臂伸到她眼前。
“1998年7月13日凌晨两点四十分，我值班，接到调度去决口堤段。施工队要撤，群众不让，推搡中我被钢筋刮到。当时有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冲上来，手里抱着个文件箱，说‘数据不能丢’。我们拦他，他喊‘明天的孩子们怎么办’。那声音我记了二十年。”
齐砚秋盯着那道疤，喉咙动了一下。“那是他？”
“第二天凌晨三点二十七分，堤垮了。”江彻收回手，重新扣上袖扣，“七天后，他在办公室服药。遗书没写原因，只有一行字：‘若有人继续说真话，请告诉她，我不是白死的。’”
风从江面吹来，掀动碑前的塑料花。齐砚秋蹲下，手指抚过碑面“为人师表”四个字。她的指甲边缘有墨迹，是昨天划文件时蹭的。
“我一直以为……是他因为我揭发他造假，压力太大才……”她的声音低下去，“我以为是我把他逼死的。”
“他造假？”江彻冷笑一声，“他要是真造假，能拿到钱茂才批的施工令原件？能知道水泥标号被改了三个等级？他不是被你揭发倒台，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倒——用命倒。”
她猛地抬头。
“你老师三个月前就发现了堤基问题，报了三次预警，都被压下来。最后一次，他把证据寄给了省厅，附了封信，说‘如果没人管，我就用另一种方式让你们看见’。”江彻顿了顿，“你撕论文那天，他不是在生气。他是在笑。他说，终于有人不怕说错了。”
齐砚秋的手指抠进石缝。她想起导师最后看她的眼神——不是愤怒，是松了一口气。
“那晚他去堤上，不是为了拦施工队。”江彻说，“是为了留下最后一组数据。他带了防水文件袋，录了音，拍了照。洪水冲走他之前，他把东西塞进了观测井的检修口。三天后，我们在淤泥里找到了那个袋子。”
她闭上眼。耳边响起暴雨砸在井盖上的声音，污水灌进鼻腔的窒息感突然回来。她不是第一次梦见那个井，但这次，井底似乎有光。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她睁开眼。
“因为现在才有人真正听懂。”江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泛黄，边缘卷曲，“这是当晚他最后一次露脸的监控截图。背影，抱着文件箱，往堤上走。时间是凌晨两点五十一分。再过四十六分钟，堤垮了。”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旧夹克，肩膀微驼，左手拎着一个黑色箱子。齐砚秋伸手接过，指尖发抖。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没见过导师穿那件夹克——那是他特意换上的，为了不让人认出他是老师。
“你一直知道这些？”她问。
“我调过原始案卷，查过通话记录，翻过十七家建材厂的出货单。”江彻把棒棒糖棍子扔进垃圾桶，“我不是为了破案。我是想知道，一个人明知道会死，为什么还要往前走。”
齐砚秋站起身，把照片折好，放进风衣内袋。她摸到那支红笔，拔开笔帽，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2+2=4，不止是数字，是命。”
江彻看着她写完，没说话。
她合上本子，抬头看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斜照下来，落在碑顶积水上，折射出一道细光，像一把小刀贴着石面滑过。
“你接下来去哪？”江彻问。
“单位。”她说，“还有几份报表没核完。”
“赵德明今天没开会？”
“没开。”她顿了顿，“但他让我晚上回去一趟，说有文件要签。”
江彻盯着她看了两秒，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扔过来。“换过胎的那辆，后备箱有手电。别用办公室的灯。”
她接住钥匙，金属硌着掌心。
“你怕什么？”她问。
“我不怕。”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我怕你太不怕。”
风又起，吹动墓园门口的铁链。齐砚秋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钥匙，另一只手摸了摸风衣内袋里的照片。她转身往出口走，脚步比来时稳。
公交站台还在原地，紫檀珠不见了，可能是被清洁工扫走了。她没回头，穿过马路，走向单位方向。
天完全亮了。她走进发改委大楼侧门，刷卡，电梯灯亮起。她按下八楼，金属门缓缓合拢。
门缝只剩一掌宽时，她忽然伸手按住按钮，电梯停住。她从包里取出红笔，在手掌心写了个“4”。
电梯门重新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