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谦卑
最终，当我们被认为已足够温顺、可放心使用剪刀时，我们便尽力给自己修面理发。剪短后的胡须无疑比浓密的胡须更舒服。当然，她们无法给我们提供剃须刀。
“有这么多老太婆，我还以为会有把剃须刀呢。”特里嘲讽道。杰夫立刻指出，他以前从没见过哪个女人和她们一样面部完全没有毛发。
“要我说，没了男人，她们在这方面倒是更有女人味了。”他说。
“好吧，也就这点女人味了，”特里勉强表示同意，“我从没见过这么没有女人味的人。单是让每个女人有孩子，根本培养不出我心目中的母性。”
特里对母性的理解是最常见的那种，要么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要么“脚边围着一群小娃娃”，母亲完全沉浸在照顾孩子中。至于那种主导社会、影响每一种艺术和行业、全方位保护所有儿童并给予最完美的照料和教育的母性，在特里看来，根本算不上母性。
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服饰。它们和我们自己的衣服一样舒适——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舒适——而且不可否认，比我们的更好看。至于口袋，那更是无可挑剔。第二层衣物几乎满是口袋。这些口袋设计得非常巧妙，既方便拿取东西，又不影响身体活动，而且它们的位置既加固了衣物，又以装饰性的缝线增添了美感。
就像我们难以忽略的许多其他细节一样，这些设计处处体现了实用智慧与高雅艺术的完美结合，而且不受任何陈规陋习的束缚。
我们获得相对自由的第一步，是在专人陪同下游览全国。终于没有五边形护卫队跟着了！随行的只有我们的专属导师，我们跟她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杰夫表示，他像爱姨妈一样喜爱扎瓦——“只是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位姨妈都有趣”；至于索梅尔与我，我们亲密无间，堪称最好的朋友；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观察特里和莫阿丁之间的互动。她对他始终保持着耐心和礼貌，那种耐心和礼貌仿佛是某个大人物——比如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对待一名女学生。她对他那些荒谬绝伦的言论庄重地附和。她的笑声总是那么亲切，不仅与他同乐，更时常让我觉得她其实是在笑他——尽管她的礼节无可挑剔。而她那些天真无邪的问题，几乎总能引得特里说些本不打算说的话——这一切都令杰夫和我忍俊不禁。
特里似乎始终未能察觉那潜藏在莫阿丁表面下的优越感。当她不再争辩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观点让她无言以对；而当她展颜一笑时，他又以为那是对他机敏的赞赏。
虽然不愿承认，但特里在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想必杰夫也深有同感，不过我们俩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在国内时，我们把特里与其他男性进行比较，虽然深知他的种种缺陷，但他绝非另类。他的长处我们也心知肚明，而这些闪光点向来能轻易掩盖其瑕疵。在女性群体（我指的是我们国家的女性）中，特里一向备受尊崇，可谓众星捧月。即便他劣迹斑斑，也鲜有人对他心存偏见。在某些场合下，他那被恰如其分地称为“风流倜傥”的名声，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然而在这里，在这些女性展现出的冷静睿智、平静克制的幽默的映衬下，再加上身边只有可爱的杰夫和毫不起眼的我可以拿来做参照，特里的形象的确显得格外突兀。
若论“男人中的男人”，他算不上出众；作为——姑且用“女人群体中的男人”来形容，他也毫不突出；他那强烈的男性气质似乎本应与她们强烈的女性气质相得益彰，然而在这里，他却显得格格不入。
莫阿丁身材魁梧，力量内敛而不张扬。她的眼神如同击剑手的眼神般沉静而警觉。她与她的学生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不过我怀疑，即便在这个国度，能做得和她一样好的人也寥寥无几。
我们私下谈话时，特里管她叫“莫德”，戏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就是反应有点迟钝”——在这一点上他可是大错特错。至于杰夫的导师，自然也难逃他的戏谑，他时而称其“爪哇”，时而唤作“摩卡”，甚至干脆戏称“咖啡”；顽皮劲上来了，他还会叫她“菊苣”甚至“波斯图姆”[1]。唯独索梅尔没有遭到幽默调侃，只被他勉强凑出个“索霉尔”[2]的蹩脚外号。
“你们这儿的人难道只有一个名字？”某天我们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后，特里忍不住好奇地问。这些女人都有悦耳别致的短名，与我们熟悉的几位类似。
“哦，确实如此，”莫阿丁告诉他，“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另一个名字，一个描述性的名字。那是我们靠努力赢来的名字。要是人生经历特别丰富多彩，这名字还会被更改或者扩充。比如，我们现在的‘大地之母’——我想你们会称之为总统或国王吧。她小时候名叫‘梅拉’，意思是‘思考者’。后来又加了个‘杜’，变成‘杜——梅拉’，意为‘睿智的思考者’。如今我们都尊称她‘奥——杜——梅拉’，意思是‘伟大而睿智的思考者’。你们会见到她的。”
“这么说，完全没有姓氏？”特里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口吻追问道，“没有家族姓氏？”
“没有，”她说，“为什么要有呢？我们所有人都源自同一个血脉，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你看，我们相对短暂而有限的历史至少给了我们这个优势。”
“但每个母亲不都希望孩子随自己姓吗？”我问道。
“不，为什么要这样呢？孩子有自己的名字。”
“为了——为了身份识别呀，这样大家就知道她是谁的孩子了。”
“我们保存着非常详尽的记录，”索梅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族谱系，一直追溯到我们亲爱的初代母亲。这么做有很多原因。不过，让大家全都知道哪个孩子是哪个母亲生的——这又何必呢？”
和许多其他情形一样，这个场景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纯粹的母性思维和父性思维之间的差异。颇为奇异的是，个人虚荣心在这里似乎是缺失的。
“那你们的其他成果呢？”杰夫问，“你们不会在上面签名吗？比如，书籍和雕像之类？”
“当然会，我们很乐意也很自豪这么做。不仅仅是书籍和雕像，各种成果都会留名。你会在房屋、家具，有时甚至在餐具上看到小小的名字。因为不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会忘记，而我们希望知道该感谢谁。”
“听起来这么做是为了使用者的便利，而不是创作者的骄傲。”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两者都有，”索梅尔说，“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充满自豪。”
“那为什么对孩子没有呢？”杰夫追问道。
“我们当然有！我们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她坚定地回应道。
“那为什么不在孩子身上署名呢？”特里得意地说。
莫阿丁带着一丝疑惑，微笑着转向他。“因为最终的‘成品’不是私人所有。在她们婴儿时期，我们有时确实会称呼‘埃萨的拉托’或者‘诺维妮的阿梅尔’，但那仅仅是便于描述的日常称谓。当然，在族谱记录中，孩子会归入母亲的谱系，但与孩子个人交往时，我们会直接称呼她‘拉托’或者‘阿梅尔’，无须提及她的祖先。”
“但你们有足够的名字可用吗？足够给每个孩子起一个新名字吗？”
“当然，对于每一代在世的孩子，我们都有足够的名字。”
然后她们询问了我们的方式，先是得知“我们”是如何做的，而后又了解到其他国家的做法各有不同。于是她们想知道哪种方法被证明是最好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过比较，每个民族都坚信自己的习俗更优越，对其他民族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完全不理不睬。
在这些女性的所有制度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高度的理性。当我深入研究史料，追溯每一项制度的发展轨迹时，最令我震惊的就是这种有意识的改进——她们在努力让一切变得更美好。
她们早就洞悉某些进步的价值，轻易推断出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于是不遗余力地培养两类人才——批评家和发明家。那些幼年便表现出观察力、辨别力和创造力的孩子，会接受针对性的培养。她们的一些高层官员甚至毕生钻研某一领域，以期精益求精。
每一代人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头脑，能洞察弊病，提倡改革；而整个发明家群体随时待命，将其专业才能运用在待改进之处，并提出建议。
到这时我们已经明白，在讨论她们的任何特质之前，必须先做好回答关于我们自身行事方式的问题的准备。因此面对有意识的改进这一问题，我选择保持沉默。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证明我们的方法更胜一筹。
至少对杰夫和我来说，我们对这个陌生国度及其治理方式的欣赏与日俱增。特里则仍然持批评态度，我们觉得这主要归因于他的神经质。他确实烦躁易怒。
整个国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其完美的食物供应体系。从我们在森林里的第一次漫步，到飞机上初次瞥见的景观，我们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如今，我们得以被带去参观这个巨大的花园，详细了解其种植方法。
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与荷兰相当，大约有一万多平方英里[3]。但那些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崇山峻岭之间，可以藏下好几个荷兰。这里的人口约有三百万——虽不算多，但贵在素质优良。三百万这个数字足以产生惊人的多样性，而这些人之间的差异之大，一度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
特里坚持认为，如果她们是单性生殖，她们就会像蚂蚁或者蚜虫一样彼此相似；他以她们之间明显的外貌差异作为证据，认定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男人。
但是后来，随着我们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我们询问她们如何在没有异体受精的情况下仍保持如此大的多样性，她们将其部分归因于精心的教育——这种教育会密切关注每一个轻微的差异倾向；部分则归因于变异法则。她们在植物培育工作中发现了这一规律，并在自身的进化中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从身体特征上看，相较于我们，她们彼此更为相似，因为她们不存在病态或极端的类型。作为一个种族，她们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健康美丽，但个体在五官、肤色和神情上却呈现出广泛的差异。
“但最重要的进化无疑体现在心智层面，以及我们创造的事物之中，”索梅尔强调，“你们是否发现，生理上的差异也伴随着思想、情感和创造力方面的差异？又或者说，你们是否发现，那些外貌更为相似的人，其精神世界和创作成果也更加相近？”
对于这一点，我们相当怀疑，更倾向于认为身体差异越大，进化的空间就越大。
“确实理应如此，”扎瓦承认道，“我们一直认为，当初失去我们小小世界的一半是重大的不幸。也许这就是我们努力追求有意识的改进的一个原因。”
“但是后天获得的特征不会遗传，”特里断言，“魏斯曼[5]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她们从不质疑我们的绝对论断，只是将其默默记录下来。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进化要么归因于变异，要么完全归功于教育，”扎瓦严肃地继续说道，“我们确实进化了。也许所有这些更高的品质原本就潜伏在初代母亲的体内，精心的教育将其激发出来，而我们之间的个体差异则取决于胎儿期条件的细微变化。”
“我觉得这更得益于你们积累的文化，”杰夫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你们在心灵成长上取得的惊人进步。我们对真正的灵魂培养方法知之甚少，而你们似乎颇有研究。”
无论如何，她们确实展现出了更高层次的机敏与修养，远超我们之前的认知。生活中我们也曾结识过几位这般温文尔雅、相处起来让人如沐春风的人物——至少他们在展现“社交礼仪”时是如此。因此，我们一度以为眼前的同伴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例。但后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所有这些文雅的教养都是与生俱来的。她们生来如此，自幼受到熏陶，这种气质于她们而言，就如同鸽子的温驯或者传说中蛇类的智慧般自然而普遍。
说到智慧，我承认这是她国最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是最令我自惭形秽的一个方面。我们很快就停止了这类话题的讨论，因为这些话题在她们看来如此平常，反倒会引出关于我们自身状况的尴尬追问。
这一点在食物供应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尝试描述一番。
她们将农业发展到了极致，在精确估算出每平方英里土地上能确保舒适生活的人口数量后，她们便将人口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常人或许认为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然而她们并不这么认为。对她们来说，国家是一个整体，是她们共同的家园。她们自己也是一个整体，一个高度自觉的群体，所思所想皆立足于整个社会的福祉。正因如此，她们的时间观念并不局限于个体的希望与抱负，而是常常考虑并实施一些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改良计划。
我从未见过，甚至无法想象，人类会投身于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有意识地对整个森林进行系统性的树种改造。然而，在她们眼中，这不过是平常之举，就像翻耕一块劣质草坪并重新播种一样理所当然。如今，每棵树都结满了可食用的果实。有一棵树尤其令她们自豪，最初这棵树根本不结果实——至少不结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然而它长得非常美丽，她们舍不得砍掉它。经过九百年的培育，如今她们向我们展示的这棵树，不仅外形格外优雅动人，还能结出大量营养丰富的果实。
她们很早就意识到，树木是最理想的粮食作物：其所需的耕地劳作极少，同等土地面积下产量更高，此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丰富土壤。
她们非常重视应季作物的种植，确保水果、坚果、谷物和浆果几乎全年供应不断。
在高海拔地区，靠近山脉的背风面，冬天会下雪。而在东南端有一片巨大的山谷，山谷中有一个湖泊，湖水流向地下的出口，那里的气候与加利福尼亚的类似，盛产柑橘类水果、无花果和橄榄。
让我尤为惊叹的是她们的施肥系统。此地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狭小土地，人们会以为这里的百姓早就因为饥饿而无法生存下去了，或者只能年复一年地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但这些细心的耕作者却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土壤回肥方案，所有来自土地的东西最终都回归土地，无论是食物残渣、伐木业或纺织业产生的植物废料，还是经过妥善处理的污水中的固体物质。
实际效果就和生机勃勃的森林一样：土壤肥力逐年提升，而非像世界其他地方常见的那样日益贫瘠。
初次了解到这一情况时，我们赞叹不已，这令她们十分惊讶。她们没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常识竟然值得称赞，转而询问我们的处理方式。我们一时语塞，只能以“国土面积辽阔”和“承认在资源利用上较为粗放”为由转移话题。
至少我们自以为成功地转移了话题。后来我发现，她们不仅详细准确地记录了我们告诉她们的所有信息，而且制作了一种框架图表，上面记载了我们提及的信息以及我们刻意避而不谈的内容，并对这些内容加以研究。对她们这些高明的教育者来说，根据部分信息准确推断出我们的状况简直易如反掌。每当我们的某些言论似乎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时，她们总是愿意给我们留有余地，暂不轻易下结论，等待进一步了解。有些我们习以为常或者被视为属于人类局限性的事情，她们简直难以置信。正如前文所说，我们全都默契地试图隐瞒国内的许多社会状况。
“该死的，这些‘老太婆思维’! ”特里说，“她们当然无法理解男人的世界！她们根本不是人类，只是一群雌……雌……雌性动物！”这是他在不得不承认她们单性生殖的事实后说的。
“真希望我们的‘老爷爷思维’也能这么出色。”杰夫说，“你真的以为，我们带着贫困和疾病之类的问题磕磕绊绊地前行值得赞扬吗？她们拥有和平、富足、财富、美丽、善良和智慧。在我看来，她们是非常优秀的人！”
“你会发现她们也有缺点。”特里坚持说。部分是出于自我辩护，我们三人开始寻找她们的缺点。毕竟在抵达这里之前，我们信誓旦旦地断定一个全是女性的社会必然存在各种缺陷——当然，都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
“假设真有一个只有女人的国度，”杰夫曾一遍又一遍设想，“她们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当时笃定，这群女性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局限、缺点和恶习。我们原以为她们会沉迷于我们说的“女性虚荣”以及“繁复的装饰”，结果发现她们设计的服装比中国服饰还要完美，必要时华丽美观，日常穿着实用大方，始终不失端庄与品位。
我们原以为她们会单调乏味、性格顺从，结果发现她们有比我们更大胆的社会创新精神，在机械和科学发展方面也与我们不相上下。
我们原以为她们会心胸狭隘，结果发现她们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相比之下，我们那些国家的国民更像是一群争吵不休、心智不健全的孩子。
我们原以为她们会嫉妒成性，却发现她们有深厚的姐妹情谊和公正明智的头脑，我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们原以为她们会歇斯底里，却不承想见证了她们健康与活力的典范，以及平和的性情。她们对于污言秽语这类恶习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尝试解释，但没有成功。
甚至特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
“道理显而易见，不是吗？”他辩驳道，“整个事情极其反常——要不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会说这简直不可能。反常的状况必然会产生反常的结果。你们会发现一些糟糕的特质，等着瞧吧！比如说，我们还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处置罪犯、残障者和老人的呢。你们注意到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也没见着！肯定有问题！”
我也倾向于认为事有蹊跷，于是鼓起勇气，直接去问索梅尔。
“我希望在这完美无缺中找到一些瑕疵，”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三百万人不可能没有缺点。我们正尽力去理解和学习。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你看来，你们这个独特的文明最糟糕的品质是什么？”
我们坐在一个可遮阴的凉亭里，就在她们的一个用餐花园中。美食已经享用完毕，面前还放着一盘水果。一侧是开阔的乡村，宁静、富饶而美丽；另一侧是花园，错落有致地摆着桌子，彼此间距宽敞，保证了私密性。必须说，在她们精心维持的人口平衡下，这个国家毫无拥挤之感。到处都是充足的空间，阳光和煦，微风轻拂，尽显惬意自在。
索梅尔一只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旁边的矮墙上，眺望着这片美丽的土地。
“我们当然有缺点——每个人都有。”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缺点可能比以前更多——也就是说，我们离完美的标准似乎越来越远了。但我们并没有气馁，因为记录显示我们在进步，且是相当大的进步。
“我们一开始——甚至是从一位特别高贵的母亲起——就继承了她背后漫长的种族历史中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时不时会冒出来，令人忧虑。但是，确实，我们这里已经整整六百年没有出现过你们所说的‘罪犯’了。
“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教育和培育淘汰那些最低劣的品性。”
“淘汰？”我问，“单性生殖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表现出不良特质的女孩仍然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就晓之以理，劝她放弃生育。所幸少数最低劣的女孩本身就无法生育。但如果问题是过度自我中心，那么这个女孩会坚信自己有权生育，甚至认定自己的孩子会比其他人的更优秀。”
“我能理解，”我说，“那她很可能会以同样的心态养育孩子。”
“我们从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索梅尔平静地回答道。
“不允许？”我问，“不允许母亲养育自己的孩子？”
“当然，”索梅尔说，“除非她能胜任这一至高无上的使命。”
这对我之前的观念是个不小的冲击。
“可我还以为你们每个人都有生育权——”
“生育——没错，那指的是怀胎生子的母性天职。但教育是我们的最高艺术，只有最杰出的艺术家才能承担。”
“教育？”我又一次感到困惑，“我说的不是教育。我想说的是，生育不仅包括生孩子，还包括照顾婴儿。”
“照顾婴儿本身就包括教育，只能托付给最有资质的人。”她重申道。
“这么说你们把母亲和婴儿分开了？”我惊恐地叫道，特里的那种不安之感涌上心头——在这么多优点背后，肯定有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通常不会，”她耐心地解释道，“要知道，几乎每个女人都把母亲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每个女孩都把做母亲视为最珍贵的东西，看作无与伦比的喜悦、至高无上的荣誉，以及最私密、最宝贵的体验。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育儿已经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需要细致入微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越是爱自己的孩子，就越不愿把这份重任托付给不专业的人——哪怕是我们自己。”
“可是母爱——”我试探着说。
她端详着我的脸，似乎在寻找一种易懂的解释方式。
“你曾跟我们讲过你们的牙医，”她最后说道，“那些奇特的专业人士，一辈子都在填补别人牙齿上的小洞——有时候甚至是孩子的牙齿。”
“所以呢？”我说，我还是不明白她的意思。
“在你们那儿，母爱会促使母亲亲自给孩子补牙吗？或者说她们希望这么做？”
“不，当然不会，”我抗议道，“但那毕竟是高度专业的技术。照顾婴儿这种事，任何女人——任何母亲——肯定都能胜任吧！”
“我们可不这么认为，”她温和地说，“我们当中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承担这一职责。而且大多数女孩都热切地争取这份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拥有最优秀的育儿专家。”
“但是可怜的母亲失去了她的孩子——”
“哦，不！”她真诚地向我保证，“并不是这样。孩子还是她的，还在她身边，她没有失去孩子，只是照顾孩子的重任不再由她一个人承担。她清楚还有人比她更专业，因为她也曾和她们一样学习过、实践过，她尊重她们的卓越能力。为了孩子，她很乐意让孩子得到最专业的照料。”
我仍然半信半疑。更何况，这一切只是道听途说——我需要亲眼见识一下她国的母性。
[1]一种咖啡替代饮品。
[2]索梅尔英文原名为“Somel”，被特里叫作“Some'ell”，即“Some Hell”，字面意思是“某种地狱”。
[3]1平方英里约等于2.59平方公里。
[5]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提出“种质连续论”，否定获得性遗传理论。其著作《论遗传》通过著名的“小鼠断尾实验”论证后天获得的特征不会影响遗传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