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男生。
王千里和云中飞当兵参军，金哲第二年也紧随其后，王千里留在部队当了解放军的团长，云中飞和金哲则在部队走了个过场，两个人先后都回到地方，从事金融工作。
孙梅城本来有希望考上大学，因为他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第二年，皇甫杰和孙梅城到另一所中学去复读。孙梅城的老爸说，你要继续上学，我们就一直支持，不过你得想好，如果想就业，今年梅城还有最后一批能安排就业的机会，以后改革了，可能就安排不了了。孙梅城最后，不知道算是想好了，还是没想好，总之他改弦易张，选择了撤退就业，进了梅城的化工系统。
他当了多年的业务员，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就自谋职业做起了白酒生意。孙梅城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家里弟兄四个，他父母活到八十岁左右，全部是跟着孙梅城一起生活，寿终正寝。
周庆第二年考取一所交通学校，毕业后安排进了梅城的公路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周庆和孙梅城一样，都找到了一个好媳妇。他考取中专那年，他的老爸还不到60岁，却脑溢血发作，留下了偏瘫后遗症。刚开始那几年，老头坚持着还能拄拐杖走，慢慢地在屋里屋外转悠，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周庆上班没几年，老头活动就得靠人扶，他老妈虽然还能对付，可是老爷子体重够分量，上床下床就得周庆来抱。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将近20年，所以平时同学聚会，我们很少喊周庆，知道他很忙。周庆有两个姐姐，毕竟姐姐们出嫁了，家里的支柱还得靠男的。周庆执掌屋里屋外，今年已经进入第25个年头，老头现在据说眼睛失明，连床也下不了，毕竟80多岁的人了。
周庆说，老爸，你眼睛看不到了，你觉得再活个十年，咋样？
周庆他爸就说，如果还能活十年，那敢情好呀！老头不仅感到了幸福，而且也很满足。
要我说，如果要评选梅城的“道德模范”，周庆，当年的“大刀客”，怎么也得算一个。
皇甫杰和孙梅城一起去复读，孙梅城中途撤退，皇甫杰却复读成功，和赵梅月进了同一所学校。第二次和赵梅月再做同学，却既不同级也不同班。皇甫杰中学时候，和赵梅月关系本来就好，等到再次做同学，按说彼此要有点故事才更精彩，可惜没有。虽然老师和同学都能亲到一家去，但同学就是同学，同学再亲，也不能亲到一家去。
后来，皇甫杰被安排进了一家生产齿轮的工厂，再后来又改进一家变压器工厂，在本厂找了个媳妇。一年时间有半年在外地，主要在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到这些地方跑业务，倒是能把南方美女给看了个遍。
张志军、陈武、乔功三人都考取了体育专科院校，张志军是首发命中，陈武和乔功是第二年“回炉”才走的。张志军毕业进了公安系统，后来选调进国安系统，论行政级别算是同学中最高的。少年时候当班长的人，也许冥冥中该有如此机遇。乔功文秀，进了梅城的文博系统。陈武进中学当了体育老师，倒是落了个好身体。
蔡秋实和李栋进了同一家工厂，做了电焊工。可是人和人的禀赋是不一样的。李栋人保守，虽有个性，但是安分老实。蔡秋实不一样，当年的小痞子后来就变成了大痞子。后来因工作调动，蔡秋实得以进到梅城的旅游系统，没几年就成了序山风景区管委会的头头儿，算是做成了个“山大王”。
李栋，一直闷在工厂，当了多年的电焊工。他们家本来家境一般得很，父母多年前就下岗了。不过老天有眼，梅城现在发展得真不错，前几年都只见工厂陆续破产和工人下岗，梅城城建关键发展的那些年，当然主要得靠房地产行业了。李栋的家，正好处在“梅城府署”区域，这里从“梅城府署”到老商业五层楼，全部都改成梅城新的商业中心了。正所谓拆迁一个地方，会富裕一方人群。我们同学中，第一个住上高档住宅区的人，就是李栋。老天有眼！
崔波涌当年也没有考上大学，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同学中流传的这个“读书种子”，在老师眼中几乎就是个废品，因为他的数学和英语科目和文史地科目形成了明显反差。是的，说到崔波涌，我浪费的笔墨不免会要多些。梅城那几年已经办起了梅城大学，我们很多同学过去高考失利，但只要想继续学习，就可以转考梅城大学的成人函授，拿个大专学历不是难事。崔波涌也赶这个时髦，参加成人高考，上了梅城大学的函授班。上了不到一学期，又后悔当初的专业报错了，不应该报什么文秘专业，结果大学里那些老师“教”不了他。这不是偏执狂吗？上个成人函授班，还计较什么专业？别的学生都找关系掏钱去混文凭，他是找关系退学。
那时候，我知道他因为写一篇大文章，累成了“神经官能症”。他写的文章，探讨的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会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先进的阶级。这个阶级在知识时代，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应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也将成长为最有权力和利益的集团。这个题目太大，大到崔波涌企图用哲学观点来证明的时候，陷在那些概念里没办法出来。论文艰难写了一万多字的时候，就给他累趴下了。有段时间，我见到崔波涌，他认识我，但是要想喊出我名字，他要费劲想了好久。
他们家说，他生病了。
他的病好了以后，在家歇了一年，就到他一直向往的北京去了，当了“北漂一族”。这一漂就是十来年。这个人很奇怪，学历一张没有，后来居然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个学报编辑部里，干起了管理类的杂志编辑，而且一干就是三年。这还不算，以后更是到科技部的一个管理杂志里做主编，到清华大学里的一本建筑专业的杂志里做首席编辑。
我后来问到其中的蹊跷，崔波涌这样回答，有学历的人未必有能力，没学历的人未必不能干。有学历的人拿多少工资有预期，我就是一光脚的，所以我没有预期，给我多少钱无所谓，我都会去干，而且要想方设法努力干好。这样的人谁不稀罕？结果我也就是比别人少拿一点，但也不是比别人真少拿了很多。
崔波涌干杂志编辑多年，在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了论文16篇，比一般大学里的教授还要牛。他说，有些场合真有人问他喊“教授”来着。我不大相信，但我相信，有人问他喊“崔老师”是没有问题的。不冲别的，就看他早生的一头白发，就知道他混个“老师”当当，是没有问题的。
崔波涌北漂十年，并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梅城，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老婆孩子也带到北京去混。回到梅城，还从杂志干起，这几年梅城大大小小好几个杂志，都是他参与忽悠干起来的。
我问过他，老崔，别人干杂志，都是从地方上干好了，往上走，比如到省里或者到北京去？你可倒好，你从北京干完了，到地方，前两年你还干省刊号的杂志，现在怎么干脆干市里的了？你是越来越往下走哇！
崔波涌还辩解，那不一样，过去在北京干，我是记者编辑策划全干过一遍了，说到底都是当兵的，现在的平台虽小，我也算是个老总吧？这个倒是真的，老崔换“崔总”，的确也有很多年了。
崔波涌去年出过一回车祸。车祸以后，他就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失忆症”。北京漂泊十年的记忆变得非常稀少，回到梅城认识的朋友，不少也成了他记忆中的陌生人。唯独对在中学时光，尤其是我们高中时候的犄角旮旯，摸得门清，就好像他昨天才亲身经历一般。他能说明白，当年的老师都有什么特点，我们同学中谁跟谁好，谁跟谁有矛盾，好是因为什么，不好是因为什么。他出车祸后，我们不少同学去看他，他尤其喜欢讲我们高中三年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了。
他们家很伤感，因为他居然连有些亲戚都不认识了。
但是说来也怪，他见到我们班同学，就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我们也愿意听他讲，一是大家也有共同语言，二是可能也有助有恢复健康和记忆。
当然，他们家，自然也很感谢我们同学的到来。后来我们也才有了概念，原来人的脑子记忆是分区位的。比如我们高中三年的记忆，是专门放在脑子中的一块记忆区的，比如崔波涌北京漂泊的十年，是放在另一个记忆区的。
他的车祸，居然使他曾经迷失了那十年，又捡回了这三年。
说实话，我能写完我们的中学时代，很多素材得益于崔波涌的兴奋和回忆。我很感谢他。
我有回对崔波涌说，听了你讲了那么多故事，我们高中时代的记忆做本书的话，就叫《我们那时相信爱》，你觉得怎么样？
崔波涌还是不改往日的犀利，一针见血地说，以你的经历为主线，这名字还算不错。如果以我老崔的经历来做主线，名字就得改为《我们那时不相信》，那就不是写这三年了，得写十三年。
说这个当然都是废话。你都失忆了，还怎么写十三年那！我说，老崔，那要是写我们现在呢？那该叫什么名字？
崔波涌说，可以叫《我们现在啥都信》，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过去是语录时代，全国干什么都口径一致，现在连主流的舆论都能垃圾满天飞，你没有法子不信。信是什么？信就是一种敬畏，一种珍视。只有无知者才会无所畏惧。
这话比较深刻，我虽然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抄录在这里，就会觉得意义不同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