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带着这样的抱怨，美利坚制造商协会指责联邦政府滥用权力，不论在提高的遗产税、赠予税和个人所得税上，还是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方法。1936年出台的《税收法案》，被批评者称之为“虐待性的压力”，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储备金，没有哀嚎的经理，进一步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终于在1939年，他们的呐喊得到了下一届国会的同情，这项税收被终止。新政的支持者辩称，这些税收都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那些猖狂的参与者更是大胆放言，税收不仅仅是获得收入，更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在华盛顿的带动下，很多州和富裕城市加入到征税和消费的行列中，这使政府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的开支，由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到了1938年的170亿美元。没有谁能抗拒联邦资金的强烈诱惑，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以及公路都是在联邦的援助下完成的。同时，它也减轻了地方的失业重负。就各州的情况而言，增加了对其边境外的商品征收的“保护性关税”，累进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三分之二的州都推行了这一税种。虽然它的份额远远低于联邦税收收入，但在1939年，至少带来了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1921年，西弗吉尼亚州第一次引入了这一税种，但一直没有追随者，后来在1930~1935年年间，前后有21个州推行了这一税种。每年纽约市的营业税大约会带来近6，000万美元的税收收入。但这些税对穷人来说，无疑是泰山压顶。粗略估算，一个年收入为1000美元的劳动者，几乎要花费年收入的61%来购买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购买同样的商品仅仅需要其年收入的1%。
作为一项联邦的新政策，这一税种受到了商会和广大银行家的青睐和欢迎，但却没有得到小罗斯福的认可，国会也对它不置可否。
随着禁止酒令的废除，各州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联邦政府和缺少资金的州政府联合对酒精材料征收高额税收，极大地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导致了相当多的私酒交易在暗处进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联邦法律，都支持专卖店、药店和杂货铺的瓶装酒销售，认为酒吧和酒馆的传统惯例是非法的。酒开始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座上宾。女性也开始出入这些地方，给美国人的饮酒习惯带了明显的改变。
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喝酒不再是那么疯狂的事了，对健康的威胁也有所减弱。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人当中，喝酒的人肯定是有增无减。不管怎样，美利坚人民很喜欢这种变化。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赞成恢复禁酒令。
在福利立法方面，各州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初，各州都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法律支持。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新政的影响和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拓宽了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抚恤金发放时间，扩大了覆盖面，延伸了职业病的定义，对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都做了重新规定，工薪税开始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联邦权力机构的权限不断扩大，这不仅引起了保守派极端分子的不满，也让激进派的极端分子深感不安。总统依旧保持他的中立略保守倾向，他认识到了中间立场的必要性，试图调和世界范围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在新政立法终于稳稳当当地完成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小罗斯福谈到：“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在本国，我们坚持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个人的积极性、每个普通人的机会、公平的价格、合理的工资和持续的就业等一系列改良实践，才能确保利益的持续。”
总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任务，既要协调好传统技艺与社会进步，又要在重压下起草极其复杂的国家复兴计划，保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单就给经济水泵注水，藉以商业和金融的管道而使经济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而言，就会让人殚精竭虑，这与在改革派的狂热浪潮中完全无视复兴一样困难。
1934年，小罗斯福对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增强人们的整体安全感。我深信，抱着带给每个人更多安全感的目的去做事，客观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复兴。”这是他最初内心盘算的两个目标。只不过在现阶段，复兴迫在眉睫，摆在了面前。NRA的垮台让总统烦恼不已，自由联盟对他的人身攻击，也让他陷入尴尬之中。他的政敌们迅速捕捉这一时机，目的是借此角逐1936年的竞选。民主党也在下最后的赌注，试图将人们的视线从总统的糟糕表现上移开。1935年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成为必然一样。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1935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比以往任何一年的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和《公共事业法》。同年通过了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对数百万民众来说，WPA很快就成了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性化的标签。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和家人寒酸地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加油站里，但他却说：“每当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由衷地为祖国感到自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远见，可以设立WPA和所有机构。”WPA本身给了人们适度的尊重，它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是不劳而获。很多全职妇女快乐而自豪地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
跟州政府的FERA不同，WPA给低收入群体联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明显的改善，在被雇佣者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意识到，在公平和效率上，地方政府都比联邦权力机构略逊一筹。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着无法回避的缺点，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正如WPA官员所宣扬的目标：“让人们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不再无所事事。”1939年，由WPA筹建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话：“工作是美利坚对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需求的最好回馈。”
1935年夏天出现的WPA，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州和地方当局负责直接救济。1939～1940年年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济款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平均每个家庭每月的救济津贴为25美元，在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等州甚至只有3美元～5美元。在受益的200万人当中，多数不如在旧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然而，有能力的人可以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在WPA的帮助下，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平均月工资可以拿到50美元～60美元。在哈里·L·霍普金斯的管理下，WPA的大部分经费用在了支付工资上，而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则由地方税收支撑的公共团体提供，这个份额约占总成本的1/4。那些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州，其富裕程度远远低于境况好的州，它们甚至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的正常运作，也提供不了薪水微薄的工作岗位。到了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WPA在这些年里为8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工人的五分之一提供了工作岗位，共养活了大约2500万～3000万人。从一开始，WPA就更多地关注自由企业和公民决议所忽略或推迟的计划。
随后，WPA交出了一打让人满意的成绩单：纽约市造价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大小不一的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数十座桥梁和高架桥。它修复重建了11万所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筑，建造了50万个排污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在南方，WPA的革新让人直接受益的是伤寒死亡病例的骤减。不论是1937年泛滥的洪灾，还是1938年的飓风，WPA都迅速、及时地展开了救灾工作。同样值得关注的是，WPA扶助了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WPA的女雇员大部分是缝纫工人，高峰期大约有30万～40万人。这一时期，WPA为小学和公共图书馆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的图书。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为美利坚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教育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此外，WPA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平等就业观念，也为后来的民主传播打下了很好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