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明天的世界”。开幕式在一个被称作“和平之宫”的巨大围场上举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浓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他们当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这两个短语所提出的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呢？
这里，你周围的一切，都是霉国梦的化身。大胆的现代建筑，有时朴素，有时浮华，但始终缺乏传统的古典装饰或哥特式装饰，五光十色，熠熠生辉——让大多数游客第一次有机会目睹现代建筑师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允许他们参与大规模建筑的话。花园，喷泉，从建筑物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到处回响着音乐；夜里，华灯初上，照同白昼。发明和工业效率的奇迹让人目瞪口呆。这里有一种节日欢庆的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暂时感觉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国王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欢乐而友好的国家的公民，是洁白无暇的工业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着泻湖一路闲逛，可以注视着五颜六色的焰火绽放，可以观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树银花背后的天空。在这里，通用汽车和雷明顿兰德与WPA并肩而坐，苏联向人们展示了她的欢乐，不久之后，人们会把它们跟伊斯曼&柯达的欢乐相比较；在这个虚幻的天堂里，看不到社会阶层，看不到民事争端，看不到国际仇恨，看不到凄凉贫民窟里肮脏日子的丝毫线索，看不到经济衰退的悲苦烦恼。这里是一场财富、奢华和美之梦，每个角落里都有可口可乐，公共汽车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纽约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大门的外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经永远离去。对美利坚来说，真正的“明天的世界”将会拥有什么呢？
美利坚基本的经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摇摇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渊，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整指数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120。但这仅仅只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间所达到的点数略高一点；据全国工业委员会的估计，依然有950万人失业。工作救济的庞大计划，日益明显地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权宜之计，随着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不幸依赖工作救济为生的人变得意志消沉。尽管它被设计得非常慷慨，在艺术以及某些深受欢迎的民用设施改进上产生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业绩，并至少让数百万男男女女不至于陷入匮乏和绝望的困境，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前景——它开始看上去实在太持久了。农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农业部长华莱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利坚的“常平仓”似乎成了“长期补贴仓”。一个仁慈的政府可以减轻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却赶不上拖拉机，后者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家庭赶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无家可归的流动大军中。华盛顿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于1929年的繁荣，看上去依然像天边的彩虹一样遥不可及。美利坚难道终于符合了这样一句格言：当人口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增长也必定放缓？它难道必须要么接受这种繁荣黄昏的持续（加上养活失业者的负担日益沉重），要么接受物价、工资和债务的严酷紧缩，直至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吸收——这样一次紧缩可能比1929～1933年间的紧缩更难以忍受？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前景。好吧，那么就来一次战争繁荣如何？这样获得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一次投机繁荣呢？那也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没有资金稳定地流入新的投资（加上对民众购买力的维持），而且这种流动依然受到阻塞，那么，美利坚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扩张。
是什么在阻塞新投资呢？如果不考虑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这个发展就是：我们称之为经济霸主的大公司越来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长，直至它的手指伸进了国家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种在个人或小团体的基础上管理运作的活动和事业如今都变得社会化了——直至就连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者的公司——医疗行业——也发现，自己正在跟步步进逼的集体医疗，甚或是国家公费医疗战斗。并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趋势，社会和经济行动的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势，也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
诚然，那些疯狂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些日子里，企业发起人们把公司合并为超级公司，再合并为超超级公司，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叠到4层、6层，甚至8层高，华尔街一小撮人玩弄纸做的股票，认为他们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利坚企业的康庄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经在大萧条中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届反对这种做法的政府给夷为平地；至于其余的控股公司，它们冲天高涨的日子也已结束——至少眼下是这样。公众不再渴望英萨尔们或范·斯维林根们繁荣兴旺。然而，大多数在1929年之前那一代人的时代，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结构，在风暴过后依然完好无损地耸立着。
不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这些大公司，在30年代好歹通过做生意挣到了一些钱。我们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要支付的红利》（Dividends to Pay）中所给出的那些颇能透露内情的数字吧。在1935年，美利坚有将近50万家公司，它们挣得了超过16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计算在内的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标准统计公司会列出它们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合利润就变成了赤字。简言之，在1935年，从整体来说，这960家大公司挣了钱；其余大约475000家小公司赔了钱。肯尼迪先生没能显示1937年绝大多数公司发生了什么，因为政府的数据尚未发表，但他能够进一步追踪位于顶端的960家公司的财富，他的发现被证明是更富有启发性的。这960家商业贵族在1937年所挣到的钱当中，超过60%的钱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挣到的，将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挣到的。
（你想知道这6家公司的名字么？它们是：通用汽车、美利坚电话、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利坚钢铁、杜邦和通用电气。不出意外的的是，这六家公司股权结构与管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因它们陆续引入了由环球共同信托基金牵头发起的银团的注资来实现“浴火重生”，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决策权与原始股，至少不能低于总股本的20%吧？）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创立一家新公司，去跟这些巨人之一，或是一群规模稍小的巨人竞争，而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有能力通过互惠互利和商业谅解（即使不再通过迂回手段）来维持价格，那么你就会开始理解新投资为什么不兴旺的一个原因。太多你愿意走的路都已经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据为己有的先行者给占据了。应该顺带补充一句：这些大公司如今越来越不依赖于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提供资本了；它们能够自掏腰包来维持、革新，甚至扩张它们的工厂。
华尔街银行家们风光无限的日子多半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因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为大公司变得比银行更加强大。下面这个事实难道与此完全无关么：在这10年的最后两三年里，几家大公司（尤其是美利坚钢铁和通用汽车）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缩小了那些本质上代表华尔街的企业高管和董事的权力以及传统的资本权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现任管理层的人的权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商业利益集团的董事？诚然，这样的举动的背后无疑有一个政治动机。大公司的经理们已经认识到了下面这个事实：不管他们想还是不想，他们都是政治中人。
“公共关系”不再是新闻广告员的工作，而是要求至少由副总裁给予关注。大公司动辄花数百万美元以赢得声望。华尔街不受欢迎；为什么不摆脱它呢？然而，对华尔街来说，事情或许不止于此。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有朝一日，斯隆先生或许不会去拜访摩根先生，而摩根先生却不得不去拜访斯隆先生，这一天大概为期不远了。
这些大企业的利润流入了数百万美利坚家庭，因为它们的股东军团从未如此庞大。但只有极少数富有的股东才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成为新投资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这极少数人被税收所困扰，没有兴趣在那些大公司不去竞争的领域里冒险。“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们会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血本无归；如果我们赢了，政府会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宁愿继续投资于大公司，投资于免税债券，甚或是把现金留在手里不去投资。他们一直在叫喊：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免于负担和限制的政府，你就看到新投资的萌芽。
在1938～1939年间（当时，新政确实变得不那么喜欢冒险，而且更愿意安抚资本）的商业指数的表现，却并没有给出多少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新投资的萌芽为什么必定会延迟，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有些人在1937年曾信誓旦旦地说，“信心”的恢复仅仅是在等待未分配利润税的废除，而在1938～1939年间，他们却在唉叹：对战争的恐惧遏制了新投资。
银行里继续充斥着闲钱。（美联银行除外）
钱为什么闲置，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比方说，当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沉重的不动产税，高昂的原材料价格，高计时工资，陈旧过时、效率低下的建筑方法，等等——谁会冒险把钱投在利润无法预期的新建筑上呢？在这里，困难不在于极少数大公司垄断了战场，而在于多数诸侯（有大有小），以及多数冻结债务和未解决的萧条问题，根本就阻止了大公司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进入战场。然而总的来说，这种概括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工业和贸易的大路上塞满了现有的公司，只有大型的、有钱的公司才能与之竞争，而那些出得起钱来创立这种大公司的人对这样的战斗却并不热心。他们认为他们的麻烦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这些麻烦主要是经济上的。
在1938～193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着手调查新投资的阻塞，尤其是被大公司的卡脖子竞争所阻塞的情况（由于政治原因而称之为“垄断”）。有些“新政人”在研究通过政府自己投资来促进投资的前景。但问题是棘手的；1939年春天，当总统小罗斯福对政府投资的方向表明态度的时候，国会把整个计划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国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拒绝罗斯福，它还把令人赞赏的联邦戏剧计划从WPA中给切除了，并决定削减WPA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因此激起了一场罢工。）1940年的选举近在眼前，狂热的“新政人”纷纷预言罗斯福将赢得第三届连任，象党（共和）人和保守的驴党（民主）人对推翻他的国内议案感到喜不自胜，经济问题正迷失于政治的洗牌当中。
如今，看上去新政好像终于真正结束了。它已经打出了它的牌，手里再也没有新牌可打了——或者说，就算它手里有牌，它也再不能诱使国会让它打出手里的牌。国家明显厌倦了经济实验；象党（共和）利用了这种厌倦，在1938年的选举中大有斩获。社会救世军们正在失去他们对立法繁荣的狂热。如今，像小罗斯福本人一样，他们也兴奋地为外国的事务而紧张兮兮，几乎忘掉了国内前线那些尚未解决的麻烦问题；他们要么组成了反对专制独裁、捍卫自由和宽容的委员会，要么围绕美利坚到底是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还是应该对英法施以援手的问题而重新站队。然而，繁荣的秘诀依然没有被发现。
自从1929年金融恐慌爆发以来，湖佛政府用了3年半的时间，奋力却徒劳地抗击灾难。罗斯福政府用了6年半的时间进行试验和减灾，也仅仅是不让灾难靠得太近——却让美国的公共债务增长了将近200亿美元。
但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么？
在全国总账的收入栏中，确实有一些条目要记。条目一，大萧条没有催生革命和独裁，而这些将会从根本上扼杀美国人的公民自由。条目二，本届政府从未故意否认小罗斯福在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上所声明的原则：“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不管指控新政犯下了什么样的过失，至少它已经以人道的精神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你在1929年把目光投向国外，如果你想到有大量难民在寻找这样的立足之地：在那里，他们不会“被认为是多余的”，那么，这一条目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条目三，尽管大萧条带来了种种不幸和痛苦，尽管人们对新一轮经济衰退和战争的恐惧反复出现，但大多数美利坚人民尚没有完全失去他们最基本的资产：对未来的希望。
把郊区的一片沼泽地改造成一座魔法之城并称之为“明天的世界”，这依然是他们的本能。在那个“明天的世界”里，他们最喜欢的、为了观赏而排队一小时的展览，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展”，那是一幅可能要到1960年才能实现的图景。他们依然喜欢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和以快乐农庄的观念设计的能够供水的玩具，能够驱动的巨型机车，以及能够带来刺激的新的、更好的商业。他们依然喜欢抄着双手面对农场边缘的围栏，并说：“迟早我要在那里买它40英亩地，以更大的规模投入这件事情。”他们依然节衣缩食，好让他们的儿女接受“比我们更好的教育”，朦朦胧胧地觉得：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好的教育将会很有价值。
这是一个经受了长期的严酷考验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