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把欧洲的问题拖入美利坚人民关注中心的事件链，是一条古怪的、充满扭结的链条。
在这10年之初，美利坚的政策似乎就在逐渐改变，从国家孤立的政策，向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缓慢转移。诚然，民众并不倾向于加入国际联盟或承担对外国的义务，但***有这样一种倾向：尽可能在民意许可的范围内这样去做。
1931年，当䒤本帝国看到欧洲列强正全力以赴对付大萧条而无暇他顾、因此趁机入侵满洲地区的时候，正是前总统湖佛的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担任了那场国际谴责大合唱的领唱。当国际联盟讨论䒤本入侵的时候，美利坚有一位代表在日内瓦充当“观察员”；史汀生国务卿宣布，美利坚不会承认䒤本的征服；他还试图援引“九国公约”来反对䒤本，不料却遭到英帝国代表约翰·西蒙爵士的断然拒绝。国际联盟做不了（或不愿做）任何事情来制止日本，欧洲或美利坚的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对战后领土安排体系的第一次大的违背被成功地完成了——但不是因为美利坚方面缺乏积极的兴趣。美利坚自始至终在展开激烈的外交战。它在1931年的政策远非孤立主义。
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侵略行动要过好几年才出现，在此期间，美利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场新的危机——这一次是经济危机。在大萧条初年，当一个接一个在大萧条中痛苦挣扎的国家纷纷为了努力自救而提高关税、贬值货币以及修筑其他的壁垒，以阻挡国际贸易流和外汇流的时候，华盛顿政府惊慌失措地看待这一切。
有一点倒是真的，联邦政府也在自己的关税壁垒的顶部垒上了一些新砖块，但联邦政府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关税看作是纯粹的国内事务；当其他的国家也做此类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在总统、财政部官员、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们的头脑里，以及在美利坚的主流民意中，下面这些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贸易壁垒必须拆除，国际间的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没有世界的复兴，美利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但接下来，新政出现了——风水轮流，今非昔比。如今，一场全新的旷世大战又讲来临了，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起初，很少有人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政策冲突。诚然，小罗斯福在1933年他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就曾明确地说过：“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尽管非常重要，但就时间和必要性而言，它们应该服从于这样一个目的：建立坚实可靠的国民经济。”——但是，他不是已经任命了科德尔·赫尔担任他的国务卿么？赫尔是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意识的继承者，一直满腔热情地致力于通过降低关税来刺激国际贸易。诚然，罗斯福让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从而带来了外国货币的混乱——但是，他不是同时又邀请外国代表来讨论经济合作的措施么？罗斯福本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所遵循的方向有多么明显的内在冲突。他兴高采烈地为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经济会议做着准备，派出了一个由赫尔国务卿领头的代表团，但并没有给他们下达足够明确的指示，代表团立即开始为稳定货币而展开协商。不久之后，由于担心美利坚正当通胀兴起、物价提升、刺激经济的节骨眼上被捆绑在一份必须遵守的稳定货币协定上，小罗斯福便派出了他的首席智囊、助理国务卿雷蒙德·莫利，去伦敦牵制代表们。但是，还没等莫利赶到伦敦，小罗斯福却越来越痴迷于通过货币操纵促进繁荣的想法，于是他突然决定，一定不能让伦敦的会谈危及他的国内计划。当莫利同意一份相当温和的、赞成一般原则上的货币稳定协定的时候，总统却突然抽掉了每个人——莫利、代表团、赫尔以及整个伦敦会议——脚下的地板：断然拒绝就货币稳定问题做任何事情。这样一个冲动的人，曾经决心要解决经济国家主义和经济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如今却姗姗来迟地、毫无预警地把他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国家的一边——让他的代表们彻底地灰头土脸，失望而归。
打那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接下来的黄金购买实验之后——美利坚才逐渐回到了促进国际经济的道路上。赫尔国务卿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他获准让他的“互惠关税法案”在1934年制定颁布，这部法案使得美利坚与其他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流通更加容易。到最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英法两国的财政首脑联手稳定了英、法、美三国的货币。经济孤立主义的冒险似乎已经结束，尽管也留下了它的伤痕。
与此同时，美利坚还向拉丁美洲伸出了橄榄枝。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小罗斯福就宣布了他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了向拉丁美洲表明：这并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利坚从尼加拉瓜撤出了军队，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中那些允许干涉古巴的部分，并向格兰德河以南各国保证，美利坚把“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合作与互助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控制与主宰的理论。正是由于赫尔国务卿特有的诚实，这一担保大抵被人们善意地接受了。到这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利坚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受喜爱和更受信任。但很久之前，国际边境的分崩离析就已经再一次开始了。1935年，墨索里尼以极其冷血的手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英、法两国不能或不愿做任何事情给予意呆利以有效的惩罚，没有人出面制止墨索里尼。1936年初，小胡子（他1934年在奥地利策划呐粹政变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入侵了莱茵兰。同年的晚些时候，西班牙革命爆发；墨索里尼，还有小胡子，为了他们自己称王称霸的目的，而开始利用西班牙革命——并且也没有得到制止。
1938年3月，小胡子总算率领第三帝国军队横扫了奥地利——还是没有得到制止。随着1938年春去秋来，他开始信心十足地打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刀子了。
在这一连串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利坚的民意多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到193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修正主义”观点成了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双方都有罪错，而不仅仅是德意志方面，而且，美利坚不幸地因为英帝国的宣传，因为它把经济赌注押在协约国的胜利上，从而卷入了这场战争。迟至1937年4月，当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提出“你是否认为本国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是个错误”这个问题的时候，71%的投票者回答：是。1935年，沃尔特·米利斯的《通向战争之路》（Road to War）成了畅销书，在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当中很有影响力——此书把美利坚1917年的参战决定描述为一场不幸的悲剧。还有几本书和几篇杂志文章，耸人听闻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军需品制造商在煽动战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与此同时，参议院的奈委员会在一项长期调查中渲染的是同一个主题，揭露了美利坚军火制造商自1915年以后所挣得的那些不干不净的利润，暴露了国外的军需品销售商所做的生意相当小，把摩根的合伙人拽到华盛顿，回答一个含蓄的指控：是他们策划了让美利坚在1917年与德意志开战，为的是让国家为他们火中取栗。把战争描绘为这样一幅恐怖的图景更容易被人接受：
清白无辜的普通百姓是被那些没有良心的银行家和大商人所诱骗而卷入其中，因为一般公众对这些人在带领国家走出萧条低谷上的失败记忆犹新，对很多银行家和大商人在1933年的调查中所揭露出来的低劣行径记忆犹新。
奇葩的是，1935年，美利坚国内的激进分子几乎全都激烈地反战。
在当时，美利坚丝毫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担心：欧洲的独裁者可能会从外部给美利坚带来什么实际的伤害；当人们在1935年说到“法西嘶主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指的是一场本国法西嘶运动的威胁，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分别把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想象成小罗斯福，或某个像休伊·朗之类的人物，或者是某个受大企业支持的部队军官。人们有一种十分普遍的信念：美利坚必须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自己被诱入敌对行动，这一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1935年秋天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多达75%的投票者认为，国会在宣战之前应该通过一次全民投票来获得人民的批准。
正是在这种孤立主义的心态中，举国上下对国会在1935年通过了一部《中立法案》表示欢迎，这部法律规定，任何地方爆发战争的时候，美利坚都不得出售军需品给交战的任何一方。《中立法案》立即被应用于意呆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