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的过程是连续的、无限复杂的。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和习俗进行比较，肯定过于简单，几乎肯定会有所夸张。然而，社会气候总是改变，正如季节不断变化一样——即便是冷暖交替，春去秋来，也可能是高度痉挛的：底特律或许正享受着它的“早春”，而费城却被漫天风雪横扫。回首过去，美利坚人民会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社会气候之间的各种反差；同时，美利坚人民还会注意到，其中大多数变化，要到1933年前后才变得清晰起来，当时，新政已经开始，第十八修正案已被废除。这几乎就像是他（她）们向后走进了大萧条，拼命地抓住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习俗、理想和担当，甚至就在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滑出了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外的时候，依然如此；接下来，在1933年，他们放弃了徒然的努力；转过身来，面朝前方，走进了30年代的新世界。
一战后10年给美利坚带来了一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激烈革命——
这场革命的“突击部队”是年轻一代，他们沉溺于高及膝盖的裙子，揣在口袋里的小酒瓶，地下酒吧里的混合酒，在停着的汽车里互相爱抚，放荡不羁的语言，关于弗洛伊德情结理论的二手知识，以及反抗清教徒父母、嘲弄整个清教传统的情绪倾向。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至少在清教主义最容易被破坏的人口中心是这样。老一代人逐渐习惯了儿孙们的古怪方式，并稍稍放松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年轻一代马齿渐长，慢慢懂得了适可而止的实际好处。到金融恐慌时期，男女合校校园里的“激情玛丽”——尽管她依然在赢得仰慕者——已经不大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征兆，而更多地被看作是过去的遗存。当30年代开始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已经变得清晰可辨了。
在节制、克己和谦逊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增长；在有些地区——某些中西部城镇，以及很多乡村——早年的礼节规矩，只是缓慢地被瓦解了，破坏的声音依然很大；“年轻的已婚族”在星期六夜里啸聚本地乡村俱乐部的行为，比从前更加放纵，惊慌失措的父母互相交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新”现象的看法，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中学生派对上回到家里，往往能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衣服被弄得乱七八糟。在一座“中镇”，或许可以发现：
“在1935年，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两性之间的开放行为（跟电影学的），年轻人当中更少伪装。一个8年前的中学毕业生，如今在专业上与城里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对于这种变化，他的态度很强烈：‘你们正变得越来越精明和大胆。你们这些家伙把搂着脖子亲嘴看作是约会中的一个天经地义的组成部分。我们那时候偶尔会因为动手动脚而被甩耳光，如今的女孩子再也不会那样了。’”
然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心态的变化，侧重点的变化。革命成果正在得到巩固。突击部队正在他们已经赢得的阵地上掘地三尺，构筑战壕。
霍内尔·哈特在《最近的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一书中提供了对这种变化的精确度量，此书出版于1933年初。哈特先生发表了他对美国不同时期的杂志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观点所做的一次仔细的统计学研究结果。这项研究表明，对传统性道德的反抗——或者换句话说，赞同性自由的情绪热潮——在1923～192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尽管在1930和1931年间，杂志上关于家庭和性问题的讨论比前些年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基调大抵是保守的。在1930年，杂志上所表达的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赞成，对“友谊、理解、友爱、同情、简易、方便、整合、合作”的赞成，比1920年更多。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萧条的进一步加深，心态的变化变得更加显著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归因于很多的原因：任何观念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人生厌，任何新的革命都会招致猜忌和质疑；X先生那散发着酒气的、浪漫多情的活力，在1925年是如此意气风发、胆大敢为，如今开始显露出岁月消磨的痕迹，毫无魅力可言；Y夫人曾经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有权高兴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并确信自己不在乎Y先生跟谁一起睡，如今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忍受这样，并毫不犹豫地向里诺出发；孩子Z常做噩梦，学校里的精神医生把这归因于他来自破碎的家庭。但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多半还得算是大萧条。
无数想结婚的年轻人却结不起婚。歌曲《除了爱我没法给你任何东西，宝贝》是从1928年流行起来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作为30年代的主题歌。结婚率从1929年的10.14‰下降到了1932年的7.87‰。（同样，出生率也从1929年的18.9‰下降到了1932年的17.4‰，以及1933年的16.5‰——当然，1933年的数字主要反映了1932年的经济状况。）当结婚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婚前性行为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林德夫妇报告：“对一群20多岁的商业阶层的年轻人（人数超过两打）所做的一次秘密体检显示，每10个人当中有7个人（性别刚好平衡）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避孕用品的大量销售——根据不同的权威统计，每年的销售总额从1.25亿到2.5亿美元不等，出售此类用品的不仅有药店，而且还有加油站、烟店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机构——肯定不光是卖给已婚人士。
然而，新的形势几乎无助于对婚姻和家庭的轻佻态度，或者愤世嫉俗的态度。它把一个相关的新问题推向了人们关注的最前沿：失业的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真心实意地想结婚——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呢？他们是否会推迟结婚，并毅然决然地分居？抑或，他们能否设法说服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多半还要让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的客房、阁楼或其他某个角落里？
长辈常常也很难再喂养另一张嘴。很多父亲多年来辛苦操劳，节衣缩食，做梦都想着退休，如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多久，听说年轻的哈里要带回一位新娘，消耗家里的积蓄，不由得勃然大怒。另有一些长辈倒是出得起这个钱，庇护小两口子，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自尊的年轻人，在他能够养活老婆之前是不应该结婚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谈到被宠坏的一代，他们总是说，在他们每周挣40美元之前，他们从未想到过结婚，并拒绝支持任何诸如此类的废话。结果，很多年轻伴侣都只好接受立即结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偶尔找一家便宜酒店的房间，或汽车旅馆的小屋，凑合着对付一夜。这些年轻的伴侣，憎恨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憎恨迫使他们偷偷摸摸的规矩习俗，不过，他们依然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对的——这是对基本需要的回应。
另外还有很多人，甚至更不幸，有失业父母的失业儿女，有大萧条中漂泊四方的流民，他们搭便车走遍全国，扒货车浪迹八方，对这些人来说，性成了某种能搞就搞的事；结婚太遥远了，想都不敢想。然而，即便是在这些人当中，人们的心态也有点新的东西。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道德准则中的变化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还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偷来的爱情是一种“现代”冒险。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竭尽所能，节制还是不节制，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个人准则，无论这样的准则是道德、审美、谨慎，还是方便。即使规矩习俗已经不再被人遵守，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和时代脱节，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那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渴望结婚所带来的安全。
大学校园里，在那些不戴帽子、不穿马甲、穿着斜纹软呢外套和法兰绒休闲裤的年轻后生当中，在那些穿着毛线衫、斜纹软呢裙和短袜的大学女生当中，很少有20年代典型的关于性和婚姻的反叛谈话，很少有那种与讨论弗洛伊德、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多拉·罗素相伴随的兴奋低语。是否存在少数实际上的**，是值得怀疑的：多萝西·邓巴·布罗姆利和弗洛伦斯·哈克斯顿·布里滕对全国46所各类大学的1364名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半小伙子和四分之一女孩子有过婚前性行为。令人吃惊的是，人们都很平静地看待性。私事总归是私事。正如《风云人物》杂志的编辑在他们关于1936年的大学年轻人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说到性，当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校园对待性的态度比10年前更漠不关心了。性不再是新闻。它不再是新闻这个事实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