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最大的神通
妈妈，妈妈
3岁那年，我想念远在天边的妈妈，对着村子边上的火车轨道喊：“妈妈，妈妈。”15岁这年，我终于又和妈妈生活在了一起。
初二，我说想考高中的时候，全家都劝我放弃，说我做不到，不如直接去中专还轻松点。只有妈妈说的是：“崽，妈妈支持你，妈妈只是担心你考不上伤心。”那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心里好像有了变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随便替我做决定了。到我上了高中之后，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了。
我考上高中这年正好赶上妈妈的学校改制，她原本的工作工资待遇不变，但教学任务却少了一大半。她本来能就此过上轻松悠闲的生活，但为了我，她又把一切都抛下了。她应聘了我那所高中的语文老师，成了一名新人，带我住在老师们的宿舍里。
宿舍只有不到10平方米，一张床，床边一张单人桌、一个晾衣架，就塞得满满当当的了。妈妈会给我做早饭，偶尔也煲汤喝，但宿舍没有厨房，她买了一个电煮锅、一个小炒锅和小功率的电磁炉，每天早上，就把电线拖到走廊里烧饭。宿舍不仅没有厨房，也没有淋浴间，我和妈妈想要洗澡，都只能拖着大桶到公共厕所去接水，用电热水棒把水加热好，然后锁好公共厕所的大门在里面擦身子。
在之前的学校，妈妈是骨干老师，单位给她分了带独立厨卫的大房子，她为了我，生活条件直接回到了二十年前刚工作的水平。她为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当时我很紧张，怕达不到她对我的要求。
高中的时候，我是个特别爱美的女孩，当时校服松松垮垮的，我想给它改成小脚裤，符合我自己的审美，于是我去问妈妈。向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完全没觉得她能同意，哪有老师会同意学生改校服呢？做老师的家长，一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以身作则，带头听话的。
妈妈说：“好啊。”
当时我的内心在呐喊：我的妈妈真的变了！她甚至没有犹豫，没有提出条件，比如“必须考到某某分数才可以改校服”之类的。我改小的裤脚很快被发现了，班主任找到教导主任，和妈妈说她的女儿不好好穿校服，妈妈说：“她可以这样穿，这是我们商量好的。”
我感到无比幸福，开始更多地向她敞开心扉。我开始毫无顾忌地跟她说些幼稚的话，给她讲我和班上女孩子相处的事情，觉得某某有点“绿茶”呀，某某有点讨厌啊。她不厌其烦地听着，总是对我说：“我觉得你没有什么错。”或者说：“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有的时候，我会说：“我再也不和某某玩了！”但过两周，我又会和妈妈提起她的故事。妈妈从来没有不耐烦过，不管我倾倒什么样无聊的事、负能量的事，她都会接住，然后轻轻地鼓励我、认同我。
高中时，是我第一次向男生表白，也是第一次收到男生的表白。高中时，我有一圈朋友，相处久了，我喜欢上了其中一个坐在我前桌的男同学。那天物理课上，我给他传了一张纸条，说：“我喜欢你。”他问我为什么喜欢他，我写下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7个字——
“我觉得你会发光。”
他没有接受我的表白，只给我留下了一段非主流的青春回忆。而另一个男生向我表白的时候，我有点想谈恋爱，但是又拿不准主意，就回去问妈妈。她说，感谢我愿意跟她说。几天之后，她告诉我，她去问了，那个男生物理成绩很差，大概不太聪明，让我别喜欢他。我说，好的，我听妈妈的话。
我每天早上起床，就直接去教室上早自习，而妈妈则是起得更早给我准备早餐，再去教室上早自习，每天在我下早自习的时候，都会看到妈妈从教室门缝里探出的头，轻轻叫我：“崽崽——”这个时候，全班都知道，我妈妈又来给我送幸福牌早餐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持续了三年。
妈妈还带我去做公益。当时我们学校有附近山村考上来的贫困生，妈妈就把我的旧衣服洗好叠好，让我给同学送去。她还会为他们做饭补充营养，也让我去给他们送饭。没有仪式、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我们所做的，就是最平常的助人为乐。可他们眼中的感激我一直铭记到今天。我了解了不仅走向光明是愉悦的，给别人带去光明，帮助别人成长，甚至是一种更大的、更深沉的幸福。
高中三年，我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就是改小校服和上晚自习吃东西。我尽量努力学习，即使学不进去，也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惹麻烦。但我初中留下的基础太差了，高一开学的时候，我连解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最差的一次，数学只考了7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特意问了问身边的苗，高中刚开始学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合集？集子？我记得里面有个概念叫“子集”，但那章不叫这个。
苗告诉我，是“集合”。对，集合，高考的第一道选择题。高中数学一上来，我上课就像是在听天书一样。别的理科我也学不懂，总成绩一直稳定在倒数几名。
所以高中的我一直有种小小的忐忑：我好像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学习不好，也不是最听话的，我配得上妈妈的爱吗？我几乎怕妈妈突然改变主意，从来不敢问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很努力地享受着她的照顾，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跟她讲。
高中时的我。傻傻的剪刀手，但是青春无敌
我童年所感受到的忽视、挣扎着寻求关注的痛苦，在这三年间完全被治愈了。
当我们关系更亲密了之后，妈妈也向我吐露了她的真实想法，她向我道歉说，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亏欠我，一直做得不好，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好好地陪着我、弥补我，她想跟我心连着心，希望能像最好的妈妈和女儿那样无话不谈。
妈妈还告诉我，在她和爸爸分别再婚之前，他俩复婚过一次，后来又离了，整个过程我都不知情。他们实在没法一起生活，她平静地告诉我，他们两个人都尽力了。她说她找过命理师，说如果不离婚，她会生一场重病，在身体上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妈妈真的相信他的话吗？我不知道。但妈妈说，这就是命。
原来妈妈觉得不该对我说的，或者不好意思跟我说的事情，在这几年里都告诉了我。她终于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了，我深深地感到被尊重，感到幸福。
我学习不好，妈妈也是新来的，高中时其实也有一些老师和同学讨厌我、排斥我，但我从来没有被那些声音影响，也没有因此厌恶过他们。事实上，这是很正常的，我有点内向，也不是特别努力，没有展现出任何超凡的才能。但妈妈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即使我成绩没有别人好，我的思考没有别人深刻，我爱美、爱生活多过爱物理化学，我也是一个美好的人。她没有强令我在不擅长的地方拼搏，也没有要求我过早地忧心生计，这让我为未来的人生积攒了更多奋斗的勇气。
在高中，除了好好补上母爱这一课，我也初步认识了“社会之爱”。我的理想扩展开来，不再只想着有钱，也开始明白，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生。
[佳航的话]我后面才知道，妈妈在离婚后陷入了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每天以泪洗面，整夜整夜失眠。可以说那是她自顾不暇的时候，所以她没有来给我力量，没有给我爱，也没有来关心我。她已经在地狱里了，又怎么给我爱呢？
到我高中时，妈妈就用尽她所有的力气来关心我、爱我，她不仅知道要爱我，也知道怎么爱我。而这时的我也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孩子，我总是看到自己的需求，却没有看到妈妈也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成为一个温暖她的人。
作为孩子，我们好像总觉得自己是理所应当被照顾、被关爱的，但爸妈也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人生也会有低谷。在我们自己处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能给别人能量吗？如今再回看我妈离婚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孩子，丝毫没有照顾妈妈感情的孩子。爱是最大的神通。我曾经没有爱的能力，但妈妈高中时给我的满满的爱，彻底让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充盈的人，一个爱自己，也爱更多他人的人。
人民教师陪我追星
回到我的房间，我看见到处都是那张我最熟悉的脸，一旦合上眼皮，就和我温柔地交谈着的脸。我打开书包，掏出我的文具盒，也能看到印着那张脸的贴纸，贴在黄色的帆布书包上、细长的铁皮盒子上，还有塑料直尺上。唯有在他的眼神里，我能感觉自己是被理解的，我知道他也知晓这世界上的美好有多脆弱，而人又有多么粗暴，从他温柔聪慧的眼神里我就能知道他能理解……
爸爸推开门闯进来，批评了我一通，不学习，光知道对着文具发痴，再这样，迟早有一天把我的海报都撕了。我掏出作业来，对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让他撕的，武艺的海报比我的命还重要。他骂我一句“走火入魔了”，转头就走出去。
他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借着贴纸和海报上的他的面容，借着综艺节目里看到的他的身姿和话语，我不断补充他的形象——一名温柔清爽、知书达理的音乐天才，臂弯就像天鹅绒的枕头，眼眸里涌出清泉。天下最美好的词汇加在一起也不够形容他的好，他似乎就是为了承载天下所有最美好的品质而生的。
我对武艺的迷恋，从小学六年级一直持续到高三，整整七年，其间始终伴随着对我“不务正业”的斥责。我就像守着圣像的虔诚信徒一样守着我的武艺，甚至想，这些为他默默做出的付出终有一天会被他看见。
某年过年，家庭大聚会，全家亲戚团聚在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里吃着饭。大人们抽着烟，屋里点着香，四下云雾缭绕，呛得人发昏；小孩子们决不肯安安静静坐在桌上吃两口饭，一个从凳子上跳下来，就要找机会把另一个惹毛，像接龙似的，很快就全都溜下桌，尖叫着互相追逐，拼命尝试着掀翻彼此——尖叫很快又变成哭声，妈妈们也加入战场，桌下的叱责声和桌上的高谈阔论暗暗地较量着音量。唉，我只恨手不够多，不能同时捂上眼睛、耳朵和鼻子，四周就好像来回滚动着几个大铁球，在我薄薄的身子上碾来碾去。
突如其来的寂静。就像期末考试后失了管教的班级，所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聊天，也会突然出现一阵莫名其妙的安静。在这意外的、略显尴尬的时刻里，我的不安和局促尤为明显。有位亲戚突然饶有兴味地问我，书包上贴着的男生是谁。我说，是武艺。
他开始对武艺评头论足，并且延展到“世风日下”，女孩都被综艺节目败坏了。这个话题迅速激起了桌上所有人的情绪，他们开始抨击武艺的容貌、音乐、品格，用的都是反问句——“他到底哪里好看了？歌到底哪里好听了？”以不容置喙的语气，宣告他们掌握着判定这一切的权力。见我还不认怂，批判逐渐演变成谩骂和人格侮辱，骂声越来越高，一股血涌进我脑子里，我回过身去打开家里的针线盒，抽出针就开始往自己手腕上捅，一边捅一边喊：“你们再骂他，我就死给你们看！”场面一片混乱，针被夺走，我被拉开，大人们都来批评我不懂事。
我的妈妈也是个很传统的女人，一位严肃的中学语文老师。对于我追星的行为，她不理解，也觉得不妥。但她尊重我，只是说，让我不要因为这个耽误学习。
我加了一个武艺粉丝团的QQ群，和她们一起去看了人生中第一部在电影院里看的电影，武艺配音的《赛尔号》。以武艺的名义，我和她们一起去福利院，给小孩捐衣服、喂饭。妈妈会帮我把要捐的旧衣服提前叠好，虽然其他的家人依旧说这是不务正业，但妈妈的态度逐渐软化了。
我高一那年，武艺突然来到株洲开歌友会。我高兴得快要疯了，从没想到能在平凡的生活中看见电视里的人物，更何况是我的偶像，居然会来到我住的这座日子平淡如水的小城。我想去看他，我一定要去看他，可歌友会的时间是工作日的下午。我问妈妈，我可以请假过去吗？妈妈没有同意，她说：“那里人太多了，不安全。”
可见武艺一面就是15岁的我最大的梦想之一了。我反复恳求她，答应会把所有的作业提前做好，绝不落下功课。我抱着她说：“我求求你了，妈妈，求你让我去吧。”她只是摇头。
有两周时间我魂不守舍，合上眼皮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武艺温柔的笑容，而是他困惑的，甚至是嗔怪的神情。“我特地来找你了，而你却不见我，那你所承诺的爱和理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用他的声音对自己说。我的背信弃义伤了他的心，也伤了我自己的心，尽管我从来没承诺过什么，可我们心心相印，不是清楚彼此每一个念头吗？夜里我辗转反侧，也开始反过来责怪他——为什么不能挑个周末的时间来呢？明明知道我是个学生，还要故意出这种难题考验我，你又安的是什么心思？我自己和自己吵架，整天也吵不出个结果。
到了武艺要来的那周，妈妈突然告诉我，她跟学校请好了假，那天她陪我去。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抱着她，拼命地摇晃、尖叫。奇迹发生了！妈妈在我的生活里又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奇迹。我连着几夜叠了一千颗银色的五角星，装在一个塑料糖罐里，作为给武艺的礼物。歌友会那天，我们几乎是乘着一阵清风赶到会场的，场外场内摆满了摊贩，卖应援和周边，玩偶、胸针、贴纸，到处画着世界上最美好的那张脸，到处洋溢着纯粹的幸福——只要我想要的，妈妈全都给我买了。
我们在室内坐下，场地不大，四处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只有妈妈，一位戴金丝边半框眼镜、表情严肃的人民教师，在其中格格不入。四周充满了窃窃私语。武艺一上台，大家纷纷从座位上弹起，向台前冲过去。我跑得快，挤到了第一排，举着装满星星的罐子。巨大的压力从后背传来，所有人都想尽量往前挤，压力一浪接着一浪，传递到我这里。武艺正朝我这边走来。
这时身后的压力突然松了。回头，我看到妈妈正在护着我，我那表情庄严、一丝不苟的妈妈，掏出了她的诺基亚手机，用镜头对准我，说：“快，他来了。”
我和武艺对视，把罐子递给他，他收下了。妈妈把这个瞬间拍了下来。
我沉浸在幸福中，近乎恍惚地度过了几天。我完全不再在乎家里亲戚的嘲讽和挑衅了，我感到安全、完整，感到自己的人生整个儿就是由奇迹构成的，而妈妈就是在我身后为奇迹施法的魔法师。她的爱就像一整片大洋，而我是被她托着的一艘小船。我再也不会怀疑她说的话，再也不想要反抗她了，我感受到了她无条件的、无我的爱。
上了大学以后，年龄增长，生活丰富起来，也不再有恋爱的禁忌，我很快就忘了追星这回事。青春期时候那种对自我的强烈感受，那种感到正在失去整个世界的忧愁，逐渐被更现实的事物取代。而去看武艺歌友会的经历却时时出现在我脑海里。想到母亲为了这样一件她不明白、不认可的事付出的爱和努力，想到无论我的行为在成年人的视角里有多蠢，而她始终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尊重的，我越来越感激她。是她教会了我真正的爱。
疫情期间，妈妈来看望“北漂”的我
我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学习不好让她丢脸的孩子，导致她陪读、生活在宿舍里的孩子。但她迈出了第一步，跳出了我们之间过去的伤痕，用爱重塑了我们的关系。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不会改变，但我们可以跨越，可以原谅。童年不是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化石，而是今天的我们身上的一部分。
[佳航的话]亲爱的家长们，也许你不理解你的孩子在玩什么。他们在玩卡牌、在玩手办、在追动漫。世界变得好快，我们总是难以理解下一代。但对孩子的爱就是：看见他开心，你就开心；看见他快乐，你就快乐。爱不是以自我去捆绑他，爱是尊重，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就守护着你，让你在你的世界做最好的自己。这就是真正的爱，无我的爱。
改变命运的征程
在高中里，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理想”，为了它，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我当时在世界上最敬佩的人。他是个耿直狷介的人。有次课间操之后，年级领导突发奇想要做些训导、讲点废话，他听到上课铃响，中气十足地喊一句“193班的同学跟我走！”，就径直领着我们回教室了。另一次是午休快结束的时候，他在讲台上总结最近班里同学的表现，对未来提出一些期待，别的科目的老师没有敲门，直接就闯进来发作业。当时他说：“请你出去，你这样不礼貌。”他让我第一次明白了还有这一种做人的方式：以一种正直的品格要求自己，然后以同样正直的标准对待世界。
我接纳了班主任的智慧，但我猜，我使用的方法和他预期的并不一样。
在我成长的学校里，打架是司空见惯的事，极顽劣的学生甚至有打老师的。小时候的我虽然不会主动找人打架，但也经常为班上的女生出头。我并不会武术，力气也不大，全凭一股草莽之气，小学时就曾经把200斤的胖子打得哭着找老师告状。
那次大概是胖子闲得无聊，想引起女生注意，沿着教室跑一圈，把女同学的红领巾全都扯开了，有的还甩到地上踩了几脚。有的老实的女同学气哭了，他还反过来嘲笑人家。
系红领巾对小学生来说是个挺大的挑战。我回到教室里的时候，还有几个女孩子围站在一起，帮坐在中间抽泣的女生整理布料的边缘。我问她们怎么回事，她们说是胖子欺负了她。
我去找胖子理论，他说不关我事，我说：“谁让你欺负女的？我今天就代表女的跟你决一死战！”我踢了他一脚，他绊到桌角，额头磕在了桌沿上，疼哭了，急忙跑去找老师告状。
总之我和班主任不一样，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或许当时能武的成分多过了能文。我在高中的朋友大多是相对爱玩，但品性不差的同学，其中碰巧也有一个胖子，成绩中上，乐于助人，但天性散漫，总是犯错误，被班主任罚站、罚做值日。他就在背后骂班主任。其实他只是过过嘴瘾，说的话也没有太难听的。但我一听见，火气就冒上来了，抄起手边的笤帚，全然不顾我在同学们眼中已经是一个温柔、爱美、和顺的“好女孩”形象，指着他说：
“你再敢骂班主任，我就打哭你！”
他吓了一跳，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那时，在和妈妈共同的宿舍里，我看到了一本杂志，大约是给中学生订阅的读物，在上面我读到了周恩来和梁启超的故事：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国家危在旦夕，梁启超写文章、办组织，带着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却被慈禧太后追杀，直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离开祖国。而周恩来，则是在五四运动中成为领袖人物，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度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也要向狱友传播共产主义的知识。
这些故事让我激动万分，回家后我告诉妈妈：“老妈！你女儿就要做周恩来那样的人，如果中国在打仗，我要第一批冲到前面！”妈妈吓坏了，赶紧抱住我说：“崽崽，咱们不做那么危险的事，妈妈只要你健康，你不要立这样的理想。”
但这次我没有听妈妈的话，十几岁的我，心里开始展望波澜壮阔的人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些句子在我的内心里激荡，几日间，我的心就雄于地球了。改造世界，让世界因我而变得更好，难道不就是我注定的使命吗？赚钱的理想和报国的理想，在我的心里合流了，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个品行端正又有钱的人，一个对社会特别有用的人。或许是历史书里写的“实业家”，又或许是“大文豪”或政治伟人。请允许我跳出来说一句，这些想法距离我反天反地，把学校搅得一团乱麻的日子，不过才两年时间，而再过两年，我又会陷入对人生意义的极度怀疑，认为未来的生活一团灰暗。
在妈妈给我的幸福保护和这种激荡的使命感之中，我迷迷糊糊地长到了高三。我再一次意识到，要想距离我的理想更近，我必须得进入商业更发达的地区、更繁华的城市里。对于我来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考上一所沿海地区的大学。
但高中知识可不比初中，最后冲刺一年是来不及的，我只能走艺考这条路。但那条路我也比别人晚走一年了。我跟爸爸说，我要去学艺考。
之后的两个月里，爸爸、阿姨以及认识不认识的亲戚轮番来到我家，连着妈妈一起，劝我放弃。柔和的说法是，家里条件不富裕，没必要瞎折腾，粗暴一点则是：“你不就是想花钱出去玩吗？”姑父也来告诉我，别学空乘，空乘以后都是做服务员的。
阿姨回到湖南之后，开的小店效益并不好，爸爸在县城做老师一个月三四千元工资，他们要还以前房子的房贷，要养家里老人，妹妹正在长大，这样聪明伶俐的孩子，大家都想给她最好的教育。如此种种算下来，家里的经济确实已经捉襟见肘。高中负责艺考班的老师还说我说话有口音，学不了播音。而一次艺考，少则5万～10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去拼一个大概率失败的结果，这对我们家是无法承受的。
他们的话并没有真正让我动摇，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爷爷来了我的学校。爷爷几乎一辈子都待在村里，一生去县城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而他特地赶来株洲，来我的高中。当在操场上看见他的时候，我几乎能听见次元壁破碎的脆响。
爷爷的眼神既胆怯又飘忽，嘴里说着和那些亲戚一样的话，要体谅我爸，体谅阿姨，体谅他们的家庭。比起他说出口的，他的神情和状态更让我难受，仿佛我不仅是做了坏孩子，索要了父母不愿给的东西，更有什么力量在威胁我，如果继续下去，我爱的人会受更多的伤害。
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学校虚度时光。我被体内的火灼烧着，一个声音一直在说：努力吧，冲吧，人生无论如何要赌这一次，哪怕要用后半辈子来偿还。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说我的梦想，我要考大学以后做个有用的人，我只求你们这一次，求你们借我钱，我们可以签协议，以后几十倍地还给你们。
如果我们真的签了这样的协议，我如今拿出钱的时候一定很自豪吧。但是没有，当时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我的大爷啊，求你别折腾了！
最后，据说，是阿姨拍了板，跟爸爸说，你陪她去找找学校吧，看能不能少一些学费。
[佳航的话]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我考大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立下了大志，我要做一个不平凡的，能够影响一代人的人。有了这种“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雄心壮志，再看到当下，我才能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知道我要考大学，因为我有大的志向，我要去更大的天地去闯，所以我要去更大的平台。游本昌爷爷说，你照着月亮打，总比照着树梢打得远。立大志，能够激励人更好地面对眼下的困境。
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毛主席。我走访了他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去了他的故居，了解了他的革命故事。我感受到，人能创造多大的奇迹，取决于他的心有多宽广。毛主席在26岁的时候就写下“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心放在宇宙那么大，所以能承载一切，能装下一切。
我们之所以觉得现在很难，是因为眼睛只看到了面前这三米远，而当我们立下大志，当我们的心无比宽广的时候，眼前所有的事情都会小得像尘埃一样。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喜马拉雅山，你就会发现，一路上的那些小山丘也就是那么回事。你不再害怕它们，它们也就不会成为真正的障碍。
丑小鸭
找艺考学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在这里，我就像一只丑小鸭。
真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放眼望去一片玻璃与钢铁。湘江从北向南，穿过长沙流向株洲，在株洲时它是一条端庄恬静的小河，在长沙它却是威严壮阔的大江。到了晚上，人造的霓虹将江面映红，我感到自己不过是繁华夜色里的一颗小小光子。
爸爸带我到长沙，在地图上搜艺考培训，一家一家地跑。当时距离艺考仅剩三个多月，每到一所学校，招生老师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有学生来，都满面笑容地迎接我们。爸爸上前寒暄，问时间不多了，能不能打点折。老师们的笑容逐渐凝固，问我们想花多少钱。爸爸说，家里不富裕，只能拿出来1万块，老师们的眼神就转变成了难堪或不屑。
艺考学校的常规收费是5万～10万元，其中包括了学费和必要的单独补习，还有食宿、交通等杂费。1万元确实是个低到不可思议的价格，对于富裕的考生，他们参与各地校考所花费的机票钱大概都比这多。
我和爸爸从各种敌意的眼神下仓皇逃窜，直到遇见了一家大机构的招生老师。
他是个有点微胖的男老师，长相很慈眉善目，也很看好我，对我说很想要我这个学生。我感觉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鼓起勇气，把心里憋了很久很久的话对他喷涌而出：“我一定会是你们这里最努力的一个学生，我会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考出来一个超出你们想象的成绩，成为你们以后的招生广告，请你相信我！”我继续说：“现在已经没有新的生源了，额外教我一个不会多花任何资源，我家里真的没有钱，借也只能借到这些，求求你给我打个折。”
招生老师想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他说：“教育不打折。”
这句简单的话击垮了我。我想不出任何反驳的话，从利益上，从道理上，他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那颗因渴望改变命运而烧得通红滚烫的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我考不上大学了，甚至不再有机会参加高考了。我回到学校，准备参加大专的单招考试。
家人为我选定了一所铁路方向的大专，就业率近乎100%，所有毕业生都被安排到铁路列车上做服务工作。我打印好了历年单招考试的试题合集，在一屋子准备高考或艺考的学生里，开始背常识题：
蟑螂有几条腿？——六条。因为蟑螂是昆虫。
下列不属于四大发明的是？——丝绸。四大发明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我照常上学，照常放学，试图记住这些不需要特别去学的知识，逼着自己不去想这些问题导向怎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已经沉默了很久的妈妈突然对我说：“崽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能有什么好消息？我不感兴趣。
她说：“我去问了副校长，他找到一所学校愿意收你，非常便宜，只要1万块出头。”
我几乎从床上飞起来，紧紧抱住她，喊了许多遍：“妈妈，我爱你！”
最后，这些钱妈妈拿出来了一些，余下的是爸爸向阿姨借来的。
就这样，我又要踏上改变命运的征程了。临行前，我找到我的高中班主任，求他送我几句话。
那天，他思考了一下对我说：
“你的时间比别人少，
你的基础比别人弱，
你的机会比任何人都来之不易，
所以你只能是所有人里最努力的，别无选择。”
我把他的话写在了一张纸条上，和生活费一起揣在身上，就出发了。
距离艺考还剩一个半月的时候，我来到了一所堪称破败的艺考学校。隆冬时节，湖南寒冷刺骨，学校里没有空调，宿舍的被子冷硬得像铁片。每一间教室都狭小潮湿，每一件设备都常出故障，但在我的眼里，它仿佛是为我梦想准备的完美天堂。
我看到了与我一同备考的女生，大多是长沙本地人。她们也像这座城市，是玻璃的孩子，皮肤光滑白皙，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眼神清澈明亮。而我像一棵小小的灌木，根上挂着泥土：脸色蜡黄、眼神躲闪、说话有口音（就像我们高中负责艺考班的老师批评的那样）。我很自卑。这种自卑几乎是天然的。
艺考班里，传媒大类有五个专业：播音主持、空乘、表演、服装表演、编导。一般每名学生学习一个专业，而我除了专业内容太多的编导，一次性报名学习了四个专业。对我来说，这是最大概率考上大学的办法。
在剩下的一丁点时间里，我告诉自己，策略比努力重要。短时间内无法提高的科目，我必须果断放弃。
中国民航大学的体检材料。最终没有入学，因为创业梦想又开始召唤我
艺考时的我。没有空调和暖气，靠着梦想的热量撑过长沙的冬天
艺考是有声乐这一项的，在表演专业是必考项，空乘和播音则是选考项。但声乐需要基础，我短时间练不上去，就直接放弃，一节课也不去上。
而短时间能提升，并能与其他学生拉开差距的科目，我就要投入十二分精力。几乎所有的小课、单独辅导、晚自习，我都把时间花在了播音的“即兴评述”和“自备稿件”两个科目上。服装表演和空乘专业都需要考查形体，我为这两个科目所做的努力，90%都花在了减肥上。我知道，服装表演（也就是模特）和空乘这两项工作，技巧的部分影响小，气质的部分影响大，而且招生老师们还要培养我们四年技巧，他们关心的，只是台上考生是否有成才的潜质，而不是我们在技术上抠得有多细。
制定好了完备的战略，努力就成了最后一步。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要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不经历一番烈火洗礼是做不到的。
刚入校的早上，我走进播音专业的教室，来得算比较早的，在一个靠边的座位上坐下。我能感受到周遭的目光——她是谁？屋里其他人都是见惯了的、附近宿舍的同学，而这个女生是从哪冒出来的？听过课之后，播音专业的晚自习我又来了。我想我的学费交得也不亏，虽然时间短，但别人上一个专业的课，我可是上了四个专业呢。播音专业晚自习上，学生们自愿上台练习播音科目，不过更多人选择和熟悉的同学在台下练习即兴评述。我知道自己需要熟悉站在许多人面前的感觉。我准备从自我介绍开始练起。我走到台边时，回头看坐着的同学们，不少人抱着胳膊，目光发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台，虽然不过是那么小的屋子、那么小的台子，浑身却像发烧了，外热内冷。我掐自己的大腿：你走啊，你倒是走啊！走上台就算成功！我揪着自己的两条腿，顺拐着走上台，把自己摆在话筒前。
更多人抬起头来了，皱着眉，我几乎能听见她们的声音：“这女的是谁？”
我盯着话筒，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漫长的1分30秒后，下一位同学把我赶下了台。
台下的同学没有任何一个对我说过攻击和侮辱的话。我几乎可以确认，她们也没有那么想。她们不过是在做自己的事，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抬头看。也许有热心的人，见到新人上台有点疑惑，见到有人离考试一个多月还一句话说不出来，有点替她着急。绊住我的，是我自己的自卑。
时间不多，我的锤炼要更激烈。我要践踏那个小小的自我，践踏恐惧，践踏尊严。第二次晚自习的时候，我成了第二个上台的人，很大声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背了我未经打磨的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来自湖南株洲的朱佳航……”台下有人很新奇地看着我。背过稿子之后，我几乎是仓皇逃窜，但我知道我迈出了第一步。
上了几天的课，我发现有不少同学都很散漫。每天11点起床，慢悠悠地去上课，所有的科目都只在课上练习一会儿，几乎是悠游自在的状态。事实上很多同学各种科目都还没练好，她们的懒散不是准备充分，而是自欺欺人。我想激励自己，也想激励大家。
播音课上课前，我坐在第一排，回头向几名同学征求意见：“从明天开始我们都早起来练声吧！我定5点的闹钟，叫你们起床。”有稀稀落落答应的声音，老师说，好，他也会来的。
每天早上我只需要一个闹钟。听见第一声铃响，我就从床上弹起来。我清晰地感觉到梦想的召唤。我会挨个寝室去找那些说好一起练声的女生们，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两个人愿意起床，其他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练声。那位播音老师会在教室等着我们，带我们练声，带我们练稿件播读。
这位老师很年轻，交谈中他告诉我，他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起得很晚、无所事事，因为觉得学生都没干劲，没有想考上的愿望，他又有什么可努力的呢？我拉着同学们早起练习，让他感觉自己重新找到了工作的意义。他很感谢我。
我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刻苦练习。我做好了准备，为艺考冲刺付出一切。只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有隐隐约约的怀疑——我总会想起，当时高中艺考班老师指责我没天赋的样子。我真的有能力、有机会考好吗？或者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佳航的话]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至少需要一次，像我艺考这般，主动地全力以赴地拼了命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也许是一次我们疯狂减脂雕琢成自己渴望的身材，也许是我们勇敢地去追那个暗恋很久的男神，也许是我们拼命考研进入那所梦寐以求的大学，你说那个目标本身重要吗？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应该这样无畏地尽情地放肆地燃烧一次，对，至少有一次。
难道比起失败，我们更愿意遗憾苟活吗？试一次吧，哪怕注定失败。
重塑自我
艺考学习的几个月里，我完成了蜕变。
忐忑地上了两周课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下课后拉着老师问，你觉得我能考上吗？老师说，我非常相信你，保持现在的状态，你肯定没问题。
很难描述当时的感受，就像是身上的枷锁解开了，我被抛到空中，发现自己是一只鸟儿。上了十二年学，我第一次感受到肯定的力量。
那位老师就是依依。
之后我感受到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从我身体深处释放出来。我想让所有的老师都看到，我是一个勤奋的，值得他们花时间指导的学生。每天早上练完播音之后，我紧接着就去舞蹈教室练习形体。空乘专业的形体练习很枯燥，保持站姿，咬着筷子，练习标准微笑。但越是枯燥就越需要专注，感知自己身体每一块肌肉的变化，如何让站姿更自然挺拔、微笑更舒展充分。逐渐地，形体老师也注意到我是班上进步最快的那个人，她愿意拿出更多时间来指导我。
那段时间我同时在进行形体管理，说得简单点就是减肥。我是那种喝凉水都会胖的体质（今天我已经不再减肥了，大家都说脸圆的我更有福相），而要达到艺考标准里的最佳身材，我得再减掉20斤。我只能吃一点点午饭，就把午休时间用来练才艺。才艺展示有声乐和舞蹈两种选择，都没有基础。我唱歌跑调，那舞蹈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在各项科目里，播音我花的时间最多，而减肥则最痛苦。每天我都是裹着保鲜膜、绑着沙袋度过的，我每天做一小时有氧排汗，一小时无氧增肌，汗如泉涌，每个项目做完就要换一套衣服，旧衣服能拧出水来。即使是在教室里坐着，两节课也要换衣服，那种浑身毛孔不透气的感觉几乎像被活埋一样。练习舞蹈，我摔了又摔，泪水混着汗水流满了脸。
每天早餐，要为一天的课程积累能量，所以喝一杯蛋白粉；午餐吃一些水煮绿叶菜和一小勺饭；晚餐吃一个西红柿或者黄瓜，时不时地，我就需要断食一日。今天，也许很少有人体会过饥饿的感觉了，稍饿的时候浑身无力，而太饿了，就会睡不着觉。我开始一把一把掉头发，整晚坐在宿舍床上，看着自己发抖的手。胃肠在哀号，我看着被子、床垫和铁梯子，想象着它们的口感，想象着我吞下一口棉絮，万一它是肉味的呢？铁就像威化饼一样脆，咬开里面是甜馅。饿到出现幻觉的晚上，我就爬下床去，喝一杯冰水，我一口口咽下，想象着那些我怀念的食物，直到胃得到了安抚，不再来闹我，我再回床上睡觉。
那几个月里，我一次都没有回家，因为怕家里人劝我吃饭。平时练习，我们穿着紧身的衣物站在镜子前，谁有赘肉、谁的腿更粗一目了然，我每天都痛骂自己：为什么比不上别人？为什么还是不够瘦？晚上坐在床上以泪洗面，哭过之后觉得，是好事，今天又排了更多水。
同学们带我出去聚餐，我说，我控制不住，不去，她们连推带拉地把我带过去。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见到麻辣烫。麻辣烫是刻在湖南人灵魂里的食物，那天我见到它简直觉得比亲妈还亲，可是我一点也不能吃。我对着麻辣烫哭了，一边哭一边咽口水，一边咽口水一边肚子咕咕叫个不停。她们说，吃点吧，吃点吧，没关系。我实在没忍住，在里面挑了半天，吃了一颗香菇。
我感觉到那颗香菇从我的食道慢慢滑下去，到胃里，好像许愿池的硬币那样缓缓沉底，再变成一颗暖暖的球，在我的肠道里滚动。我没有再吃任何东西。
就这样，我不到两个月瘦了20斤，达到了考试所需的标准体型。
减肥影响最大的是服表考试，俗话说就是做模特。好的模特也是一种艺术家，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身体——优雅的比例、匀称的身材、协调的运动。如果说运动员展现了人类体能在各个方面上的极致，那模特就展示了人的外观形态在各个方面上的平衡。
艺考时期的我
服装表演考试的前一天，学校下发考试服装，我发现自己的裙子不合身。老师连夜带我去找衣服，给艺考街上所有租服装的商家一个个打电话，有好心的老板半夜赶回来打开店门，才让我租到了合适的衣服。
临考试前，我又蒸了一下午桑拿，把身体中多余的水分排干。
我站在候考的位置上，眼前是明亮的T台。前一位考生正在走台步，我和评委们处在半暗的地方。声音从台边的喇叭传来：“请下一位考生上台。”
从漆黑的后台走入舞台雪亮的光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我扔下了一个叫“朱佳航”的包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不再是“香菜妹”、坏孩子、农村娃，也不是口音难听、学习差、给妈妈丢脸的坏学生。迈出这一步，过去的一切就都推倒重来了。
我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从后台走向舞台，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大步向前，我直直地盯着台下评委的眼睛，眼里充满了，我要赢，我想赢，我要这个机会，我很棒，真的很棒。那是我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我想，老师们收到了。我看见台下评委都互相交换眼神，然后忍不住地点头，回到台下，自信渐渐褪去，心里只剩喜悦。我只上过一堂台步课，学了如何摆臂，如何顶胯，而考试那天，所有的技巧都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进去。
依依说，当时她们办公室里总是聊起我，说我是个好苗子，是班上最努力的。空乘比播音简单，空乘班很多人不愿意做播音班的作业，只有我不但每次都做，还会拉上室友一起去。到后来，依依说我的即兴科目在播音班上也能排到前三名。
最后统考成绩出来，播音全省第34名，超常发挥，更令我意外的是，服装表演的成绩，竟然达到了全省第12名。这两个成绩都是当时我们那个艺校的最高成绩。就表演统考考得一般，只过了二本线。空乘只有校考，则是每所学校都通过了。
这意味着，我有大学上了。
回到学校之后，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变了。以前那个吊车尾混日子的唯唯诺诺的小女生，居然真的有机会考大学了，班主任开始找我聊天，科任老师督促我多去找他们问问题，妈妈找了退休的数学老师给我从课本上最最基础的东西开始补习，爸爸和阿姨也天天给我做大鱼大肉送到学校。唯一态度变差了的是那位说我考不上的，学校里教艺考的老师——我比他手下所有的学生都考得更好！
接下来剩下的问题就是文化课分数了，当时，我的模拟考只能得200多分。
本来就基础薄弱的我，加上艺考两个月完全没碰文化课，早就忘光了。做数学题时发现，知识都是环环相扣的，一道题不会解，我甚至要从初中的知识点开始补。而英语我的词汇量更是都不如一个小学生，每天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在背英文单词，但还是记不住，只能一边哭一边背。那时候每天晚上过了12点妈妈会关掉卧室灯，让我上床睡觉，我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再学一会。
依依给我发消息问文化课怎么样了，我说我已经尽我全部努力了，但我可能还是不够聪明。她说：“放心吧，你肯定没问题。”
倒数第二次模拟考试，我还是300多分，爸爸来看我，我在操场上号啕大哭。他说：“崽，在我心里觉得你可以考到500分，你肯定能做到，你把目标定高，就算考砸了也能有个450分呢。”
在我复习文化课的过程中，校考成绩也陆续出来了，我竟然通过了浙传的复试，浙江传媒学院的播音系，这所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曾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名校啊。
于是我更拼了！
高考，出分，427分，差了20多分就能上浙江传媒学院。我又跟爸爸哭了一天，他这次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没想过我能考这么好，他觉得300多分就不错了。
我能上大学了！虽然和梦想中的浙传擦肩而过，但我也能在剩下的四所学校里挑挑拣拣了。我原来想报中国民航大学的空乘专业，毕竟我还是想每天在天上飞来飞去，跑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但爸爸坚持要我报个本科，还劝我进湖南师范大学，因为是211大学啊！太有面子了。但我当时只想离家里远一点，去能挣钱的地方，去沿海城市。那个暑假，我到依依的学校去打工，她带我去了好多酒吧和夜店，告诉我，像我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会有好多男人邀请我到这种地方来，在我面前豪掷千金、自吹自擂，但我不要把他们当回事，也不必感激他们的付出。我的美好生活只能由我自己创造。
我听了她的话还是懵懵懂懂的，当年叛逆的初中生，如今高中毕业的乖乖女，就要这样踏入社会了。前方的人生会是怎样呢？我的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憧憬。我刚刚品尝了成功的滋味，成功如此甜美！我想让它在我的舌尖上停留更久一点。
而更超出我当时想象的是，我和依依的友情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直到我决定带她创业，让她成为我的合伙人。
艺考结束后拍了一套照片。那是我人生中最瘦的几个月
[佳航的话]要想在短时间拿到大成果，付出非凡的努力是最基础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制定有效且超越他人的策略。在艺考这件事上，我真正面对的测验是什么？不是考题，不是技术，而是监考老师。只有理解了监考老师的心理，明白他们在筛选“高品质的苗”，而不是摘取“饱满成熟的果”，才能理解：技术可以粗糙，但是体态、气质和自信必须卓越。
艺考选择才艺表演科目的时候，如果选唱歌，嗓音条件、音准，这些是需要很长时间来练习的东西，我来不及，那我就选跳舞。要选既能得高分，又真的能练得出来的舞。但不能有需要劈叉的，那也是童子功。
我最终选了一个傣族舞，它有难度，观赏性极高，但是它更考虑的是腰和手的灵活度，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可以突击上来的。我的自我介绍也是，与其更好，不如不同。我是唯一一个打着快板讲自我介绍的，看到我，老师的眼睛一下亮了。所有老师一天要看上千名考生，你总需要策略让他记住你。
有一次段永平在浙大演讲，很多学生在问他，现在对于应届生而言情况很困难，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的所有回答可以概括为两个短语：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他没有提努力，他的关键在于战略。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从上班到创业，多数人以为我们在比拼谁的专业强、谁的人脉广。并非如此，真正决定一个人长期发展的，是对事物思考的深度和对问题关键的判断。在关键处用力一拳，要超过平均用力十拳。
我的成人礼
上大学之前我把阿姨的微信拉黑了，我记得我们大吵了一架，但想不起来为什么。在18岁的我眼里，她像是一堵墙，一只攥紧的手。我要像蝉蜕壳那样挤出去，沐浴新鲜的空气。
正好我也成年了，我在高考中取得了值得纪念的成绩，我想给自己一个富有意义的成人礼。
我先是去希尔顿酒店做了几天实习生，因为我报的是空乘专业，想先在地面上体验做空乘的感觉。我穿上制服，微笑、点单、上菜，姑父说得对，空乘果然就是当服务员。但当服务员原来这么开心，我已经感受到机舱里的失重感了。
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大堂经理会给我们开会训话。做得久的员工大多无动于衷，我则激动万分，有时思绪甚至飘移开去，觉得我们正在酒店的帘子和廊柱之后举行庄重的仪式。这仪式使我体内累积的美流溢出来，就像璀璨的光芒从晶体中流溢出来。我展开咬着筷子训练过的露出八颗牙齿的微笑，骄傲得简直想做世界上一块小小的矿物。
一位和善、雍容的阿姨拉住了我，说我笑得真美，有男朋友吗？能不能给她做儿媳妇。我拒绝了，但心里是甜蜜的。
那时候，我刚刚感受到世界是如何对待一个好看的女孩的，但我沉浸在笑容、步态、身姿中，还不理解他人眼神的含义。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找了专业的摄影师给我们拍照，合照拍完后，她找到我，说我很上镜，能不能与她“合作创作一套作品”。她给我拍了一套写真，我注册微博账号，把照片发在上面，获得了几万关注。
这套写真给我带来了想不到的机会，某电视台请我去参加一档知识竞赛节目。我想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把自己18岁的样子留在电视台的摄像机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成人礼呢？
在一个夏天的午后，长沙的天气是先蒸后烤，外焦里嫩，我和依依趁课间躲在老师办公室里吹冷气，她给我拿了雪糕。我向她请假，说过两天要去录节目，还给她看了电视台的人发来的资料。我的心里或许有些炫耀的意思吧，你看，这么快，我又要跳出一片蝉鸣的学校的围墙了，我要去上电视，和很多很聪明、很厉害的人在一起。
依依扫了一眼，说，好啊，别被骗了。我又一本正经地说：“我要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成人礼。”
依依说，好啊，去见见世面。出门在外，注意保护自己。
翻看QQ空间，发现了艺考备考时的照片
考试前的我还在努力搞怪。似乎把整个人都抛了出去，完全想不起来紧张
她似乎还有话没说，但我已经没空去怀疑了，我乘飞机来到南昌——坐在有人为我买下的座位，前往受邀赴约的场合，多么荣耀！电视台是社会公器，我体验到被社会需要的荣耀。机舱里的安全广播开始了，我把它当成一堂课看。空姐们的动作富有弹性、轻松自在，好像这一趟航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们一定去过上海、釜山、大阪、温哥华、亚历山大、里约热内卢，那些地方的人心照不宣地保守着一个城市的秘密。当他们看见我从国际航班的舷梯上迈步下来，向他们出示一个散发着成熟瓜果清香的微笑时，他们就昂起脖子，食指和中指敲敲手背，把从巷子深处的砖墙缝那里听来的200年的絮语说给我听。他们不会跟外省的商人、脚夫和官员说，就像“家丑不可外扬”那样。但我的家在空中，也就是说，在风里。我当然算是他们的家里人。
这样幻想着，我把飞机餐都吃完了。接过餐盘的时候，我用我在希尔顿做服务员时的微笑回望了服务我的那位空乘，她似乎没懂我的意思。我指望她问一句：“你也是学空乘的吗？”我想是我的功夫还不到位。
电视台的门口有黄砖墙的门岗，窗玻璃上饰有拱形的石雕花，就好像进了某部民国剧的片场。演播厅则高大宽阔得不可思议，外墙是简洁的现代风，在阳光下恍若一块陨石。从室内飘出一股特别的味道，一种塑料和电器的干燥香气。
导演告诉我，为我预备的人设是“18岁氧气少女”，只要我微笑，就会像植物那样净化周围的空间。导演（那里有很多很多导演）把我领回酒店，让我第二天吃完早饭早点来候场。
早餐厅惊人地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穿着有很多口袋的衣服，但几乎每一个口袋都熨帖地靠着身体，显出没有塞东西的样子。男士们的头发有各种颜色，超越了我在株洲街头上所见过的女士发色的种类，还映出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光泽。他们普遍带着不耐烦的表情，好像在车站里等一趟已经晚点的列车。我穿着红色外套与黑白内搭组成的学生套装，在早餐台上夹了几块蛋糕和水果，一位留着油亮胡子的男士从相邻的餐台那里走过来。
他的声音是从侧后方传过来的，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他靠得有些近，我觉得不舒服，缩起脖子转过去看他。
站在我们对面的男士抬头瞥了一眼。“她没听懂。”他说。
我突然似乎对于他们在说什么有了一点概念，但又拿不准。我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眼前的男士盯着我问：“你做过那种运动吗？”
没有，我说。我的声音很粗哑。
“我就说，你连黄段子都不会讲。”他拿着餐盘离开了。
毫无意义、毫无顾忌地让人觉得不舒服。我猜，这是一种都市的娱乐。我意识到，我还有太多要学习的。
节目的形式是抢答3道问题，通过模棱两可的暗示猜测一件事物。也许是看我太傻了，录制开始之前，导演把我拉到一边，告诉了我答案。
他手里拿着对讲机，急匆匆地说：“你手快点，去抢答就行了。”
念完介绍语，门在音乐中打开，镜头出现在我面前。我把双手在下颌处拢成花萼，在雾气和闪烁的灯光里摆了几下脖颈，然后向前迈一步，背手支成茎干，在镜头前晃了几下腰，最后把双手举在头顶比了一个大大的心形。我高兴地想，我可真是个制氧机。
与我对垒的是一位穿着浅灰色三件套西装但没有打领带的男士，我们牵着手走到抢答器前，主持人说我们是“叔叔带着小萝莉”。我们都笑了，他真是个活跃气氛的好手。到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像在播音课晚自习的即兴练习那样，一板一眼地说，我是氧气少女朱佳航，来到这里，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成人礼。“叔叔”的介绍就比我复杂多了，他说了很多关于他的生意的事情。
第一题是猜成语。我太紧张了，我把导演给我的答案忘记了。与我对垒的男士先拿下一分。我懂的成语不多，答案并不是我知道的词，我想，那位男士做生意、有地位，因而是个有知识的人，这也是正常的。但后两题的答案我记得很清楚，我还有机会。
第二题是猜人物，我决定一上来就按抢答器。但那位男士动作比我还快。听见他说的答案与我的正确答案不同，我松了口气。主持人问我，觉得他说得对吗？我严肃地摇摇头。哈，看来主持人也知道正确答案，那位男士还不明白他处在一种怎样的境地。主持人说——揭晓答案！我们头顶的十几盏射灯开始移动，汇聚在了男士的头顶上。他又得到一分，三局两胜，他赢了。迎面吹来一股猛烈的、带着焦糊味的风，领受完节目组的惩罚，我带着惶惑的微笑被领下台去。
这就是我的成人礼。
[佳航的话]人生中第一次录电视节目，几乎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忆犹新。我记得演播厅里那一排一排的摄像机、来回转动的灯光，一切都华丽、昂贵、严肃、庄重。一个看电视的观众第一次走进电视里，那种冲击是难以言表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入社会，和成年人打交道，这样的环境让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抱有善意的揣测，都想去全盘接受。
所以当我在台上想着导演告诉我的“正确答案”，并且发现被欺骗、被淘汰的时候，正式告知了我，这样一颗简单、相信他人的心，在社会上是会被无情嘲笑的。我第一次真的感受到成年人世界中的尔虞我诈，他的表情明明那么自然、真诚，说出的话却是对我有害的。我这才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真实和现实的世界，它有超出我理解的复杂性。这就是最好的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