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德，发生了什么？事先我们怎么没有收到消息？这起绑架案是怎么回事？”
“冷静！马修，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这方面，我们的记者都在白宫、在国会！”
“FUCK！立即打电话给埃德加·湖佛，请他告诉我们这起绑架案的来龙去脉！”
1932年3月1日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立即把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大萧条的严酷进程）都推到美利坚人民的脑后去了——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它似乎残酷地体现了这个国家所堕入的那种道德败坏。查尔斯·A·林德伯格夫妇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被人从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新家二楼房间里他的床上给抱走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活生生的孩子。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将近5年前驾驶飞机飞到巴黎以来，他在美利坚人民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位置。数百万人对他的敬佩几乎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有点像无冕之王；尽管他强烈地避免抛头露面，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以至于他越是试图避开聚光灯，人们就越是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任何地方被人看到，人们就会奔走相告；据说，他有时候不得不乔装打扮，以避开围观的仰慕者。
如今，林德伯格一心当他的航空顾问，去年夏末，他的妻子（婚前名叫安妮·莫罗）曾经架驶飞机“飞到东方”，林德伯格夫人后来以优美的散文描写了这段经历；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在1930年底遇见亚历克西·卡雷尔博士之后，他便开始压滤机的实验，这给他带来作为一个生物技术专家的名声。他在霍普韦尔的新家（偏远僻静、绿树环绕）主要是作为一个退隐之地而修建的，在这里，林德伯格夫妇能够平静地生活，远离嘈杂纷扰的世界。
而如今，突然之间，这种平静被粉碎了。发现孩子的床空了之后，几个小时之内，一大群警察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在泥泞的地面上到处乱踩，把线索擦除得了无踪迹。当消息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登出的时候，美利坚人民爆发了一次长时间的兴奋。
更多的警察和记者赶到了，最近的火车站成了报社的临时总部，来自霍普韦尔的消息把所有别的事情都挤到报纸的左页去了。湖佛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新泽西州州长举行了一次警察会议，各州的议员都准备好了反绑架提案，据《纽约时报》报道，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到了3331次电话，打听最新消息。纽约的曼宁主教派他的教士带来了一篇专门的祈祷文，希望马上就能派上用场，并声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能等到礼拜日。”威廉·格林要求美利坚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协助搜寻罪犯。伊万杰林·布斯司令官敦促救世军的所有军官提供帮助。3个教派的牧师通过收音机为孩子的解救祈祷。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断有人报告，在全国各地的汽车里看到有孩子长得像林德伯格的儿子。新泽西州雪茄店的经营者们让警察疲于奔命，他们不断报告，听见电话亭里有人说的话听上去像是绑匪的信息。林德伯格夫妇收到了数不清的听众来信和建议——几周的时间里，总计达10万封。
搜寻的大戏一天接一天地继续——林德伯格夫妇在一份亲笔签署的声明中提出豁免绑匪，公布了孩子饮食习惯的详细资料，请求两位习惯于搞敲诈勒索的私酒贩子充当他们与黑社会之间的中间人。很快，阅读报纸的美利坚公众都对霍普韦尔这出大戏中的主要演员如数家珍，了若指掌，就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忙着阅读同一个侦探故事似的。管家奥利弗·惠特利夫妇，保姆贝蒂·高和她的水手朋友阿瑟·约翰逊，新泽西警察局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莫罗家的女仆维奥莱特·夏普（她后来自杀了），约翰·F·康顿博士（布朗克斯区的一位老绅士，绰号“杰弗西”，他是第一个亲自接触绑匪的人）——这些人全都成了没完没了的猜测和推理的话题。当一个陌生人问你：“他们找到孩子没有？”你丝毫不用怀疑他所说的“孩子”指的是谁，不管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新泽西，还是在俄勒冈。你会听到酒店里的电梯工突然对一位乘坐电梯的顾客说：“得了，我相信，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对此，这位顾客会兴奋地回答道：“胡说，是底特律那帮家伙干的。”如果说，美利坚人民确实需要把他们的心思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那么，这次绑架暂时做到了。
但是，正在迈阿密市政厅跟迈阿密市长商讨关于如何“重建”迈阿密商业体系的马修·路德维希在当天晚上才收到这一消息，而随同他前来参加会议的挚友爱德华·买克莱恩无奈地放下了手中的黑色话筒，告诉他埃德加·湖佛已经前往“案发现场”勘察了，如果有最新情况，那么，埃德加·湖佛会直接告知在百老汇大道1号总部坐镇的总编哈罗德·罗斯。
为此，马修·路德维希只能暂时收敛一下自己的怒火，耐心等待新的消息。
3月8日，绑架发生一周之后，老康顿博士——“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区”（他是这么称呼布朗克斯区的）里的一位大学讲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
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消息报》（Home News）上刊登广告，大意是：为了林德伯格的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他将很乐意充当中间人。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以一种古怪的德语方式错误拼写的），包括一个给林德伯格上校的信封。他打电话给霍普韦尔的那幢房子，被要求打开信封，描述信封上的一些古怪标记，马上又被要求去见林德伯格上校——因为那些标记跟绑架者留在孩子房间窗台上的敲诈信上的符号是一样的。3月12日，康顿博士收到了一封短信，叫他去杰罗姆大道高架铁路终点的一个热狗摊。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张便条，指示他去伍德劳恩公墓的入口处。他在公墓的灌木丛里亲自见到了一个男人，他和这个人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张长椅旁，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并交谈。绑匪有德意志或斯堪地纳维亚口音，自称“约翰”，并说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
进一步的谈判——毫无疑问，“约翰”确实是绑架者，或者是绑架者之一——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纸钞的形式支付50，000美元的赎金，由康顿博士（在林德伯格上校的陪同下）于4月2日在布朗克斯区的圣雷蒙德墓地交给“约翰”——随后，“约翰”交给康顿博士一张便条，便条上说，孩子将会在玛莎葡萄园盖伊角附近的“boad”（意思是“小船”）上找到。上校两次驾驶飞机飞到那里，但没有找到小船；很显然，绑匪给出的信息是假的。
扔逗留在迈阿密的马修·路德维希得知绑匪有德意志的口音，顿时懵了，心中更是产生了一些不妙的预感……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纽约、迈阿密、旧金山等多座城市的德裔移民——准确的说，是日耳曼裔移民都被盘查了一遍，就连刚刑满释放的罪犯也被再次传唤到各地警局进行询问，可惜仍无详细线索，这让马修·路德维希心情变得十分沉郁。
1932年5月12日早晨，绑架发生大约6周之后，报童再一次在大街上叫卖号外：孩子的尸体被意外发现了，就在距离林德伯格住处5英里半的一条大路旁的灌木丛里。他究竟是被故意杀害，还是意外死亡，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吧，绑匪选择了那个地点，半埋了这个孩子的尸体。小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宣布“孩子死了”。这几个字就足够了。
有很多美利坚民众，他们对这10年其他事件的记忆是模糊的，却能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在何种情况下，最早听到这个消息。
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但恐怖的回响却依然在继续。很快就清楚了，不仅绑架者在最初犯罪的野蛮暴行之上增加了林德伯格无望地驾驶飞机搜索的残忍，不仅加斯顿·B·米恩斯谎称他能找回孩子而从华盛顿的麦克莱恩夫人那里骗取了100000美元，而且，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约翰·休斯·柯蒂斯（他曾劝诱林德伯格上校登上马萨诸塞湾的一艘小船，亲自与绑匪接触）还策划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有史以来最可鄙的骗局之一。这些真相的揭露，在林德伯格夫妇被迫与黑社會的代表打交道时（就好像黑社会完全超越法律似的）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顶点，导致传教士、演说家、社论作者、专栏作家们纷纷惊慌失措：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事情出了差错”的悲剧感进一步加深了。
绑匪究竟是不是黑社會分子尚未可知，就连埃德加·湖佛这位合伙人主管的司法部调查局也没能查出这个绑匪的真实情况，但是，无一例外的，全美人民都被这一起突然出现的绑架案牵扯了极大的心神，连带着对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饥饿以及家庭不幸、进而对联邦政府的愤恨也稍微减弱了些许，在这一背景下，联邦政府以及湖佛总统似乎也在策划着新的方案来挽救逐渐走向深渊的国民经济，让马修·路德维希无奈的是，由于安德烈·梅隆这位前财长“尸位素餐”，以至于不得不出任驻英帝国大使，以此避开国内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