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WPA也被人们讽刺为慈善作秀。对WPA与利益之间紧密相关的逻辑上，WPA的高层时刻保持着警惕，保持着清白的记录。但是，地方雇员却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1936年的选举中，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的一些活动中，WPA工作人员的行为招致了很多负面的关注。于是，在1936年7月，国会通过了《哈奇法案》，旨在约束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员从事“不良的政治活动”。
相较于WPA和PWA的刺激机制，私人企业却步履迟缓。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年间的1.88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年间的16.3亿美元，但这期间私人企业的建筑量却不及大萧条前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翔实的研究得出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资助效果微乎其微，让人大失所望。刺激机制的最明显的后果，像新政批评者所说的：让新政支持者得以安慰的，仅仅是鼓舞了雇员的信心而已。诚然，公共工程计划并非十全十美。与广大民众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国家的长期问题。计划中的很多缓兵之计，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模棱两可的定义，都是这种乐观主义的延伸。事后看来，铺张浪费、能够灵活应对紧急救济的WPA，应该出现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事实上，的确本末倒置了。
新政的理念在1936年的竞选中更为引人注意。行政部门活动的形式、规模和多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反对者攻击的靶子。山姆大叔不停地为众多活动融资，包括：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通货管制和调控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学生的饮食，沼泽湿地治理，买卖不动产，资助文学、戏剧、民间舞蹈和艺术等等。这一切活动也使得财政赤字的圆圈不断地扩大。反对派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它的集权和垄断，以及“幻想主义政府”的倾向。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下，总会潜伏着种种危险：新政所赞颂的“公共利益”，实际上会变成某个集团的利益，要么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要么是农民、劳工或者一大堆无所事事人的利益。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重新诠释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任劳任怨、勤劳节俭，不浪费分分秒秒，他就可以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利坚的方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复兴的气息慢慢袭来，很多年老的美国人本能地、自然地转向了自力更生。他们说，从来就没有“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能够登上顶峰。1936年出版于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nce People）一书，注定要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总共卖出了300万册。这一年，出现了很多由美利坚制造商协会资助的一系列电影短片，它们批驳各种“主义”，批评把资金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拒绝提升《宪法》的威信，否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
在克里夫兰市举行的会议上，参议员阿瑟·H·范登鲍勃的发言让象党（共和）统帅们里发现了他们团结的纽带：“我只属于个集团，那个集团只有一句口号——阻止小罗斯福。”然而，共和党的这一政纲也暴露出了对新政理念做出的让步。虽然共和党把“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作是经济安全的保障，但他们也承认，社会有责任“为被迫失业者、老年人提供保护，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和配套资金制订具体的标准。
此外，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是泾渭分明的状态，但“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是必须的，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承担了救济的主要责任。象党（共和）在其政治纲领中建议，为水土保持提供津贴，提供充裕的贷款，对非生产性土地退耕还田，鼓励合作营销。此外，要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阻力的干涉下可以集体谈判。虽然最高法院以破坏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为由，宣布纽约为妇女制订的最低工资无效，貌似堵死了各州权力的大门。但是象党（共和）却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雇佣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行为，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经济剥削。它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兰登性情太过温和，缺乏自信，没有鲜明的个性和决策力，但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备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绝对性胜利。另一边，驴党（民主）人则把新政作为他们竞选1936年总统的基本政纲。费城大会上驴党（民主）代表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小罗斯福，然后静坐聆听候选人演讲，小罗斯福滔滔不绝，扔出一句带有挑衅意味的话：“象党（共和）人是经济上的保皇党人。”竞选活动中，他似乎更受“老山胡桃”影响，而非杰斐逊的庇护。
对于这一届总统竞选，马修·路德维希与他的盟友们仍旧是象党（共和）东部地区的【中流砥柱】，但是，马修·路德维希直接弃权——不管两党选出什么样的候选人，他和他的盟友们不需要更换任何立场、任何看法，只需要耐心等待新总统的上台，然后继续享受胜利的果实……况且，在国会是驴党（民主）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马修不认为象党（共和）打得过驴党（民主）的“超级热门”——现任总统小罗斯福，这是显而易见的残酷事实。
这是一场人民与金钱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在选举当天，小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以求好运。他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献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在那里，他先是回忆了“股市疯狂的9年，还有排在长长救济队伍中等待的漫长3年。那是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与癫狂的9年，和悲观绝望的漫长3年。”他接着说道：“今天，我们尽全力，用强大影响力去恢复这样的一种政府，我们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象党（共和）人（主要是保守派）的反对也让他兴致勃勃：
“纵观国家的全部历史，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一致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我，我感谢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总结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集权的力量遭遇了劲敌。我想这样畅想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遇到了他们的老师。”
一篇揭露选举经费的分析大选的文章，为这番话作了很好的注解。在这次竞选中，象党（共和）花费了近900万美元，而驴党（民主）仅花费了525万美元。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是驴党（民主）竞选经费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纷纷倒戈，投资公司的老板、钢铁和化学品产业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霍华德·彼尤这样的富人，全都慷慨解囊，将资金送进象党（共和）的保险柜。另一边，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劳工组织的很多成员，则把钱塞进驴党（民主）的腰包。即使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的农民坚定地站在驴党（民主）一边，数百万等待救济的人，也奉献着他们对总统的爱，以及手中的选票。
最后，小罗斯福以将近61%的普选票赢得连任。这样的胜利，是现代美利坚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企及的。1932年，小罗斯福只不过得到了57%的普选票，而这次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驴党（民主）席卷了46个州。在小罗斯福的所有死对头中，最不服气的当属赫斯特。在竞选结束几天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本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总统能取得“绝对压倒性的吸引力和绝对压倒性的胜利”。
在大众高昂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死对头——最高法院听命于他，俯首称臣。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手软地打击新政：不论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试图改善烟煤矿劳动条件的《加菲施纳德法》，还是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都被它一一否决。大法官哈莱·F·斯通、路易斯·D·布莱德斯和本杰明·N·卡多罗常常自认为是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休斯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另外的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顽固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畅销书，爱德华·S·凯文教授所著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法官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绊脚石。
对此，小罗斯福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1937年2月，当时最高法院6位70多岁的大法官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于是，小罗斯福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往往会妨碍商业的发展。对于每一位年届7旬仍未退休的大法官，他建议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的成员达到15名为止。
这个提议引发了一场强烈的骚动，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如潮水般涌向国会。与此同时，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利坚协会”之类的组织也如雨水春笋般，一夜间冒了出来。那些憎恨小罗斯福的人，反对提议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很多中立的人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们发自肺腑地担忧：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专制的威胁。在大多数人眼里，总统的策略看起来轻率而欠缺考虑，又遮遮掩掩，这使得保护“九老帮”的集团力量又重新集结起来。
1937年4月，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面对“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岁～75岁之间退休？”的问题时，6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但到了6月，在面对“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问题时，反对者却以58%的多数扭转了局势。到了9月，一次民意调查则显示，有68%的人反对总统的“扩充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掉了变革者的台，公开出面站出来面对质疑者，让更多人见识到了它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慢慢转向自由主义的一侧，首席大法官休斯也似乎越来越忠诚。关于《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最高法院表示支持此外，它还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坚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在大法官维利斯·范·戴温特辞职后，小罗斯福迅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作为继任者，这确保了新政在最高法院的战役中取得较大的胜利。
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关于最高法院的改革提议。虽然总统未能完全如愿，但他仍达到了他的目的。”后来回忆这段故事时，小罗斯福称之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1938年的一份裁决似乎说明了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态度。这份裁决主张，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用于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上。小罗斯福的改革之路最大的障碍，就这样被清除了。后来，新政的很多改革都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