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周维炯的矛盾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六月暴露出来的。
红4军组建之后，粉碎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特别是双桥战役，在红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从俘虏那里得知敌34师司令部，周维炯带领33团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一举捣毁了司令部，活捉了岳维峻，取得了双桥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六路围攻。岳维峻见到徐向前和张国焘还问哪个带兵打进34师师部的将军是谁，真乃神人！是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时徐向前笑着说，他呀，“牛津大学”毕业的，他就是常胜将军周维炯。可张国焘听到了，眉头直皱，一言不发，背着手走了。军部研究，要释放岳维峻，张国焘不同意，说要杀掉，周维炯知道后跑到总部找到张国焘求情，并说明了当初与岳维峻谈的条件，张国焘严肃地说，什么？革命还谈条件？你要是被国民党俘虏了，还能跟国民党谈条件吗？最后，还是杀掉了。
周维炯从总部回来，一路上心情恶劣，觉得张国焘简直不讲信义。于是又到军部找到徐向前，徐向前眼睛勾着，在那只是叹气，也没有办法。周维炯气急，骑着马回到部队，一夜没睡，在竹林里来回荡悠，怎么也想不通。临走时，徐向前的话还在耳边回荡：维炯呀，可不能激动，也许暂时不理解，过后就理解了。忍吧……好像还有话没说完。此时，扩红正紧张进行，土地革命如火如荼，苏区基本稳定，新一轮的革命热潮不断高涨，周维炯慢慢地也就忘记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斗之中。
张国焘四月份来到苏区，秘密视察，迅速掌握了红4军以及地方组织的情况。张国焘的成熟与老辣令人咋舌。但是他生性多疑，最主要的是不懂军事，这为以后的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败走埋下了伏笔。
到了四月底，张国焘接连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还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一向反对张国焘的曾中生，被撤销军政委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随后任1师师长，一向与曾中生有意见的邝继勋接任了红4军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在苏区又掀起了新一轮土地革命高潮。张国焘感觉自己的威望在飙升，为了检验他在军中的威信，在第三次围剿还没有到来之前，他在新集召开了一次正团职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商讨军事路线问题。此时，苏区扩大了，红军发展了，但红4军还危机四伏。主要是补充的新兵还没有训练，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人员还有待教育，各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特别是武器弹药缺乏。据可靠消息，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又要到来了。
在新集的一个四合院里，周维炯作为师长参加，陈昌浩主持会议，张国焘作了当前形势分析的报告，还把中央指示精神搬了出来，在安排任务时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进攻武汉，取得湖北省的胜利，然后挥师东进，夺取南京，进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夺取全国胜利。到那个时候，我红4军就是革命的首功，名垂青史！这个提法是对的，很振奋人心，让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大家立马感到有了奔头，好像明天就能实现共产主义。
陈昌浩听了之后，站起来作了补充。他说，这个决策是高瞻远瞩的，是充满智慧的，也是极富想象力的，这叫出奇制胜。陈昌浩很富有激情，也很会做动员，又说，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张书记的意见，也是中央的决议，我们一定不能再走“立三”路线了，也不能学陈独秀了，一定要充分估计形势，认识国民党是军阀统治，人心不齐，没有战斗力。要充分看到全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苏维埃。在此之际，我们要起到点火和助推的作用。这个战略思想的精髓是：夺取武汉，直逼南京，解放全中国。
作为副总的徐向前好像心不在焉，一句话也不想多说，消瘦的脸显得格外冷峻，眼珠内陷，有些忧心重重。曾中生把持不住，显得有些很激动，他眉毛上挑，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太不实际了。从报纸上了解，敌人已经调集二十万大军对我进行合拢，现在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四面围剿，只有攥紧拳头，主动出击，歼灭一路，然后各个击破，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目前才一万多人，力量还很薄弱，就像鸡蛋，敌人是石磙。现在就奢谈夺取武汉，直逼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是不懂军事的表现。
每一句话就像刀子，张国焘听了，肌肉紧缩，心里难过。
邝继勋作为总指挥，此时不能不表态，他站起来说，张书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迟早是要打到武汉，解放全中国。但是目前条件还很不成熟，我们的伤员太多，军队疲劳，几个月来，东奔西跑，没有得到休整，战斗力下降。再说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蒋介石已经调集了鄂豫皖周边部队，号称“九路围攻”，不可小觑。
你这是消极，是右倾机会主义……沈泽民终于忍不住了，扶着桌子站起来，打断邝继勋的话，很生气地指责，但他身体太弱，还没有说两句，已经上气接不了下气，脸涨得通红，在那咳漱，回首看看张国焘，仿佛没有动弹，他也不再多说，气愤坐下。
陈昌浩还是满热情，又站起来说，同志哥，这里虽说召开的是高级军事会议，但是大家不能总是停留在单纯的军事上，我们还有一百多万群众吗？至于兵源问题，动员老百姓积极参军，让我们的子弟上前线。兵源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革命的高潮，现在正是高潮到来之前，我们要当推手，不要拖革命的后退！
邝继勋实在忍不住，又站了起来说，现在我们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已调集二十余万大军，我们只有区区一万多人，要想打退围剿，冲出包围，必须主动出击。
张国焘斜眼看看，仍不说话，陈昌浩再次站起来指责邝继勋说，你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应该反省。都要是你这种思想，高潮何时到来？且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商城，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你们从旧军队出来改不了以往的习气，在我看来，这就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怕走出去，怕丢了坛坛罐罐，这种思想不去掉，革命必定走向倒退。
坐在旁边的周维炯听到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坐不住了，站起来说，同志哥，我们承认在革命的道路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张书记也说过，都是人不是神，也在改。讨论这些，对于党内的团结不利，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以大局为重，为党的事业着想。我，周维炯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因为有一个梦想，梦想着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就是让人人平等，共产党人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去奋斗的。这就是我们党伟大的地方。兄弟们，总指挥讲的很现实，对我们执行张书记的决定没有反对意见，只是什么事情都得分出轻重缓急。对敌人的围剿，我们要集中精锐，打击一路，就像练金钟罩的人，必定有死穴一样，我们只有抓住国民党军队的死穴，才能出重拳，打垮敌人，进而挥师武汉，再移师东进，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就当前来说，还是以打败敌人的围剿为重。
徐向前此时也站了起来，他说，维炯同志讲得好嘛，这才是张书记的真正意图。张书记，你是不是这样设计的？
张国焘嘿嘿笑，把眼镜架往上推了推说，很对，维炯很有军事见解。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到了中午，张国焘感觉威信还没有绝对竖立起来，就采取妥协，吃饭时他跟邝继勋同桌，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吃一边说，别再开了，时间宝贵，我看差不多了，思想基本统一，你就安排军事，泽民负责地方，昌浩还是负责保卫。
再集中，邝继勋说，要是没有意见，那我就布置任务了。一是充分发动群众，联合赤卫队、自卫队、儿童团、特务连等，都集中起来，展开一场军事训练，把自愿当红军的吸收到队伍中来，迅速扩红，增强实力；二是各县区要发动群众，搞好小麦抢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三是准确掌握敌人动向，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让敌人来了，变成瞎子聋子。对敌人实行全方位的封锁，这就是我们的疲敌、困敌战术；四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击破，采取运动战，长途奔袭，打垮敌人。在此之前，我们要搞好情报工作。这次张书记还带来了一台小功率的发报机，虽说跟党中央联系有点困难，但我们注意从敌人手里夺取无线电器材。保密工作一定要加强。地方党组织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坚强后盾。要利用人员优势，地理优势，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在第一阶段歼敌一部，第二阶段，疲敌，让敌人无法合拢，第三阶段，彻底打垮敌人，大量歼敌，追击逃敌，打破围剿防线。旷继勋实在没办法，最后才带上一句，到时，挥师武汉，直取南京。
虽说周维炯和邝继勋都给了张国焘的面子，但是都能听得出来，对于张国焘的主张是无法执行的。在军事上，张国焘没有站住脚，这一回合他勉强同意，按照邝继勋的部署，抽调一部分人由周维炯指挥，向东挺进，一边搞好火力侦察，一边消灭地方民团和土匪，把反动地方武装扫清，然后会师包围敌人。但是，这里面埋藏着很大危机，为肃反留下了空白。
军事上张国焘没占到便宜，旋儿又从土地方面入手，来纠正已经执行的土地政策。在地方工作上，张国焘有绝对的威信，因为陈昌浩基本上一边倒，沈泽民负责地方和党组织工作，也同意张的主张。张说，鄂豫皖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的，是错误的，经过调查还分给地主土地，这不是胡搞吗？照这么说，我们革命，革谁的命？我们要执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地主不分土地，富农要分坏土地，贫雇农要分好土地。苏区分田不分山，不彻底，那怎么能行呢？商城还把分剩下的土地交给苏维埃管理，这不是给苏维埃搞腐败留下空间吗？我们是无产者，要土地干什么？我这次走访调查，发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士兵，没有党纪军纪观念，攻下一个地方，收缴的钱财装腰包，这还了得！商城有个姓李的，跟县委领导有关系，就这样拿鸡毛当令箭，到处下条子要钱，还叫什么“浮财”，听说还奸淫妇女，在群众中影响很坏。有的甚至说，就是胜利，也不是我们的，还是这些土豪劣绅把持着。看看，这种情况不整顿，咋行？
沈泽民实在忍不住，坚持着坐起来说，那个刘殿元，还是留苏的，信阳中心县委派到商城任师常委，带头受贿。有一个大地主给他一对镯子，他就把人家放了。派他到商南和区搞土改，见到地主小老婆长得漂亮，把人家奸污了，告到县委。审问时，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又不是他一个，他也是学的。这种人还能革命吗？
听起来很在理，所以执行起来也很迅速。在商城南乡又重新对成分进行划分，把土地重新分配。土地革命轰轰烈烈，革命损失也十分惨重，给党和红军树立了更多的对立面。仅仅在和乐两区，敌人通风报信，被反动民团石生财抓住机会，一次性就逮捕了红军家属二百多人，地方党团组织负责人五十余人，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纷纷逃离家园。反动民团瞅准红军外移，开始了清乡，不仅抓人杀人，还烧了一千多间房屋，造成无人区。但是张国涛认为，还是太右，错误在商城的党和军队。于是乎改组党，改组军队，“整肃”工作成为苏区的主要工作，灾难就像这年的秋冬，一场无雨无风的冰冻悄悄袭来，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这场灾难罄竹难书，为了让读者粗略了解情况，这里摘录一个名叫“玻璃杯”（笔名）的作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就在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许继慎时年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左倾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泽民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泽民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曾中生一直被逮捕关押，在狱中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书，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点名要见曾中生，曾也盼望着向中央进行汇报，揭露张国焘的罪行。就在这时，1935年8月的一天，曾中生突然失踪了。公开的说法是曾中生企图逃跑，半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另有一说是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勒死在卓克基的森林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硬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以“反革命”为借口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的张国焘，最后自己却叛变投敌。1977年12月，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