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负责任”，而是由校长老党亲自带队，英子副校长陪同，全部高二年级在校老师参加，当天下午马上安排，我们班全体同学与老师们当面沟通“对话”。
校长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当老师的能够弯下腰来和学生对话，也与那时候思想观念上的开通与活跃的社会思潮相关。最起码，从我们学生的角度来看，校长有容人的雅量，已经殊为不易了。
对话会由英健副校长主持，老师讲台上放不了几把椅子，两位校长、校教导主任就坐在讲台上，其他老师就安排坐教室学生的后边。这个阵法，形势真是“逼人强”呀！
英子副校长简单向老师们说明了情况，此次学生和教师对话沟通的目的，接着就强调了对话的流程。
英子副校长说，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今天党校长亲自来，就是想和同学们交交心，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当面交流，但是同学们不能七嘴八舌乱讲，你们最好能推选出几个代表，代表大家集中发言，好吗？如果没有代表发言，那就只能申请发言，谁举手算谁申请，大家一个一个来，好吗？
当然好了，大家鼓掌通过。对话会一开始的气氛还很好。
我踊跃提议，请同学们推举崔波涌、周庆、王千里、徐红四位做代表，大家又一通掌声算是通过。
这几位同学分别从座位上站起示意，算是在校领导前先亮个镜头。
英子副校长很大度说，这位同学，你也算个同学代表吧！一会还可以先发言。
接着由老党校长讲话。老党校长解释了学校方面的立场，着力强调了学校关于分科分班的计划和进程，学校不是不分科分班，而是要等本期期中考试出来后就安排，一是看看学生成绩情况，让老师和学生都能有个参考指标，便于对分科选择和掌握不同学科的优劣势都有针对性。
我说，我们不想这样按部就班了，我们想不等期中考试，可以吗？我们上期不是也有期末考试吗？期末考试是全市统一组织的，那个成绩对于我们分科分班没有参考价值吗？
老党校长说，同学们的思想很活跃呀，你们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力，学校有学校工作的计划与安排。
周庆说，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既然有高考制度，为什么其他学校服从这根指挥棒，为什么我们学校就不能紧紧跟从这根指挥棒呢？那么请问，我们学校进度跟从什么指挥棒呢？
老党校长说，高考制度没有硬性规定学校文理分科的时间，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按这位同学的逻辑，还存在其他指挥棒的话，我想那就是培养人才，这是学校的基本任务。这就是最粗最硬的指挥棒了。
王千里说，校长我们不是来开演讲比赛的吧？我们没有心情在这里演讲，也不希望您在这里成为电视上的新闻发言人。我们想解决问题，通过对话尽快找出解决的道路。
老党校长说，确实如此，要不，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话了。
徐红说，尽早分科分班是现实选择，我们不要光唱高调，这种调整更利于我们集中系统地梳理学习功课，毕竟校长你说培养出了人才，高考时候不是您说了算，而是成绩说了算那！
老党校长说，我承认这位同学说的是事实，高考当然是成绩说了算，我说了不算。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考试从来都是手段，高考也同样如此，一个人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都与是否成就人才是两回事儿，中学是基础，大学也是敲门砖。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由很多种因素决定的，学校教育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崔波涌说，我从小学时候起，就知道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老师们一直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可是请问校长，中学生和大学生能一样吗？我们是不是人才不敢说，但是我们知道，考上大学的人生，就相当于有了“1”，后面的个位数上还可以加上零；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们就还是个零，后面再加数字，最大的9算上，我们和大学生比，仍然还是个个位数。难道，你们老师不用考大学，都能来教我们课程的吗？
老党校长说，你这位同学，话里话外火气很大呀，我当老师30多年了，当校长也十几年了，我还能不知道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区别吗？我的意思不是要混淆这种区别，你也不要拿结果，来突出这种区别。我们师生对话是平等的，你要有个理性的态度，要以平静的心态来说话，这样说话你会受益一生。
崔波涌话说完，不顾英子副校长的示意，一直在那里站着。
崔波涌说，校长，你这分明是在胡说呀！既然是师生平等对话，你还这样居高临下教导我的说话态度，你说这能是平等吗？我说话的态度，是来到四中才养成的，也是四中的老师教育成这样子的。明明是学校对我们不负责任，还在这里说着冠冕堂皇的论调，你说我能平静心态，理性对话吗？
老党校长小声苦笑说，唉，你这学生真是伶牙俐齿。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头。
英子校长就说，既然大家都充分表达了意见，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还是理性对话好。那么，对话会我看就到此结束吧？学校随后会专门开会，研究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好的一个“对话会”，让崔波涌的一番恶语给弄了个不欢而散。
但是，我们知道，对话会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而且很可能，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原因很简单，我们班学生本来就不多，学校不可能把我们都处理了，最终的升学率还不是得靠我们学生？所谓法不责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