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书文
贺书文在他还上托儿所的时候，就听家里大人讲，他因为贪玩，打翻了一盆滚烫的热水，热水浇到弟弟身上，烫伤了他的皮肤，也吓坏了他的胆子。
他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但听爸妈说多了，那幅画面仿佛被移植进了他的脑子，他能看到装热水的铁盆底部画了一朵大红牡丹，弟弟在被热水烫到之前，才把米缸里的水瓢扔向了地面。以至于多年后，他看到弟弟小腿后部褶皱的皮肤，还会心生愧疚。
爸妈说，弟弟在小时候——已经说不清是多小了，至少是还没被热水烫过的时候——十分活泼开朗，有一双葡萄样的大眼睛，白白胖胖的，就像年画里的福娃。
但长大后的弟弟，有一颗过大的脑袋、棒槌似的四肢、呆愣愣的目光，实在找不到一点福娃的影子。
那时他们还住在灰扑扑的工厂大院里。五层高的小砖楼，陷在灰黑色的泥地里，穿过狭窄幽暗的走廊，五楼顶楼，把边的二十平方米小单间，挤着父母、他和弟弟四个人。家里并排摆了两张双人床，中间用一道布帘子隔着，除此之外，一只五斗橱、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房间里再也没有下脚的地方。
弟弟与他睡在一起。他们头挨着头，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其中一个人翻身，铁架床就会晃三晃，等到第二天早上睁眼，他身上的被子一定会被弟弟卷走。
弟弟喜欢黏着他。晚上要跟他一起进被窝，早上要跟他一块起床，吃一样的饭，同一时间出门，一起走路上学，等到傍晚，再一起走路回家。弟弟说他怕黑，也不敢一个人上下学，更不想在其他小伙伴热热闹闹玩耍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
弟弟有一条跛腿——爸妈说是因为他年幼时不慎打翻的那盆热水——玩丢沙包他躲得不够灵巧，玩斗鸡没撞两下他就倒了，玩跳房子他也总是踩线，没人爱跟他一起玩，他就只能缠着贺书文。
贺书文的朋友们最开始还笑话他，说他有一个废物弟弟，是甩不脱的鼻涕虫。
他开玩笑似的捶那人肩膀一拳，说：“你管他废不废呢？有本事你叫你弟来给咱望风看衣服。”
说这句话时，他们几个正在水库里戏水。水库边长满一人高的芦苇丛，芦苇丛前，立了根蓝白相间的告示牌，写着“注意安全，禁止游泳”。
弟弟蹲在立牌下，守着他们扔在草窠里的衣服，不时站起身向远处眺望，他答应他们，如果看到有人往这个方向来，会第一时间叫他们上岸。他们可不想被巡查员揪着耳朵带到各自爸妈面前，不仅家里要缴罚款，他们也逃不掉一顿暴揍。
被捶的那个男孩外号顺子，他看了看贺书文的拳头，又看看乖乖等在原地的弟弟，尴尬地笑笑，掬起一捧水花，往贺书文的方向泼过去。
贺书文抹了把脸，也往岸边看去。弟弟侧着头，露出毛茸茸的后脑勺，后脑勺是扁下去的，像一座陡峭的立崖。他不知怎的，心像揣了只兔子似的，跳个不停。
往水库更深处去，水波碧绿，水藻荡漾。午后的阳光炙烤着皮肤，贺书文闭上眼睛，展开手臂，脚踩着水，将自己仰身浸润在沁凉的湖水里。耳边同伴打闹的声音渐渐远去了，昨天午睡时的场景又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当时被一泡尿憋醒，掀开被子，往厕所去的路上，也看到那个毛茸茸的脑袋，蹲在阳光里，专注地盯着地面。房间中弥漫着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煳味，弟弟转过头，献宝似的把一只玻璃罐推到他面前。
那里面，两只苍蝇、三只蟑螂的残骸在火光中哔啵作响。
鬼知道，那天早上，弟弟才因为见到蚊子时害怕得大叫，而被母亲罕见地教训了一顿。
他看那撮撅起来的亚麻色绒毛，觉得弟弟像是讨债来的撒谎精。他靠那双跛腿，还有腿上被烫伤的瘢痕——尤其在爸妈面前，他会故意高高挽起裤脚，走路时也瘸得更厉害——躲过例行的家务、爸妈的坏脾气，还像个挂件一样，理所当然地挂在了自己身上。
想到这儿，他有点烦躁，踩水的力道更大了些，溅起一片水花。
“贺书文，我靠。”他听到有人叫自己，以为是自己把水踢到了同伴身上。他摆摆手，低声说了句“抱歉”。
紧接着，又有人来推他。他被推得身体失去平衡，呛了一大口水。“神经病啊。”他骂着睁开眼，一个翻身转过来，又用力擤了两下鼻子。
等他吐干净呛进去的水，准备找刚刚推他的人算账时，才发现前方已经乱作一团。顺子陷进了水底的污泥里，绿油油的水草缠住他的双腿，他扑棱着双手挣扎着，越用力，陷得越深。
同行的伙伴接二连三跑去拉他，结果非但没拉动人，反而让自己也陷了进去。贺书文看着水面上冒出的泡泡，下意识地往后游了半米。
“怎么办？”推他那人问。
他茫然地看向岸边，他们的衣服还堆在草窠里，但已不见弟弟的踪影。
等弟弟领着救援人员回到水库边，贺书文已经上岸穿好了衣服。他看着那些大人一个一个把顺子他们捞了上来，顺子脸色发白，肚子被水灌得像皮球一样大。
“你都没有试图去救一下他们吗？”尽管并不赞成未成年人不自量力地下水救人，但救生员还是对他的冷静——或者说是冷漠——感到惊讶。
“我也救不上来呀。”贺书文耸耸肩，“而且呛水的滋味也不好受。更何况，我弟不是找你们去了吗？”
他特意强调了“你们”，视线越过浑身湿透的救援人员，瞥向紧跟在后面的爸妈。父亲脸色发青，母亲拧起眉毛，不仅仅因为他忽视规定下水，更因为他看同伴落水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你都这么大了，连叫人都不会？还要你弟弟跑去叫救生员。要是没有你弟，顺子今天不就淹死在里头了？”
放屁。他心里暗骂。他本打算上岸找个粗木棍或是麻绳，叫他们拽着顺子上来。还没等他找见趁手的工具，弟弟就领着人回来了。更何况，他之所以没去叫人，不就是因为他知道弟弟已经去叫人了么。
但这些他都没跟爸妈说。他咬紧牙关挨着打，看到弟弟躲在帘子后边，探出个头来。
叫人，明明叫救生员来就足够了。时间这么紧，却还要跑趟家去喊爸妈，贺书文瞪了弟弟一眼，但弟弟像没看到一样，龇着牙，回给他一个灿烂的笑。
最近，他在书房整理相册，看到弟弟年幼时的照片，又觉得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那个吵吵闹闹的年月。他前天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尽管平时妻子同他多有龃龉，但生日那天，还是给他订了个双层蛋糕。蛋糕顶层，用奶油装裱了一颗粉红色的大寿桃，红色的果酱在桃子旁写了个大大的“寿”字。
女儿拆开蛋糕包装，嫌弃地扫了一眼，说：“这也太老土了。”
“不然呢？就你爸这个年纪，还给他画个机器猫？”妻子说。
“我爸什么年纪？不就五十岁嘛，看着一点也不像，像四十的。”
“像五十的也无妨嘛，”他乐呵呵地说，“五十岁好啊，知天命嘛。”
其实他心里欢喜女儿替他驳斥的这两句，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残存着最后一点活力。他也喜欢看着女儿，同她说话，看她在十六七岁最青春的年纪，朝气蓬勃、踌躇满志。
他同她聊起那几所只听名字就已经金光闪闪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他看着她把这些校名一个接一个念出来，漫不经心地，仿佛它们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他最爱看她讲这些时神采飞扬的样子，所以在听她说起那个前往欧洲游历的暑期夏令营时，他毫不犹豫，替她交钱报了名。
女儿这几天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学英语，他听到那一个个陌生但优雅的单词，想起女儿得知他缴费后兴奋地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心里有一角钝钝地痛。
“你不该老让她这么盲目乐观。”妻子向他抱怨。
“出去见见世面，不是挺好的？”他打着哈哈，“更何况，这辈子估摸也就这么一回了。”
妻子冷哼一声：“就怕去了一回心就野了，再也收不回来了。”
他不知该怎么回应。看着女儿欢快的背影，他巴不得她永远也不要知道那些事。如果他真能按照约定所说那样，送女儿出国读书，该多好。
但指望那家饲料厂，显然是绝无可能的。
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县里一家快破产的百货商店，做了两年柜员，就跟同事一起下海做生意。
最开始他们在市里支了个小吃摊，后来又认识了一位做饲料生意的客人，与对方合伙，开了一家饲料店。
那段时间，他出手格外阔绰，兜里揣的都是蓝汪汪的百元大钞，回老家时冲进进口商店，买一堆洋烟、洋酒、高档保健品，钞票往柜台上一甩，毫不手软。
那时他们一家已搬离工厂大院。灰扑扑的、随便在门口吆喝一声就能听到邻居搭话的工厂大院，被大院围墙圈起来的那片天，永远是矮矮的。他们一家搬出那间二十平方米的小单间时，至少贺书文脸上是喜气洋洋的——尽管他只是临时从市里请假，回来帮忙搬家具而已。
但弟弟的脸上愁云密布。长大后，弟弟丝毫没有摆脱幼时的滞重，只是自从那次水库事件之后，他很少再跟在贺书文屁股后头跑了。偶尔，在贺书文想要表达善意的时候，还会不动声色地甩开他的手，或是干脆不接他的话头。
“你看看你，怪讨人嫌的。”母亲笑骂他。
但实际上，在学校，贺书文才是更受欢迎的那个——不，准确说，是最受欢迎的那个。父亲有一套白西装，笔挺的垫肩、上浆的平驳领，叠在家里五斗橱的最深处，不到重大节日，绝不会上身。
老实说，在这样一座小县城，也着实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值得穿上西装。从小到大，贺书文只见父亲穿过一次西装，是在厂里的表彰大会上。那时他尚年幼，需要站在座位上，才能透过黑压压的人头，看见舞台正中央的父亲。
父亲站在灯光里，暖白色的光柱把他整个人照得亮堂堂的。他穿那件白西装，西装的扣子紧紧勒住他膨出的肚皮，肚皮上方，挂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台下，摄影机咔嚓一声，定格住他的笑容，还有那件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白西装。
此后数年，白西装都躲在五斗橱的最底层里落灰——直到贺书文念中专时，把它从难闻的樟脑丸气味中拯救出来。
他先是偷偷把它藏进书包里，再背去学校，在课间的时候抖落开，拿到厕所换上。然后他便大摇大摆穿着白西装在学校四处晃，等着他的桌斗再度被女生写来的情书填满。
男生羡慕他，女生喜欢他，他在路过教学楼的玻璃门时，总不忘看一眼自己映照在其中的身影，清新俊逸、风流倜傥，他陶醉其中。
弟弟小他两岁，与他念同一所中专，在他念三年级的时候，弟弟念一年级。新入学的那个愣头青，朋友们这样称呼他。
他固定地换着穿家里那两件灰色和深蓝色的衬衫，顶着一头乱蓬蓬的中长发，帆布鞋右脚前端破了个洞，也不见他拿针线补一补。
贺书文瞧不过眼，叫他好歹把黢黑的衣服领子勤洗洗。弟弟白他一眼，撞了下他肩膀，从他身边越过去。“你以为谁都像你呢？油头粉面的，娘们唧唧的。”
弟弟正在经历一系列变化，突出的喉结、粗壮的小腿、开始长痘的皮肤，尽管走路还是一跛一跛的，但他开始粗声粗气地讲话，听旋律躁动的摇滚乐，跟人打架即使打不过，也要摆出拼了命的气势。如果有人再敢像顺子当年那样笑话他，他兜头一盆热水，就顺着人家脑袋浇下去。
“怡文越来越像个男子汉了。”父亲赞许地说。
但是像男子汉一样的弟弟在学校并不受欢迎。倒不是说会受到欺凌，而是单纯没什么存在感，只会在发狠时成为课堂上供大家一时解闷的笑料，但很快就会被人抛到脑后，连面孔都是模糊的。
最开始，中专的朋友们聚会，看在贺书文的面子上，还会主动问要不要叫他弟弟一起。他有些怜悯地看看那个坐在篮球场台阶边孤零零的身影，摇了摇头。“他不喜欢这种活动。”他撒了个小谎。在那之后，学校里更没人搭理弟弟了。
父亲所在的纺织厂，老一辈退休后，子女可以来接班。父亲早早就宣布了他的决定：“怡文腿脚不好，适合去那里，工作轻松，能照应生活。”
并非贺书文有多眼馋那家纺织厂，他已经看出厂子近几年的颓势——被取消的年末表彰大会、缩水的节日福利、越来越低的年产量，而且他早就想逃离这座灰扑扑的大院、筒子楼里逼仄的空间，父亲没叫他去接班，他本该松一口气。
可他还是觉得那口气堵在了自己胸口。
他更受欢迎，更聪明，更俊秀，但在爸妈眼里，都比不上弟弟那条瘸腿。
直到在搬家时，看到弟弟脸上愁苦的表情，他才觉得心里那口气顺当了一些——随着厂子破产被一个香港商人收购，弟弟领了两千块补助金，被扫地出门。
而那时正是他扬眉吐气的时候。
“我在市里跟朋友合开了家厂子。”他不无得意地说。
爸妈的视线从正搬着的那只破烂五斗橱上移开，脸上斑驳的皱纹一下子舒展了许多。“正好弟弟在家，”他们说，“可以叫他去你那里上班啦。”
弟弟别过脑袋，对爸妈的提议不置一词。
贺书文也没答话，他一个人接过五斗橱，把它扛上了板车，板车晃晃悠悠地驶在土路上，好不容易顺畅的气息再一次憋闷起来。
他们前往的是一个在贺书文记忆中很陌生的村庄。听说那里是母亲的老家。母亲当年与知青下乡的父亲结婚，又在知青回城潮里随他一同到县城安家，自此以后，鲜少有重回故乡的机会。如今他们退休了，又赶上厂子公转私，他们恰好借这个机会，搬回老家的房子——或者说，除了老家那半间破瓦房，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靠在砖红色的土墙边，贺书文点起一支烟。他面前淌过一条细细的小河，河水是黄绿色的，散发出一股恶臭。
“就是在这里，还记得吗？”母亲问他，“你端着那个铁盆，一下子把热水都浇到你弟弟身上。”
他吐出一口烟，没有告诉母亲，在她这样说之前，他脑海中描绘起那件事时，背景都是工厂大院二十平单间里的暗绿色条纹壁纸。
弟弟打着赤膊从低矮的围墙里探出身，贺书文把烟盒递过去，特意露出红色软装上方烫金的“中华”标识。
弟弟接过烟，点燃，往土里抖落一截长长的烟灰，又用鞋底捻开。鞋是军绿色的解放鞋，鞋面上沾满尘土，一边的鞋带脱了线，像朵喇叭花一样支在鞋面上。
“当小老板，气派了，你们资产阶级做主人了。”弟弟说。
贺书文捻了捻裤子口袋。百元大钞握在手里，软塌塌的。等离乡，他下一秒就要把这钱交还给合伙人，还要用未来两个月的免费劳动，来填补上他回家这一趟挥霍掉的钞票。
他的气派都是打肿脸充胖子装出来的。饲料店赚了点小钱，但大头都被合伙人分走，他们正在开拓新客户，走遍十里八乡，饲料卖出去不少，账也赊出去一箩筐。他隔年挨家挨户去要账，要回来的还不及被欠的零头。
他们正商议着要给道上的交保护费，请他们来帮自己收账。本就不多的收益又要被分出去大半，让他一阵肉疼。
但他还是挺直胸脯，迎上弟弟的目光。“嗯，”他说，“干着也苦也累，但总比没活干没钱拿强。”
弟弟涨红了脸。他面庞被晒得黝黑，身子也发福，一双粗糙的手，十个指甲缝里嵌满污泥。
“你了不起，从小到大都拿第一，你就在大城市做你的大生意就好了，没必要总是回来显给我们看。”弟弟把烟蒂扔进那条小河里，烟蒂与河道两侧的垃圾汇在一起，顺着水流漂远。
“你那个厂子，我是不会去的，死也不会去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他又补充道。
不去刚好，正合了贺书文的心意。否则弟弟就会看到他飘摇的小店、窘迫的钱袋、潦倒的账本。
就像此刻，他坐在书桌前，回顾自己那家饲料厂的营收情况。一家有正规营业资质的厂子，平稳运转了十来年，有几百号工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但账本上的数字，却比当年看起来还要骇人。
在意识到本就脆弱的资金链已行将崩盘，而他无论如何也填不上那个巨大的窟窿时，他眼前突然浮现出自己的死状。并不惨烈，只是灰白色的一具躯体，躺在散发出沉木香的棺椁里，周身被花圈环绕。
想到这里，他再回忆起弟弟那峭壁一样的扁脑壳，又粗又硬的黑头茬，心里突然涌起无尽的亲昵与思念。多亏他当年拒绝自己——
他正这样想着，外头门铃响了。他草草收拾下书桌，拖着沉重的身体，去开门。门外，站着他那个小侄女，穿一件土里土气的玫红色短袖，和一条蹩脚的镶钻蓝色牛仔裤，看上去有点滑稽。
他感到自己身体里有一股麻酥酥的热流淌过，他闪过身子，让她进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