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阳光下，我闭起眼睛，想到母亲。偶尔我们会通个电话。“都还好吧。”“还好。”“工作还行吗？”“还行。”对话内容不过如此。小时候，我从父母身上学会了冷战的技巧。我厌恶这种感觉，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冷战，就像我小时候，母亲也习惯和父亲冷战。
关于中奖，新家以及即将出生的孩子……还是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能预料到，我买彩票，转身买豪宅，将会点燃我母亲多大的怒火，接着她可能又要引用前夫的某句名言。我猜，以我父母的清高，根本不曾正眼看过彩票站的大门，当然，有没有偷偷看过，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我也知道点名人名言，比如米兰昆德拉的“往哪走，都是往前走。”而我的父母家是三个人的拔河比赛，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向前。
四周后是我的预产期。肚子里的小人儿已经不小了，我希望我的家里，三个人能一起往前走，去海边，去峡谷，去有趣的地方。第一年没时间，就等待第二年、第三年，反正日子很长。
老董推门进来，见我正在费力歪着脖、绕过大肚子剪脚指甲，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赶紧过来帮我，而是默默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凌乱的人民币，放桌上数起来，一张张崭新的百元钞票，都连着号。
“小费？这么多？”我觉得太厉害了，他确实很有魅力，但又想，这客户不会还牵扯出别的什么要求吧？
老董像屋子里的一团热气球，但心思完全飘在外面，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惊讶。
我喜欢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看起来比33岁老很多，他强壮，率直，缺乏幽默感，绝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讨人喜欢的相亲对象。
他说，刚才在地库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今天他收工早，因为我想早点吃晚饭，然后让他陪我去看新上映的《无名之辈》。
不到下午五点，他在地库里停了车，想起忘拿为我新订制的画框，转身返回去。
刚走到一半，他听见发动机的咆哮声，伴随一阵阵风声从地库入口传来，一辆暗铜色的兰博基尼，沿着第一通道开过来，看样子要再往下面行驶一层，那里常年停着不少用保护罩遮挡起来的豪车，有时数量比楼里亮灯的住户还多。他心想，上千万一辆啊，一年都开不了两次，太浪费了。
轰鸣声占据了整个通道，震得让心脏都加入了共振。车向前飞出去，强大的气流在车尾形成一股牵引力。就在这时，一个男孩从左边小单元门冲出来，因为速度很猛，在转弯时险些冲入车道，老董下意识地扑过去，用胳膊挡向男孩。两个人重重地撞到一起。
原来是陶琦啊！
他是陶景道的儿子，才上五年级，个子已经超过一米七了。还没说一个字，陶琦就狠狠地甩开老董的手，继续跑，一沓百元钞票充满了有钱公子的随性与飘逸，从他的兜里飞出来，散得到处都是。陶琦没有丝毫迟疑，接着大步狂奔，根本不顾老董在身后喊他。男孩跑得气喘吁吁，瞥了一眼老董，眼神是冰冷的，有恨意的。老董说自己当时看得非常清楚。
“陶琦那孩子平时就不太正常，不过为了这两千块钱，差一点被撞，然后又突然不要钱了，是不太对劲。”我说。
“我小时候也这么被人说过。这是另一回事。”老董一脸严肃，把钱放进一个普通白色信封。
“被人说过什么？”我没有听明白。
“不太正常。”
老董低着头，但他绷紧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他又变脸了。
老董，我的丈夫，自小被父母当作“不招人待见”的孩子，嫌他说话嗓门粗，皮肤像鞋底一样又黑又糙，根本不像家里任何一个人。后来，父母改说他“死相”，只因为发生了那场悲剧。他弟弟四岁时，在河里玩耍、溺水身亡，当时七岁的他站在河岸上，一动不动。然后他捡起弟弟的玩具和鞋子，冷静地走回家，把东西交给大人，说弟弟在河里，没上来。
两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家里的墙上，没有他的照片，没有他的奖状，都是他三弟和父母的生活印记。每次从新闻里或者别人口中听到任何类似的瞬间，哪怕只有一微米的相似，他都会立刻变脸。我也担心过他，憋出一句又一句的解释，想要把他从回忆中拉出来。后来我知道了，那样做就是白费力气，倒不如忽略他，继续做我手头的事。
我想过，他之所以成为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他是这么个人。所以，我只需要接受他就行。
“不用多想了，直接把钱给他家送过去，”我说，“咱们没必要把什么都搞清楚。”
眼下，好奇心可不是个好东西。为了肚子里的宝宝，我根本不想惹上任何麻烦，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最好都离我远远的。
“不行。”老董不同意，但也没说出任何理由。
他把钱从白色信封里取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然后放进另一个崭新的拜年红包里。像是想讨个吉利。
“吃饭了。”陈姨在厨房叫我们，“今天我炖了番茄牛尾汤，加了柠檬叶和香茅，泰国风味，但是不辣，阿乐啊，你要多吃点。”
“好，来了！”
我们两个一听到陈姨招呼，立马往餐桌走，规规矩矩地坐好。
我知道，陈姨接下来会一直忙到收拾完餐桌，才进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她已经上户三个月了，但我和老董还没有习惯这种主仆用餐的区别。我好几次要把她拉上餐桌一起吃，都被她拒绝了。起初几次，她会笑着和我解释，后来她只剩下礼仪性地摆摆手。
见陈姨去忙活了，老董又压低声音继续和我商量。
“何况，究竟总共掉了多少钱，谁能说清楚？除了陶琦，谁还能知道？”
“也对，这钱要真是陶琦爸爸的，你还得尽心尽力再陪他去现场找找。虽说地库那里的情况，随风吹跑几张很正常，虽然钱不多可咱们心里别扭呀。”
“所以最好是把钱还给陶琦本人。”
我同意老董的谨慎。别说陶琦了，我甚至也有点畏惧他爸。他一点都不凶，但是总让人感觉脊背发凉。我自然没有资格评论他的，只是因为我和陶爸之间出现了一个陈姨，所以距离显得稍微近了一厘米。
说起来，陶家算是院里的“准贵族”。陶爷爷是我国基金行业的第一代规则制定者，儿子陶景道在美国金融硕士毕业，和父亲一样是少白头，眼镜片背后有一双细长的眼睛。工作十五年后，陶景道功成名就，向基金公司递交辞呈，退出基金行业。也有人说，他退出是因为惹上了麻烦，和更高层的人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得已才提前退休的。但不管怎么说，四十多岁的陶景道成了小区遛娃队伍里的模范父亲，一个全职家庭煮夫。
陶琦妈妈刘简珊，是他的前同事，现在是另一家头部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一次，我偶然在一个关于中国基金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她，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像从三万米高空中播放出来的危险预警，不怒自威。
度过了疲倦的孕初期，我的食量从单人餐暴增到一人能吃完整只烤鸭。因为要控制体重，我越发频繁地去小区花园里散步。带孩子出来晒太阳的家庭不算多，几乎固定的几家人。我们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顺产和剖腹产、母乳、尿不湿和婴儿润肤乳这些琐事。大家告诉我，婴儿出生后的前四个月，新手妈妈最容易手忙脚乱，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感谢我还没出生的孩子，我感觉自己由院外人变成了院内人。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陶景道一家。
得知我已经联系过几家中介，却还没有选中阿姨，陶景道立刻打开手机。
“你先看看她们，都是我之前收藏的。”
“宗阿姨，35岁，广东人，会说粤语、一点点英语，但教一个小婴儿说apple啦, open close啦，这些是够用的。”
“马阿姨，28岁，大学学历，她做辅食好，还自己编辑视频，在育儿嫂培训圈里很有名，很聪明。”
“刘阿姨，46岁，年龄虽然大了点，但你看，她上一个客户有三个孩子，她要带孩子，做饭，做卫生，一定是会高效有序完成工作的人。”
“对，我还收藏过男保姆，你考虑吗？”
“还有这个，这个，你都看看。”
我很吃惊，他家里明明有两个阿姨，怎么还要留这么多“储备”？
“你可以这么理解，阿姨服务于家庭，你要明白你雇佣的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得到什么结果。我管这件事叫‘阿姨基金’，就好比股票基金，债券基金，都是一箱水果，里边有各种水果，也就是多种阿姨，你要关注她们，如果你不去仔细分析你这么个基金，只是随便买，肯定不行。请阿姨，收益和风险是对等的。有的阿姨能用100元的食材，做出1000元的餐标水准，那你就是赚了，有的阿姨呢，做出来的饭还不如10块钱的一碗面条，那你就是赔钱。再比如说，你给孩子买的衣服和绘本，一个保姆能不能让这些东西增值，就是你的投资回报。所以我一直在阿姨基金里不停地丰富各种产品，为将来三宝做准备。当然了，肯定不能把阿姨基金和真实的基金一比一来对应，嘿嘿，但购买思路是一样的。”
我咽了咽口水，心里想的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此“收藏”过老董，真是别扭啊！然而，陶景道一脸郑重的表情，让我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来：“对，您分析得太有道理了。”
他的小女儿哆啦一岁多，穿着粉紫小碎花上衣，白色软皮鞋，由阿姨牵着手，走路一摇一摆。阿姨眯着一对笑眼，皮肤白净，年龄看起来比我小很多，她时不时蹲下来给小丫头轻轻擦去口水，又指着花呀草呀，讲它们的名字和颜色。
“你家阿姨真温柔！”我对陶爸说。
“嗯，大学生。”陶爸背着手，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家眷，可他脸色很快一沉，接着说，“照顾哥哥的阿姨，当初是我老婆选的，唉，我和你讲，阿姨关系到孩子的脑部发育，出生前三年是黄金期，而且选阿姨最好一步到位，熟悉之后就难办了。”
我从陶景道的数据库里，选择了陈姨。她做过两年月嫂，六年育儿嫂，曾经随雇主去过日本和香港，会简单日语、英语和粤语，擅长淮扬菜和西餐，自己独创出不少中西融合菜，会开车。
我深吸了一口气，打算先不告诉老董——陈姨的年收入比他的还要高。过去，我曾经要求老董和我一起发誓：绝不向对方隐瞒秘密。可搬进这个豪华小区不到两年，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幼稚的想法。
寂静太多，喧闹太少，多一个秘密反而不那么显眼了。
现在我俩都没了看电影的心情。
我整晚拿着手机网购，而老董一直走来走去，测量各个房间窗户尺寸，打算更换一批新纱窗。我们偶尔交谈几句，大多是和陶家人有关的事。
陶家在这个院子里共有两套房，一套在三号楼用于主人居住，另一套在二号楼当作家政房，用来给阿姨居住、炖肉煲汤、孩子玩耍和练乐器。久而久之，哥哥连学习都统统搬到了二号楼，只有睡觉时，才回到父母那里。所以，我们偶尔会在地库或是院子里碰见兄妹俩人，从一个家走向另一个家。妹妹经常大声叫着“哥哥，哥哥”，遇到遛狗的，她也要追着玩一会儿。陶琦有点呆，脖子总是伸得老长，脑袋乱晃，喉咙哼的曲子，不是一般的小调，而是气势磅礴的歌剧旋律。他走路时，如果没人拉着他，很容易撞上路人。
陶琦在国际小学读书，校车会准时停在院门口接送孩子。陶琦的阿姨姓冯，每天负责到校车站接送陶琦。我们经常看到一大一小的身影，大多数时候是狂奔着，冯姨拎着书包，拉着陶琦，拖着外套，一路拖到车站。冯姨虽说是个保姆，但谁见了，都会误以为她是亲妈。
这也让我想起，我童年的早晨，绝不会出现这样狼狈的场景。我穿戴整齐，背上干净的书包，绝对是一个专业的上学人士。没有人能够挑出我们家的错误，但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
接近晚上十点。
“就这么办！明天一早，我在院门口等陶琦，把红包往他兜里一塞，估计谁都没反应过来呢，他就得上校车了。”
“你糊涂了，明天可是周六，不上学，等周一吧。”
我刚说完，陈姨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主卧门口外的阴影里，就像她一直在走廊里徘徊等候吩咐一样。
“您恐怕不用等下周一了，陶琦失踪了。”
她的语言风格我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时间地点等诸多信息，十分精确。她保持着一贯专业的镇定，前来通知我们这件事。
“什么？”我有点发懵。
“你说什么，”老董冲到陈姨面前说，“你怎么知道的？”
“小冬刚才告诉我的，今晚陶琦放学没有坐校车。“
我看了一眼老董，显然时间是对上了。他没有坐校车，因为他比校车回来得更早。
陈姨接着说：”他父母以为他回家了，在二号楼写作业。二号楼有小冬，但小冬又认为他在三号楼的父母家，总之，谁也没想到陶琦不在任何一个家里。他家的冯姨几天前回老家了，她妈快不行了，父亲腿脚不好，全家都等着她这个劳动力呢。”
“小冬？”我一时间没有想起这个人是谁。
“就是照顾陶小妹的小冬阿姨。”
“哦，那个大学生，你怎么认识小冬的？”
“我们之前是在同一家家政公司上过课，正好坐在一起，加了联系方式。”
我并不知道陈姨认识小冬，她在我家工作了这么久，也从没有提起过。
“陶琦会不会去找冯姨了？她照顾陶琦那么多年，一直照顾得很好。”
“冯姨的老家偏僻，手机信号不好。陶家人已经报警，但还没联系上冯阿姨，不过，”陈姨稍微犹豫了一下，说，“我问了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做家政的，她老乡在不同地方做过工，她的丈夫和冯姨是一个地区的，所以都在帮着找人，最好能直接去冯阿姨她家里找人！”
此刻，我听得有些紧张了，不知道是因为陶琦失踪，还是因为陈姨似乎神通广大。
老董跑到院子里，朝二号楼和三号楼的高层张望。我们只知道陶家的两套房都位于高层，此时也确实有几间面向院内侧的房间是灯火通明的，而且窗帘紧闭。这是很少见的。
老董猜测说，也许那就是陶家吧，陈姨肯定知道具体的门牌号。
他打算去问问陈姨，但是被我拦住了。
“要是这件事和咱们有一点关系，那也是你拾金不昧，找个时间把钱还回去就行了。要是你非想见义勇为，那也不是用在陶家，他家的人脉和资源，是你和我、再加上咱们所有亲戚的十倍都不止！用不着你帮忙找人。”
他一声不吭，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结婚四年了，我一直看不明白他的想法。中了彩票大奖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听起来并没有非常兴奋。我无数次想象我们躺在海岛豪华酒店的私人海滩上欣赏落日，去欧洲博物馆看名画，可他似乎只需要一张双人大床，干一份苦力，好像别的地方都有危险；我那时怀着巨大的热情看房，购置家具，但他单调乏味的表情像在我面前摆出一个三角警示架。幸好，最后我的希望没有落空，买下了这套房子。他的固执曾经给过我安全感，可现在需要得到关照的人，难道不该是我吗？
我想起来了，母亲也是经常去帮助贫困生，哪怕自己一连吃几天馒头和炒包菜，也总要去送点东西过去，我不知道跟着她吃过多少顿这样的饭。都什么年代了，每段饭只有几根肉丝。够了，我不会为这种事感到荣耀。不过——我劝自己——虽然我生命中这俩个最重要的人都是在帮助别人，但老董帮的和母亲帮的不一样。可具体哪里不一样，我还没有想明白。
“那个男孩，比我们的孩子都重要吗？”我冷冷地说。
他走到窗户前向花园里看，他的背影暗得像山谷。
“你在想什么？”我强忍住委屈，“睡吧，明天我要去产检，你忘了吗？第36周的产检。”
“我知道，我在手机里设置了提醒。”
“我最近第六感越来越强了，我感觉我们会有个女儿。”
老董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走过来，把头轻轻地贴在我的肚子上。
“我要去找陶琦，这一晚他走不远。”
我抄起手边的一本杂志重重地打他肩膀。他挡都没挡，就那么咣咣咣地被我打，然后他拍拍我的脑袋说：“我保证明天上午能陪你产检去。”
“这都快十一点了！”我没好气地说。
他提醒我画框已经放在走廊，然后就消失了。
那幅画是绘画班上我的结业作品，一副飞驰在丘陵沙地上的蓝色越野车。当初，在教室里选图片时，我把它和我向往的生活连在了一起，公牛和母牛（我们两个正好都属牛）坐在自己的战车里，而不是困在笼子里。可惜，我的画功很差，牛脸被我画得像烤红薯一样，有种睡糊涂了的感觉。我让老董帮我定制了一个钢制的细边现代画框，他下午发给我的照片上，看起来有点意思，倒不比西德尼·诺兰爵士的《奈德·凯利》差多少。
我刚准备去拿画，又是陈姨——让我又怕又敬畏的专业人士——再次打断了我。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小杯没加糖的热豆浆和几块苏打饼干。我哪有心思吃夜宵啊，但腿脚又如同被人施了魔法一样，走向了餐桌。
陈姨似乎看透了我在担心什么。她坐下来，开始讲述更多关于陶琦的事。
陶琦本来是希望能加入一群同龄小伙伴的，其中有一对双胞胎，一个电影明星的儿子，还有两个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孩子，但是他没有成功。三年级之后，他长得比别人都快，这让他认识了更大一些的男孩，其中有个男孩叫任性，比陶琦大6岁，是街道电工的儿子。任性有时候会带陶琦和街道垃圾回收站站长的儿子去他家玩。每一次，冯姨都会跟着陶琦一起去。她坐在任性家门口的塑料凳子上，看着三个男孩玩电子游戏，鼓弄几辆掉链子的破旧自行车，或者玩点她看不懂的闪着光的仪器。
陶景道曾经多次斥责陶琦。他吩咐冯姨，“不许和那些乌七八糟的孩子玩”，“发现一次，扣一周的工资”。一次，陶琦又被抓住了，陶景道用他锻炼身体的绿色橡皮粗绳抽了一顿陶琦，罚他下跪（我还以为陶家人是现代派的惩罚方式，没想到竟然这么传统）。陶琦一周没法上学，三门主科全部靠家教，勉强跟上了学校进度。不过，学习进度落后这种事，在陶景道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说，和那些低级朋友交往才是致命的，家里有再多的钱和书本也守不住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
“冯姨啊，为陶琦这事，真被罚了两次，半个月的工资啊！”陈姨无奈地撇了撇嘴。
“说不定陶琦找任性可不止那两次，对吧？”我问。
“没错，冯姨睡觉睡得死沉，不管屋外发生多大的事，只要天还黑着，她就醒不了，除非硬去推她。”
“都是小冬告诉你的？”
“倒不全是小冬说的，其实我们做高端家政的阿姨是一个小圈子，也有群……”陈姨察觉到我的诧异，又连忙接着解释说，“比较特别的阿姨，我们多少会知道点。”
我的记性向来很好。陈姨口中的任性，让我联想到老董曾经说起过的情景。
大概在一年前，老董晚上收车回家前，先把车停到街道一处路灯明亮的地方，拿出手机翻看派车平台新出的接单规则。这时，他看见陶琦和一个瘦高男孩无所事事地站在临街小卖铺的台阶上。瘦高的手里拿着啤酒，戴着毛线帽子，烫过的羊毛卷刘海被帽子压在额头上，远看挺像匹诺曹的。老董说他当时就琢磨，陶家公子怎么和这样的孩子玩到一块了呢？
没过几周，他又在同一个地方见到他俩和另外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转身走进一个小门。老董好奇，跟着他们，发现这群孩子钻进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原来这里藏着一个游戏厅，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根本用不着进去，老董就猜出里面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回家后，他讲给我听，也许真是自己看错了，怎么会是陶琦呢？
在他看来，小区里见到的陶琦又天真，又单纯，又有那么好的家庭条件，混混们根本接纳不了他，只会让他痛苦，用隐蔽的方式折磨他……甚至能致他于死地。
“啊，糟糕！”我大喊出来，心怦怦直跳。
陈姨吓了一跳，以为我哪里不舒服了。
墙上的挂钟指向午夜十二点，窗外很安静，我猜，现在老董去找任性了，不，以他的本事，应该已经找到任性了。
陶琦失踪的消息，当晚迅速而低调地传遍了整个小区。陶家首先锁定了冯姨，其他邻居业主们私下里互发消息，恐怕孩子是被保姆连哄带骗带走了，大概想讨笔横财吧。
陶琦妈妈是今年十大顶流基金经理的热门竞争人选，她的精神压力像暴雪一样厚重，她会规律性地和投资界朋友们参加登山俱乐部的活动，把压力以米为单位抛出去。今晚，她刚和队友抵达海拔4500米的雪山大本营，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炖肉，煮汤，烤土豆，切萝卜片，不到九点，她就睡下了，要为凌晨出发登顶养精蓄锐。因此她无暇去接陶爸的电话，当然了，这并不会影响千里之外对陶琦的搜寻。
不到一小时，市公安局丁局长，也是陶家的老友，已经把任务布置下去了。警方没有足够的资源找到城市里每一个失踪的人，可寻找陶琦，算是局长半个家事。局长老婆打开音响，听着维瓦尔第的《四季·冬》——不很快的快板——但是她压根没有听进去，反而一直留心听丈夫打电话，并且时不时挤眉弄眼一下，表达出她的意见。毕竟这十几年，她投资基金的不败战绩从来就不是靠她一个人的判断。
我从管家那里得知，陶景道此时在物业办公室发脾气呢，因为查看小区监控时发现，小区的摄像头竟然有小半数已经损坏多日，无人修复。办公室里，一群人守着六块大屏幕上的50多个小屏幕，偶尔交流几句。人们看见陶琦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这半个小时内，几次出现在地库的画面里，穿着灰绿色的大衣，低着头，行走匆忙，在经过摄像头时也没有特殊的举动。陶家所在单元的电梯间摄像头，碰巧也是坏的，所以他究竟有没有偷偷回过家，就不知道了。
得知有这么严重的安全疏漏，陶爷爷一个电话打到房地产开发商董事长的手机上。电话里，姜董事长犹如挨了一记耳光。他挂上电话，连夜召集下属开会。他公司的副总也在这个小区买了房，不过一直没去住过。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摄像头损坏这件事可大可小，就看有没有影响到那几户顶级权贵们的生活，虽然吵吵闹闹的陶家并不在那个名单里。
自从儿子失踪，陶景道就发现除了孩子上五年级这个事实之外，他对儿子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但他必须掩盖住这样的“失职”，虽然他从心底根本不认可这叫做“失职”！当警察询问他有关陶琦喜欢的地方、喜欢的伙伴，以及有什么特殊习惯的时候，他心里反复想起的声音只有一个：我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儿子六岁起，他就没再工作，他重新更换过一轮家具，换了所有墙面壁纸和六个卫生间的淋浴系统。当时，全家人连同阿姨，一起住在离家1500米外的五星级酒店一个月。他重新安排了每个人鞋帽和衣物的区域，安排日式精细搬家公司在小区两栋楼之间调换，全程不需要老婆花时间参与任何事。如果这还不叫一个合格的爸爸，那么他对儿子采取的军事化管理和对小女儿的悉心呵护，绝对是他引以为荣的事情。男孩要练出鹰一样的敏捷，女孩要接受花园一样的美育——他这样的想法，几乎要了陶琦的半条命。陶琦三岁时候，陶景道把他带去给了一个退役的铁人三项运动员所开办的训练场，那里只接待VIP客户及其子女，项目包括马术、射击、游泳、高尔夫以及体适能训练。
训练场的草坪非常大，陶景道还记得，儿子站在草坪上显得非常小，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枯竹竿，往草坪上乱戳乱划，看上去很傻，很不正常。在他记忆里，陶琦总是发出各种怪声，“嘶嘶嘶”“噢噢噢”“啊啊啊”。因为太明显了，所以其他人只是装作被逗乐的样子，绝不会说出让他带孩子“去看医生”这样的话，更不会说出诸如“抽动症”“自闭症”这种词让陶景道尴尬。没过多久，陶景道就放弃了带陶琦外出训练的计划，把他完全交给了冯姨。
冯姨是家中的大姐，16岁那年，离开山沟外出打工。40岁时，她应聘到陶家。陶妈妈认为她朴实肯干。她陪伴着小陶琦长大，从喂奶粉到做辅食，从哄睡到接送上下学，今年她已经50岁了。
“钱能解决的麻烦，就不叫麻烦。”这是陶家的口头禅。
冯姨和她家的麻烦事，对于陶景道而言，更像是冲入下水道的垃圾。曾经是，现在更是！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次冯姨的麻烦事距离自己这么近，不在千里之外的山沟里，而是在距离自家一公里外的包子铺，被几个人“商量”出来的。
几平米的店面里，一共有五个客人。
两个妇女一桌，都是女方的亲戚。冯姨穿着黑色薄款羽绒服，扎着短马尾，另一个更老一点的，是冯姨的二姑，头发已经花白了。
另一桌坐着一女两男，见有陌生人进来，他们一下子闭上嘴，但很快又重拾聒噪。话赶着话，都是这三人说的。
“咱们就等到16号，昨晚才做的B超。”女人问。
“她走了之后，去哪里休息？”年长男人问。
“之后怎么办？”女人问。
“之后再谈吧，看看吧。”年轻小伙小声嘟囔着。
“对，看你俩。”女人说。
“以后不让他俩人联系了。”年长男人语重心长地说。
“主要是您这边不同意我们带姑娘回老家，其实我们父母都在，身体也好着呢，还能照顾她。我们也马上结婚了，事情多，现在就只能让我弟照顾她了，”女人边说，边拍了拍她弟弟的胳膊，接着说，“是他俩商量好了，要打掉孩子，小月子要照顾好，你们给找个月嫂吧。”
“那就这样，行吧，让俩人再商量一下。之后不想继续处对象的话，完了这事，就别再联系了。”年长男人立刻跟上媳妇，表明了态度。
冯姨和二姑一直板着脸听着，像两块灰蒙蒙的石头一样，神色凝重地守着面前的碗碟。无论对面三个人说什么，她们俩只知道翻来覆去重复着同一句话：“我们说怎么办又有什么用？！让他们商量吧。”
那三人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了，站起来。
年轻小伙瘦瘦的，缩着肩膀，不敢多吱声，是他闯的祸，只有紧紧跟住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走出了早餐铺。
见他们离开了，冯姨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放开大嗓门，叽里呱啦地用老家话争执起来。对任何一个本地人而言，除了能听出愤怒，什么都听不懂。
冯姨从早餐铺回来之后，去求陶景道。虽然她知道，陶爸爸对自己充满反感，但毕竟相处了十年，她还是抱有一分希望的。她说，自己母亲得了重病，这两天一直昏迷，恐怕撑不过几天了。而小妹在城里打工，结果碰上险些丢掉半条命的困难，家里处处需要用钱。她请求陶爸能提前预支自己三个月的工资救急，她需要请假回趟老家，还要安顿好小妹，她保证十天之内肯定能回来。冯姨原本想去求陶家女主人的，可陶妈妈这周出差，根本没有看冯姨给她发的消息。
陶景道摇摇头，他早就不想用这个冯姨了。没文化，人又长得丑。
他头也没抬，轻蔑地“哼”了一声，吩咐冯姨说，明天有客人来，今天务必把进门的羊毛地垫用专用干洗剂清洁干净了，不要又像上一次那样——他的一个任职于英国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朋友，当时进门脱鞋，一脚踩在潮乎乎的垫子上，接着默默地从袜子底下捏出一小撮长头发丝。陶景道大呼后悔自己太慈悲了，竟然还在给这样的蠢货发工资。166.67元，也就是冯姨的日工资，被陶景道从当月工资中扣除了。多年的教育和见识，让他完全相信自己的观点——工作不分贵贱，但专业度才是获得他人尊重的砝码。冯姨不是没有提高的机会，只是她根本没有这样的福份。
冯姨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一句“好”，心里涌出一股巨大的羞耻。
她一点也不怨恨陶家人，今天开口要钱，确实是自己的过错。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她唯一能做的是干好这几天的活，然后离开陶家，再也不回来了。就算天塌了，也要先带小妹一起回老家。
下定决心要离开陶家的那天晚上，她收拾完家务后，一如往常，打开了手机里的广场舞音乐。陶琦一听到伴奏，又开始在自己房间里声嘶力竭，放声歌唱。在冯姨眼里，一个小男孩天性爱喊叫，旁若无人，嗓门大，根本不叫傻，走路走不了直线也不算什么问题，长大了就会好的。今晚，她只播放了三首歌，《我从草原来》，《负我不负他》，《桃花朵朵开》，都是熟悉的节奏，尚不知情的陶琦独自高歌，而冯姨的心里难过极了，她舞不起来，只是轻轻地摩挲着粗糙的双手。
冯姨把亲手缝好的三个笔袋送给陶琦，都是用陶琦的牛仔裤做的，裤兜上小狗和汽车的卡通图案被巧妙地缝进笔袋内侧。“琦琦，小狗笔袋等你六年级用，汽车和宝塔的笔袋留给你七年级之后再用，就当阿姨还陪着你上学。”冯姨说着，用掌心抹去脸上的泪。
她忍不住把所有的麻烦事都告诉了陶琦。陶琦得知阿姨要走，整张脸憋得像肺片一样紫红，他十分愤怒，陶爸爸的无情像一锅开水倒在他的身上。
他心想：必须帮冯姨！必须要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