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之弊
当然，我一直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人人皆如此。与我了解的其他国家和种族相比，美国在我眼中——谦虚地说——堪称佼佼者。
然而，就像一个目光清澈、聪明伶俐、完全诚实且心怀善意的孩子会通过天真无邪的问题刺痛一个人的自尊心一样，这些女士也总以毫无恶意或讽刺的姿态，不断抛出我们竭力回避的话题。
现在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她们的语言，阅读了大量她们的历史，也向她们大致介绍了我们的历史，她们提出的问题也越发尖锐了。
因此，当杰夫说明我们有多少“工薪阶层女性”时，她们立刻追问总人口与成年女性所占的比例，进而推算出总人口至多也就两千万。
“这么说，至少三分之一的美国女性是——你们怎么称呼她们来着——‘工薪阶层’？而且她们都很贫困。到底什么算贫困呢？”
“在处理贫困问题方面，我们的国家在全世界可是数一数二的，”特里告诉她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可没有那些旧大陆国家凄惨的贫民和乞丐。欧洲的游客都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贫困。”
“我们也不懂，”扎瓦回答，“你能解释一下吗？”
特里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说我是社会学家。我便解释说：“自然法则要求生物为了生存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我接着说：“在我们的经济斗争中，总有许多机会让适者脱颖而出，这类人在美国尤众。经济形势严峻时，底层阶级的感受最为强烈，最贫困的女性往往迫于生计而拥入劳动力市场。”
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照例边听边做笔记。
“这么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属于最贫困阶层，”莫阿丁严肃地总结道，“那么另外三分之二就是那些——你刚才的美妙说法是什么来着？——‘被宠着、供着、敬着，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想必这处于劣势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孩子吧？”
如今差不多已被她们同化的杰夫正色回答道，恰恰相反，她们越贫困，孩子越多。他解释说，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繁殖能力与个体发展程度成反比。”
“这些‘自然法则’，”扎瓦轻声问道，“就是你们拥有的全部律法吗？”
“当然不是！”特里抗议道，“我们的法律体系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想必你们的也是。”他礼貌地补充了一句。
“哦，不，”莫阿丁告诉他，“我们没有超过一百年的法律，大部分都是近二十年制定的。再过几周，”她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带领诸位游览我们的小国，解答你们的所有疑问。我们希望你们见见我们的人民。”
“我向你们保证，”索梅尔补充道，“我们的人民也非常期待见到你们。”
听到这个消息，特里顿时精神焕发，接受了她们对我们教学能力的新要求。幸亏我们知之甚少，也没有书籍可供参考，否则恐怕我们现在还在那里，向那些求知若渴的女士讲述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呢。
在地理方面，她们仅仅知道群山之外有“大沧海”的传说，以及能亲眼看见脚下那片广袤无垠、森林密布的平原，仅此而已。但从她们为数不多的古代记录来看（对她们而言不是“大洪水”之前的记载，而是那场将她们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大地震之前的记载），她们知晓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和国家存在。
在地质学方面，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至于人类学，她们仅有关于其他民族的零星信息，只知道下方那些幽暗的森林中居住着未开化的野蛮人。然而，她们的敏锐思维极善于推理和演绎，竟然推断出其他地方存在并发展出了文明，就像我们推断其他星球存在文明一样。
当我们的双翼飞机首次从她们头顶呼啸而过时，她们立刻将其视为其他地方存在高度发达文明的铁证，并以堪比人类准备迎接火星来客般的谨慎与热切，准备迎接我们。
至于历史——自然，除了自己的古老传统外，她们一无所知。
在天文学方面，她们具备相当实用的知识，毕竟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而凭借这些知识，她们在数学领域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广度和熟练度。
她们对生理学非常熟悉。事实上，涉及研究对象触手可及、只需开动脑筋就能研究得较为透彻和具体的科学时，她们取得的成果令人惊叹。她们已经发展出化学、植物学、物理学，并将科学、艺术与产业相融合，形成极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令我们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仿佛小学生。
后来，当获准自由游览该国，通过进一步调查和询问之后，我们还发现，她们知识共享的程度令人惊叹：一人所知，几乎举国皆晓。
后来，我不仅与城镇中的女性交流，还走访了其他地区的人群：深山幽谷中的山间女子、平原上晒得黝黑的农妇、身手敏捷的护林员，无论身处何地，我发现她们都展现出同样高水平的智慧。当然，有些人对特定领域有所专长，对某一事物的理解远超他人，但她们每个人对这个国家所有事物的了解，远比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知更深入。
我们常常自诩拥有“高水平的普遍智力”和“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但相较于她们所拥有的资源，她们的教育水平远比我们的民众高。
借助我们讲述的内容，以及我们准备的草图和模型，她们构建了一个知识框架，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逐步填充完善。
她们制作了一个大型地球仪，借助于我那本珍贵年鉴里的一些资料，将我们那些不甚精确的地图信息暂时标注在了上面。
成群结队的求学者赶来，热切地聚集在一起，聆听杰夫大致讲述地球的地质史，并展示她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位置。她们如获至宝般捕捉到我那本袖珍参考书中的各项数据，又以惊人的洞察力将其精准关联。
甚至特里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要是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说不定她们会邀请我们去所有女校和女子学院讲学。你们觉得呢？”他向我们提议道，“我倒不介意在这样一群听众面前当权威。”
果不其然，她们后来确实敦促我们举办讲座，不过听众和目的都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她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比——嗯，这么说吧——拿破仑从几个目不识丁的农民那里榨取军事情报。她们深谙提问之道，更精于利用得到的信息；她们的信息传播技术几乎能够与我们国家的相媲美。我们被带去演讲时，台下的听众早已将我们之前传授给老师们的所有知识精华消化透彻，而且准备了笔记和问题，其专业程度足以让大学教授倍感压力。
听众们也不是少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获准接触年轻女性。
有一天，面对总是平静友好的莫阿丁，特里终于爆发了，带着他那半是咆哮的滑稽样子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打算拿我们怎么办？”起初特里经常暴跳如雷、虚张声势，但这似乎让她们觉得十分有趣。她们会围拢过来，像观看展览一样围观他，态度礼貌，眼里满是好奇。于是他学着克制，行为举止几乎算得上理智——不过还差那么一点。
她平稳从容地答道：“当然可以。我以为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正力求从你们这里学习能学到的一切，同时教授你们这个国家的国情，只要你们愿意了解。”
“就这样？”特里追问道。
她露出一个神秘平静的微笑：“得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主要看你们自己。”她回答说。
“为什么把我们关得这么严实？”
“因为让你们在有许多年轻女性的地方自由活动，我们觉得不太安全。”
听到这个回答，特里暗自窃喜，他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忍不住继续追问道：“你们何必害怕呢？我们可是有教养的绅士。”
莫阿丁再次露出那个浅浅的微笑，问道：“‘绅士’就一定安全吗？”
“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们中的谁，”他特意加重了“我们”这个词的语气，“会伤害你们的年轻女孩吧？”
“哦，不，”她迅速回答道，语气很惊讶，“恰恰相反，她们可能会伤害你们。万一你们中有谁伤害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得面对百万个母亲的怒火。”
特里一脸惊愕和愤怒，惹得我和杰夫放声大笑。莫阿丁继续温言细语道：“我觉得你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你们只是三个男人，而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母亲，或者即将成为母亲。母性对我们的意义，在你描述的任何国家里都找不到。”她转向杰夫：“你曾经提到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你们那里是个伟大的理念，但我觉得，这个理念距离真正实现还很远吧？”
杰夫黯然点头：“还差得远……”
“在我们这里，‘人类母性’绝非空洞理念，而是会切实践行的准则，”她继续说道，“除了血脉相连的姐妹情意，更有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更高维、更深层的联结。”
“在这个国家，孩子是我们一切思想的核心和焦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优先考虑对孩子的影响——对整个种族的影响。要知道，我们是母亲。”她又重复道，仿佛这句话已经道尽一切。
“我不明白，所有女人都具备母性，这怎么会对我们构成威胁？”特里仍然坚持道，“你的意思无非是她们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攻击。这是当然，任何母亲都会这么做。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亲爱的女士，我们绝不会伤害任何母亲的孩子。”
她们彼此对视了一眼，微微摇了摇头。扎瓦转向杰夫，敦促他向我们解释——她说杰夫似乎比我们更理解其中真意。杰夫照做了。
关于“母性”，如今我已经明白，至少明白了很大一部分。但这花了我很长时间，也费了不少心力去思考。
她们所说的“母性”是这样的。
起初她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高，类似于古埃及或古希腊。然后她们彻底失去了男性，一度以为劳动力与安全保障也随之消失。接着她们进化出了这种单性生殖能力，而后，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荣，她们发展出了一套极为精妙的社会协作体系。
我至今记得，特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抗拒这些女性显而易见的团结一致——这正是她们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可能！”他会坚持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协作，这违背天性。”
当我们以明显的事实反驳时，他要么说：“胡说八道！”要么说：“别提你们的事实，我告诉你们，这根本不可能！”直到杰夫搬出膜翅目昆虫的例子，才成功让他闭嘴。
“‘懒惰的人啊，去看看蚂蚁吧’，学学它们的智慧，”他得意地引用道，“它们的合作不完美吗？无人能及。这个地方活像一个巨大的蚁丘——要知道蚁丘本质上就是个育儿所。那么蜜蜂呢？它们不也合作得很好，彼此相爱吗？正如那位可爱的诗人康斯特布尔[1]所写的那样，‘如鸟儿热爱春天，蜜蜂热爱它们勤勉的蜂王’。你能给我找一个雄性群体，不管是鸟、虫还是兽，它们能合作得这么好吗？或者找一个男性主导的国家，人们能像这儿的人一样齐心协力？我告诉你，女人才是天生的合作高手，男人不是！”
特里不得不去学习许多他原本不想学的东西。
回到我对这件事的分析上。
她们为了孩子的利益，发展出了这种紧密的互助协作的体系。当然，为了做到最好，她们不得不进行专业分工。孩子们需要母亲，也需要纺纱工、织布工、农民、园丁、木匠和泥瓦匠。
后来，这个地方开始人满为患。当人口以每三十年五倍的速度增长时，很快就会达到国土承载极限，尤其是这种小国。她们很快就淘汰了所有需要放牧的牲畜——我相信绵羊是最后被淘汰的。此外，她们还研究出了一套集约农业体系，比我听说过的任何方法都先进，连森林都被重新规划，改种果树和坚果树。
然而，无论她们怎么努力，人口压力的严峻问题还是摆在了面前。国家确实变得拥挤，生活水平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
那么，这些女性是如何应对的呢？
她们没有选择“生存斗争”，那只会导致一群素质低下的人为了出人头地而相互倾轧——少数人暂时上位，多数人则被永远踩在脚下，构成一个绝望的底层，贫民和堕落者充斥其中，人人不得安宁，整个族群也无从孕育真正高尚的品质。
她们也没有开始对外掠夺，靠抢占别人的土地或食物来养活这个艰难求生的群体。
根本不是这样。她们坐下来协商，思考对策。她们是头脑清醒的强大思考者。她们说：“以我们现有的能力，这个国家只能养活这么多人，还得维持我们追求的和平、舒适、健康、美丽和进步的标准。好吧，那我们就养这么多人。”
就是这样。要知道，她们是母亲，但不同于我们理解的那种被迫无度生育，生到塞满每一寸土地，然后眼睁睁看着孩子受苦、堕落、死亡、相互残杀的母亲，她们是“自觉的人类创造者”。对她们来说，母爱不是兽性的冲动，不是单纯的“本能”，也不是完全个人的情感，它是一种崇高的信仰。
它包含了无尽的姐妹情谊，以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那种服务至上的团结精神。它属于整个民族，属于整个种族，更属于全人类——哎呀，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我们惯常见到的“母亲”，眼里只有自己怀里粉嘟嘟的迷人小宝宝，对别人的孩子顶多只是理论上的关心，更别提关注所有孩子的共同需求了。但这些女性不同，她们正齐心协力完成一件最伟大的任务——造人，而且造得非常出色。
接下来是一个“消极优生学”的时期，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牺牲。我们通常愿意为国家“舍生忘死”，她们是不得不为了国家放弃成为母亲——而这恰恰是她们最难做到的事。
读到这部分时，我去找索梅尔了解更多情况。那时我和她已经相处得极为融洽，比我以往与任何女性的相处都要好。她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人，既有男人喜欢的那种温柔的母性，又具备过去我以为只有男性才有的清晰头脑和可靠品质。我们已经聊过很多话题。
“你瞧，”我说，“这里描述了一个可怕的时期，人口密度过高，于是决定限制人口增长。我们那儿也经常讨论这个话题，不过你们的情况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我想多了解一些。
“我了解到，你们把成为母亲视为最高的社会服务，甚至是一种圣礼。大多数人一生只有一次生育机会，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生育的人甚至连这个机会也没有。而被鼓励生育超过一个孩子，是国家所能给予的最高奖励与荣誉。”
（她在这里插话说，她们那里最接近贵族身份的，就是那些被尊称为“至尊母亲”的女性的后人。）
“但我不理解的是，你们是怎么做到控制生育的呢？我注意到，每个女人似乎都能生五个孩子。你们又没有专横的丈夫需要管束——而且你们肯定不会去堕胎——”
她立刻露出惊恐万分的神情，这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她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脸色苍白，双眼闪烁着怒火，压低声音冷冷地说：“堕胎——！你们国家的男人会干这种事？”
“男人！”我激动地脱口而出，但随即意识到眼前无形的鸿沟。我可不想让这些女人觉得，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本国女性比她们差。说来惭愧，我支吾着搪塞过去，只提到我们有些女性罪犯——那些心理变态或者精神失常的女人，确实犯过杀婴的罪行。我还诚实地告诉她，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许多有待批判之处，但希望她们在更好地了解我们和我们的国情之前，不要急着下结论。
随后我又绕了个大圈子，这才把话题扯回到她们如何控制人口的问题上。
索梅尔似乎对自己过于直白地表露出惊讶感到抱歉，甚至有些难为情。如今我更了解她们，回想起来，也越发惊叹于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包容我们那些必定令其深为反感的言论时，所展现出的极致涵养。
她带着温柔而严肃的神情向我解释说，正如我最初猜测的那样，起初每个女人都会生五个孩子。出于建设国家的迫切愿望，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她们不得不面对必须限制人口的现实。这一事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所有人都同等关切。
如今她们迫切渴望控制这种惊人的生育能力，就像当初急于发展这种能力一样。为此，她们花了几代人的时间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
“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我们连粮食都要定量配给，”她说，“但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你看，在怀上孩子之前，我们会经历一个极度兴奋的时期——整个身心都开始情绪高涨，充满了对孩子的强烈渴望。我们学会了极为谨慎地对待那个时期。通常，那些还没成为母亲的年轻女性会主动推迟生育。当内心深处萌生对孩子的强烈渴望时，她会刻意投身于最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工作。更重要的是，她会通过直接照顾和关爱现有的婴儿来安抚这种渴望。”
说到这里，索梅尔停顿了一下。她那聪慧而甜美的脸庞越发温柔，并带有某种敬意。
“我们很快意识到，母爱不止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我们的孩子能被我们所有人如此全心全意地爱着，正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拥有足够多自己的孩子。”
这番话让我感到心酸，我便也直言不讳：“我们那儿的生活确实有不少艰难困苦，但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心碎的了，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整个国家的母亲都在忍受着渴望孩子的煎熬！”
索梅尔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说我完全误会了。
“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了一部分个人的乐趣，”她说，“但别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百万个孩子去爱、去照顾，那些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实在无法理解。听一群女人在谈论“我们的孩子”，实在匪夷所思！但转念一想，或许蚂蚁和蜜蜂就是这样交流的吧——说不定它们真就是这样交流的。
无论如何，她们确实是这么做的。
当一个女人选择成为母亲，她会任由育儿的渴望在内心生长，直到它奇迹般地变成现实。如果她不这么选择，她便将这一切抛诸脑后，用其他婴儿来充实内心。
想想看，在我们的国家，孩子，即未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而她们这儿的孩子只占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些孩子多么珍贵啊！就算是皇位唯一继承人、百万富翁的独根独苗、中年父母的心肝宝贝，在受宠程度上也远比不上她国的孩子。
不过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完成之前的社会分析。
她们确实有效且永久地控制住了人口数量，确保这个国家为所有人提供最丰富的生活资源：充足的空间、空气，甚至是独处的机会。
既然数量受限，她们便着手提升人口质量，这项工作持续了大约一千五百年。难怪她们都如此优秀。
生理学、卫生学、环境卫生、体育锻炼——所有这些领域早已发展完善。疾病在她们中间几乎绝迹，以至于原本高度发达的我们所说的“医学”几乎变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她们个个体魄强健、充满活力，一直享受最周到的照顾，拥有最完美的生活条件。
至于心理学，没有什么比她们在这方面的日常应用知识和实践更令我们惊叹的了。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欣赏她们那种精湛的应对艺术——自我们这些异族异性的外来者踏入此地那一刻起，她们就精准把握了我们的需求，并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照料。
凭借广博、深刻、透彻的知识体系，她们开创了一套教育方案，其中一些具体方法，我将在后文详细阐明。她们那些被举国宠爱的孩子与我们国家的普通儿童相比，就如同精心栽培的盛放玫瑰之于路边的野草。然而，这些孩子丝毫不显得刻意雕琢——一切皆已融入她们的天性。
这个民族在智力、意志力和社会奉献精神方面稳步发展。几个世纪以来，她们在认知所及的艺术和科学领域持续深耕，也水到渠成地取得了许多成就。
我们带着优越感贸然闯入这片宁静美丽的土地，置身于这些聪慧、温柔、刚毅的女性之中。如今，我们已被驯化和教导到她们认为安全的程度，终于获准走出禁锢，来见识这个国家，认识这里的人民。
[1]亨利·康斯特布尔（Henry Constable, 1562—161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以其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闻名。作品常常通过自然意象来表达深情，语言优美，充满抒情色彩。引用的诗句取自他的诗歌《黛菲妮娅》（Diaph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