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到城乡差别，今天依然会是社会热点话题。现在乡下的中小学，每天都在消失，城里越来越吃掉乡村，梅城发展也越来越大，直到把梅城周边的乡下，也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没有地和家园的人只好往城市的阁楼里钻。很多人一说到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定也不会忘记城乡出身，这种敏感一到大学，更有了很明显的分野。有时我想，为什么当年我们班城里学生和乡下学生，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心理隔阂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班压根就没有这种明显区分，无论城南城北，无论多数派和少数派，在梅城地面，其实只有城里边和城周边之分。比如像我，就是“不城不乡”，或者身处城乡结合部。“城北派”是清一色的蔬菜队，说是乡下，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梅城人吃的，全是城北人种的菜。
孙梅城、周庆、皇甫杰、崔波涌和我曾经有回喝酒。
孙梅城开玩笑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城里学生和你们三个乡里学生，关系还这么好呢？
我说，啥？你们两个城里学生，周庆也是在乡下长大的，不能算城里学生，这里，只有你一个城里学生。咱们几个关系好，是因为你有个外号叫“铁公鸡”，知道吗？城里学生也不愿有此江湖雅号，所以我们几个同情你呗。
孙梅城一喝多，满嘴的脏话就出来了，那种脏话不是恶意骂人，而是多少带点卖弄和给人往坑里带的狡诈。“哈，谁又说我是铁公鸡了，今天的饭钱我掏了，你们是撅着屁股看天，知道吗？”
皇甫杰故意问，“梅城，啥叫撅着屁股看天呢？”
“有眼——无珠嘛。”
崔波涌是个不喜欢嘴上吃亏的家伙，于是抓着孙梅城的话头不依不饶，于是孙梅城会说，算你会说，我说不过你。
崔波涌就奚落，你黔驴技穷了吧？
孙梅城赶紧抓住话把儿说，“不是黔驴，是梅城驴。”他把自己骂了，其实连带着我们一群全包括了。这就是城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还能怎么着呀！
那几年，街上还没有流行录像厅，小镭射电影，更是毕业以后才有的事，所以文化娱乐最多也就是看电影。梅城东西南北关，都有电影院，还不说几个大工厂自己还有电影院，也对社会上开放。每期每个学生，大概交3块钱的班会费，最少能看三次电影，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长春街上北关和南关的电影院，其次算是人民路上的文化宫。
其实，那些电影也都是很没有看点的老片子，记得第一次看的电影居然是《五更寒》，再一次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什么片子！与我们学生生活横竖都不沾边。所以，凡是学校或班级组织的娱乐活动，都没有意思，还不如小规模的自由结合形式，更能吸引我们的兴趣。
我们有时候会相约，到序山登山，或者周日，到几十里外的鸭子河水库玩，近处也就是人民公园、文化宫、体育场、玉河河滩上都算不错的选择。
有回放学，玉河南就听到一阵阵机枪声，我带着周庆、孙梅城、李栋、崔波涌几个，去玉河河滩上玩。梅城市武装部的人，正组织民兵打重机枪和投掷手榴弹 。机枪是真子弹，手榴弹，是没有弹皮的那种，声音听起来比较震撼。穿过一片刺槐林，树林里的沙滩，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靶场附近青烟袅袅，枪炮声停止后，就一片静谧，只见到高的乔木，低矮的灌木，踩满脚印的草地，赤裸的沙地。民兵们撤退收兵，我们就去靶山上捡拾弹头，完了几个人还不愿意走，一顿瞎侃胡聊，天就黑了。这还不算，还要你说个鬼故事，我讲个灵异事件，直说得人心里毛骨悚然，弄到最后谁也不敢再提鬼怪两字，可是心里，还有点发憷。
孙梅城说，咱们表演个节目吧。每个人都得发出声，唱歌也行，不想唱就学个动物叫声也行。
呵呵，学动物叫唤，亏他能想出来，还不是转移一下注意力，那会儿需要自己给自己壮胆才能回家。
于是孙梅城和李栋学牛叫，学鸭子叫，学羊叫，我跟他们学驴叫。我从小在农村里出生长大，知道驴的叫声很特别，如果没有听过驴叫唤，断不会学得惟妙惟肖。一般驴叫起来，是一声连一声，长短也不一，叫到最后，还要打两声呼噜，这样似乎才完整。
我想，是我带他们几个到玉河河滩来的，我多少有义务尽一下地主之欢。所以，我的驴叫声扮演得精彩自不在话下，成为最后的压轴好戏。
到第二年，适逢全国性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梅城在人民路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捕公判大会”，我们四中的学生成为体育场上上万观众中的一部分。这次大会结束，直接就有19名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公判后，在玉河河滩上被人民武警直接被执行枪决了，场面看起来比较血腥和恐怖。枪决现场照样人山人海，但是从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邀约同学，到靠近刺槐林一带的玉河河滩上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