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1994年，一颗彗星在宇宙中分裂成了20块碎片撞向木星，释放了约二十亿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能量。如果没有木星这个伟大的巨行星挡在地球前面，人类将就此灭绝。同样是这一年，我出生了。许多年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流氓，我会对别人说，地球之所以没有毁灭是因为我的诞生。
1994年被称作是中国的“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改革春风吹满地，“下海潮”、“下岗潮”弥漫全国。我的母亲和父亲在广东打工时相遇，在全国人民都在向城市奔涌时，他们回到了河北省保定市一个叫廊家庄的小村落。1994年在香港红磡举办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摇滚乐聚会，我为这场盛会贡献了自己的一声啼哭。
五岁之前的世界对我而言是彻底的虚无，不是怀有印象的虚无，而是一片空荡荡亮敞敞的白，像是过曝的相机底片，所有的画面都成了斑驳的光点。
我的记忆起始于2000年，比同龄孩子要晚上不少，但不能就因此证明我是个傻瓜，可能是我主动地想要选择拥抱新世纪。
如果说之前的画面都是过曝的，那么2000年新年的印象就像是一张永不褪色的相机底片，埋进了我的视网膜里，永远清晰地留存着。
在那一年春节，我从炕上醒来，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从窗户外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想要出去看看，但我还没有穿衣服，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自己穿过衣服。
我开始咿呀咿呀地叫喊，但门外噼里啪啦的声音远远盖过我，我意识到不会有人被我吸引过来，于是开始大哭，这是我最后的手段，但哭也无济于事。
我太想去窗外看看了，用脚使劲向上蹬盖在身上的三床花绿被子，被子中间微微鼓起又落下，再次厚实地压在我身上，我委屈得大哭。
不在大人身旁的哭是很没有价值的，我很快同被子和解，挪动着小小的身体从被褥里钻出。冰冷且干燥的空气在屋子里打转儿，我冷得直哆嗦，颤颤巍巍地从床边拿起自己的毛衣，看了一眼后又把它甩到一边。这是一件深绿色的高领毛衣，绒绒的，由母亲亲手织成，但它足有三个大洞，对我而言太过恐怖。我又拿起那件火红火红的大棉袄，袖口鼓鼓的，在农村极为常见。穿上棉袄只需要通过袖口两个小洞，应该要容易不少。我认真地比对着，将一只手伸进去，再把袄子往后一甩，另一只手却怎么也够不着袖口。我这时已经冷得连打了三个喷嚏，愤恨地把袄子脱下，右手换了个洞口伸进去，这下左手也能碰着袖口了，原来之前穿反了方向。我终于是披上了棉袄，身上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为自己的伟大突破感到骄傲，对于穿上裤子也充沛了信心。穿裤子显然比穿棉袄要轻松多了，左腿迈进左边的洞，右腿进右边的洞，不会发生弄反的事。在把两条腿都伸进去后，我悟性极高地站起身，一把提起耷拉着的裤脚。将一切都穿好后（除了毛衣）我兴奋地站在炕上手舞足蹈，这简直是个奇迹！如果我当时知道天才这个词，我一定会宣称自己是个天才。
但天才的我还需要面临人生中的第二项考验——从炕上跳下去，这对我而言仍是一件惊恐的事。我咕噜咕噜地转动着眼睛，此时窗外的鞭炮声已经停了，如果我想，可以现在就呼唤大人过来。但是我的心正沉浸在自得中，不想要愚蠢的大人破坏这一感受。我先是坐在炕的边上，两双手撑在后面，然后闭上眼睛往前一跃——平稳落地！我就像是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终于通过了上天给予的重重考验，即将迎来幸福而美好的终点。
我顾不上穿鞋，满怀期待地踉踉跄跄地跑到门口，我兴奋地推开门，迎面撞向我的却不是五彩缤纷喜气洋洋的世界，而是一个男人的屁股。
这个男人纤瘦而高大，中分的发型像是贴在额头上的两片瓦，留着的小胡须像是电视剧里的日本鬼子。
我惊恐地被他抱在怀里，这个胡须男人摇晃着我说：“哟，真有出息，会自己穿衣服了！”这个男人是我的二叔。
二叔是我们村的才人，或者说是异类。文革结束时他才十六岁，正是一名胸怀梦想的知识青年。二叔在鲁迅文学院的学习班呆了四年，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一篇稿子也没被刊载。当年和他在一起的同学有人当了收获编辑，有人成了畅销书作家，二叔一事无成只能回到农村种地，如今快四十了还是条光棍儿。二叔在农村种地的时候也没放弃他的文学梦，拿起锄头往地里刨两下，就捡起放在旁的书看一眼。这导致他的庄稼地收成最差，不靠我家的接济几乎要活不下去。
二叔把写的小说寄给收获，寄给人民文学，又寄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河北文学。到后来石家庄的文艺社，保定镇上的杂志他也寄。二叔的稿子被退了又寄寄了又退，最终的结果是收获了一箩筐一箩筐的废纸。他渐渐地不再往外寄稿子，过了些年连写也不愿再写了，只是在农闲时一个人抄起本《约翰克里斯朵夫》翻来覆去地看。
春节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二叔——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他像是活在了我生命的起点。我对生活最初全部奋力的探索，都被顶在了二叔的屁股上，在生命的起点遇上这样的人，说不上是好是坏。
那天晚上，人们在农村的空地上生起篝火，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比白天的鞭炮声要悦耳许多。
二叔让小孩们绕着篝火围成一个圈，玩起啃萝卜的游戏。硕大的白萝卜在孩子们的手中传递，一人咬上一口后交给下一人。二叔在一旁敲着锣鼓响声震天，火光在他的胡须上摇曳。二叔假装闭着眼睛，但他其实偷偷将孩子们的脸看得一清二楚，当白萝卜传到我手上，我流着满嘴口水咬下时，二叔瞬间停止了敲打，四周只剩下一片笑声和柴火燃烧的声响。我于是咬到了春，成为了所有小孩中最幸运的那个。我飞速地爬上二叔的背，在他身上美滋滋地啃起那根已经属于我的白萝卜，不再像白天那样害怕他。二叔背着我疯疯癫癫地唱啊喊着，没人知道他在唱些什么。
二叔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捏着嗓子毫无音调地吟唱，听上去像是日本的狂言，又像是在唱戏，总之乱七八糟的，毫无音律可言。那时大虎和二虎还没有搬到我家隔壁，二叔就成了我童年时的伙伴。他带着我在地里挖蝎子，树上捉蛐蛐儿，房顶掏鸟窝，街上捅马蜂。二叔喜欢朝我说个不停，似乎是因为没有大人愿意听他讲话，而我是所有小孩中听得最认真的。二叔在不久后去了外省打工，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在我们村的小路旁，会十分偶尔地停下辆乡村巴士，接想打工的人去镇上。每当我听到巴士的轰鸣声时，我总会立刻蹿到马路边上，眼巴巴地望着那辆车，期盼着二叔那瘦瘦高高的身影能从里面走出。
后来二叔打工回来了，他的衣服变得破破烂烂的，骨瘦如柴，满脸黝黑，我不愿再同他玩儿。
再后来，二叔死了。他从工地八米多的高脚架上摔落，按理说八米也就两三层楼高，可他头朝地，刚摔下来就断气了。
二叔平时吊儿郎当，下葬的时候来的人倒是不少，我妈说，他们是想要分一笔二叔工地上的赔款。
我望着二叔的棺材被抬进土里，我问：“这是我二叔的房子吗，怎么这么小？”
“不小，里面宽敞着呢。”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又问：“二叔怎么活着的时候没人喜欢他？”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他生错了地方。”
很久之后，我的朋友带我去听了唐朝乐队，听到中间那四句声嘶力竭的呼喊时，我像触了电似的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恍惚地回忆起我的二叔。原来他平常一个人在农村的路头唱的既不是戏曲也不是狂言，那竟然是首摇滚乐。他唱的是：
忆昔开元全盛日
天下朋友皆胶漆
眼界无穷世界宽
安得广厦千万间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