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施这样一个独具创意的行动，一定要有完美的工具。这个好办！李栋和蔡秋实在工厂车间里，可以找到合适的材料。他们找了一截30公分长的螺纹钢，在上面刻了一道凹槽。我们曾拿一个丢失钥匙的废旧铁锁来做实验，只用轻轻用力，就可以撬开。我们学校的图书室只有一间房，就挨着刘大烟枪的办公室不远，上面的铁锁，比我们实验用的铁锁小了很多。我们的计划是，把后勤基地设在李栋家，因为他们家有两辆三轮车，夜里是不用的，我们可以用来运载图书。这样算来，还需要若干蛇皮口袋，这也好办，李栋家卖菜买菜，蛇皮袋子有很多。
可惜，我们当时的筹划，还是漏掉了一件重要的作案工具，那就是照明用的手电。
我们再一次专门聚会，商议了具体行动的时间、路线与分工。行动就定在当夜12点以后。
那天晚上，我们的晚饭一共吃了两顿。第一顿是在各自家里吃的，吃完了都骑车子到李栋家“看电视”。我们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瞎侃胡吹，一直等到李栋家里的人，都熄灯睡觉了为止。
11点以后，我们5个人一起到府署街上的一家新野板面馆去吃板面，孙梅城主动提出请大家吃板面，我也专门买了一瓶白酒。因为干这种事，都要喝点白酒，有点盟约的意思，酒一喝，一般都得干，就是不干也不能坏事，否则就是所有人的公敌。所以白酒不能多买，买得多就会喝得多，真喝多了，什么也干不了。
我们临阵竟也可以无师自通。
几碗热腾腾的板面端上桌，香喷喷的肉臊子搭配起来颜色很好。我们要了5个大酒杯，把一瓶白酒分开平均倒在杯子里。
孙梅城和蔡秋实说，我们干的是体力活，就少喝点吧。
崔波涌就说，才多少酒呀，你们谁喝不了的，全倒在我杯子里。
按照议定的分工，是由我和孙梅城、蔡秋实翻院墙进去，我们三个是一线作业，因为我和孙梅城练过武，蔡秋实练过体育。由崔波涌和李栋一人掌管一辆三轮车，在校园院墙外望风和接应，并最终把偷出来的书运载到李栋家里分发。
我们想，崔波涌好大方，酒量也出奇的大，于是我们几个预备干体力活的剩下的酒，都倒给了他。
我们只喝了一点点。喝完后，我们继续到李栋家喝茶，熬的就是个时间。
这时候李栋提出，自己不能到现场了。因为我们一旦满载而归，家里没有人把门是不行的，总不能把李栋家的人，后半夜喊起来开大门吧？算咋回事？
李栋要留守基地，这个要求算是合理的。
我们再看崔波涌，他喝着茶，不到两杯就说，胃里受不了了，他要吐！我心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呀！
他真出门哇哇吐去了。回来后说，我身上都是软的，真去不了了，就拜托各位了，祝你们旗开得胜。他说完，就歪倒在李栋床上，呼噜呼噜，睡着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方案，原本去两辆三轮，就改为一辆，由我一人在外边接应，进校园的就由三个人改为孙梅城和蔡秋实两个人，其他按原计划行动。
我们一边骂崔波涌这个始作俑者，也许喝多酒压根就是故意的。
我们说，东西到手后，最不好的东西算他的，这个滑头！
现在想想，我们几个人临时拼凑起来，实在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团队，“总策划”喝高退场了，我们依然可以按着原定计划，完美地完成规定动作。
这很不简单！
于是我骑上三轮车，孙梅城和蔡秋实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午夜12点后，我们出发，来到了学校院墙外边。
四中大门外的街上的路灯，明明暗暗恰如鬼火。东西院墙外的两边夹道里，再也没有行人，更没有一点光亮。我们临时决定，由孙梅城和蔡秋实从西边院墙翻进去，而我需要把自行车和三轮车放到东边的夹道里，他们得手后会给我发信号，我再推车子过来到西边院墙下接应。
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两个翻进去到校园里，我不管是在西边还是东边的夹道，望风和传递信号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万一被大街上巡夜的人碰见了，一个人看两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本身看起来就很有问题，如果我在西边夹道里，就有可能顺便把一线作业的人也暴露了，这样就有点蠢！而如果我在东边夹道，谁就是看见我，怀疑归怀疑，说到底你没有看见事实，我有理由说朋友喝多了，总之可以随便找到理由，而不会直接影响到一线作业的成败！
西边的院墙很低，我们只用跳起来，就可以举手摸到围墙的顶部，不过东西院墙都是单砖墙。要把成麻袋的书偷运出来，通过一人多高的院墙转运出来，需要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技术，我有点庆幸行动方案，临时改变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完全属于我在院墙外边“一个人的表演”。我不能老是站在几辆车子旁边，这样既无聊，也很有风险。我装作是在大街上走动，只是目光始终不能远离几辆车子。我从东边走向西边，西边院墙里面已经悄无声息，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我从西边院墙走到东边，东边院墙所在的夹道，秋冬时节的后半夜，已经没有人愿意出来起夜了。
偶尔，我只看到大街上有一个人，可能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还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街市远去，我想他们该不会也许是同行吧？时间，就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紧张中，终于等来了西边战友们在院墙上发出的两声咳嗽声。
他们成功了！我赶紧把三轮车推到西院墙跟儿。我在墙下面接着，孙梅城在墙里面递着，蔡秋实骑跨在墙头，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四包！我们装了满满一三轮车，推起来车子都沉重不堪。
最后一个出来的是孙梅城，他需要蔡秋实递出一只手拉着，他才能攀爬上围墙。我这才知道，原来西边的院墙，是外面低里面高，我们在外边的目测，显然没有事先想到。
我说，那你们刚才上墙的时候，咋上来的？
蔡秋实说，我们搭人梯呀，靠，今夜累死了。
看来做贼除了要有专业素质，还得有好身体，更要不惜下力气。
累也不行，我驾驶着三轮车，东西太多了，我有点蹬不动。他们两个就一人骑车子，分别在旁边加一把力气，三个人一鼓作气，回到李栋家，李栋打开大门，这下暂时安全了。
我们把四个蛇皮口袋拆开，书，放到了李栋的床上，满满的。
崔波涌的酒劲也过去了，他倒是醒的很及时呀！
孙梅城和蔡秋实两个真是大功臣。拿回来的书，有成套的《鲁迅全集》、《资治通鉴》、《汉书》、《辞海》、《辞源》，也有不成套的，但都是比较贵重的大部头或工具书。
崔波涌说，都忘记了，你们也没有准备手电筒，怎么能摸那么准呢？
孙梅城说，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和蔡秋实一人手里一个火机，弄到最后，我们两个的火机都打不着火来了。亏得后来我们在一个书柜上摸着一截蜡烛，可是我们两个火机都点不着了。我们一个人的火机是没有油了，一个打不出火星，只好两个凑一块，居然点着了蜡烛，也真亏得这半截蜡烛了。
崔波涌就说，唉，我这酒量真不行了，要不是我们弄两辆车子，那恐怕得搁这一满屋子吧？
蔡秋实说，老崔，你就别装了，真去两辆车也没用，就那一间图书室，好书我们全带出来了，剩下的也没有什么油水了。呵呵，是这样呀！
接下来我们开始商量分赃方案。这个方案当然是我和蔡秋实、孙梅城三个人一起定的。因为我们是去现场的，其中蔡秋实和孙梅城属于一线作业，更是得能体现出论功行赏。我们把所有的书综合，按价值分成四份，每一份都有一套大部头的整套书，配点不成套的其他工具书。
我们的分配方案，不实行传统的抓阄形式，而是让一线的同志先挑，一线的两位同志挑剩下，就由我来选剩下的两份，最后剩下的那份，当然属于李栋。至于崔波涌，我们每个人可以从自己那份分到的战利品中，觉得哪一本或哪两本不合意，送给他表示表示意思。谁让他临阵脱逃呢？
这个方案公平合理，李栋和崔波涌无话可说。于是，就按这个方案坐地分赃。
我分到了一套完整的《辞源》，一整套《汉书》，还有六七本文学类的图书和工具书。我仔细看过，孙梅城装走了《鲁迅全集》和《辞海》等，蔡秋实装走了《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十大禁书》，李栋留下了《中国古代鉴赏辞典散文卷》、《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系列和《四大名著》系列。
我们看着崔波涌一脸的羡慕和口水，都有点不忍心，他们也都分别拿出一两本送给我们的“总策划”，我其实有点感谢他。要不是他喝醉，我也得翻墙，不是我不敢，我怀疑我个子低，翻进去却不一定能翻出来。我拿出一本梁实秋1972年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这本词典是大开本，足有两块砖头那么厚，送给了他。我们表示的意思，实际相当于向原创策划人，支付了一笔“策划费”。
当把一袋子的书放在车子后架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