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结婚之前就认识，三里五村的乡亲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父母家庭条件差不多，同样的普通农民家庭，同样有着众多兄弟姐妹。就连父母原生村庄的条件都差不多，是我们乡相对富裕、人口多、规模大的两个村子，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两个村的区别在于妈妈的老家有一条河，村民依着这条河捕鱼、种植水稻，爸爸的村子有很大一片果园。妈妈原本以为这样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毫无障碍地融合，没有想到刚一进门就产生矛盾。矛盾点集中在洗衣服上。
妈妈洗衣服勤，漂洗次数多，她洗一次衣服至少需要两桶水。爸爸郁闷，奶奶生气。村里没有河，吃用的水都要到很远的井里打，爸爸挑一担水回来不够妈妈洗两件衣服。
爸爸清晰记得井下的阴湿和井水的寒凉。村中原有一口井，随着村子规模的扩大，为了解决村民吃水问题，村中陆续又挖了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井。挖井是辛苦活儿，由青壮劳力承担这一工作。井是陆续挖的，挖井的青年也在一代代接力。爸爸参与过一次挖井。小伙子们一锹一锹铲土，挖下十几米的大坑，在坑底铺上沙石，再将巨大的石块一圈一圈垒起来围成井壁。每年夏天，村里都要清理水井，以保证水质洁净，这一工作也由青壮劳力完成。男人们轮流接力用水桶把井水吊上来，倾倒进排水沟，井水见底后，爸爸灌下半杯白酒，穿着雨鞋下到残留着井水的井底，隔着橡胶鞋依然能够感到脚底的寒意。他快速又小心地清洗井壁，清理井底，将水底的淤泥和杂物装入水桶，让井上的人一桶桶吊出水井。水井清理干净后，往往要将井封上几天再使用。挖井和清理水井辛苦，生产队都是按最高分给干活的年轻人记工分。
爸爸理解不了妈妈对水的随意，为什么都漂洗出清水了，还要倒掉继续漂洗？正如妈妈理解不了奶奶对衣服的随意，洗衣服的水还混浊着，怎么就能把衣服拧干晾在杆上？大人可以将就，孩子的衣服尿布一定要洗干净，这是妈妈的下限，是奶奶的上限。日复一日的琐碎冲突，消磨着生活的热度。
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妈妈不习惯婆家的用水习惯，主要是因为妈妈娘家村子拥有一条河，洗菜、洗衣、洗澡敞开了用河水，在自家院子里挖下两三米就是一口出水的井，自家水井的水只用于食用。新中国成立后，家家户户陆续给家里的井装上压水井头，通过杠杆按压打水，便捷省力，男女老少都能操作；婆家吃用洗衣都要依靠人力从井口挑水回来，自然用水格外节省。人们对一眼井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一个村庄的地域文化。
半年后，这个不突出但刺咬人的矛盾突然就被解决了。
村里用集体经费建了水塔，在街上安了好几处自来水管，打开水龙头就能出水。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自来水龙头，男人们挑水近了。可离得再近，挑水的流程依旧，辛苦依旧，还是要把扁担扛在肩头，出门，排队，接水，担回来，倒入大水缸。妈妈就趁着大家午休，端着衣服到街口去，哗哗开着水龙头畅快地洗洗涮涮，仿佛又回到了娘家，和姐妹们叽叽喳喳在大河边洗衣洗菜。二叔的低声呼唤将她从遐想中叫了回来：“嫂子，您这么洗衣服是要被官儿骂的。”村里人习惯将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称为“官儿”。
“他凭啥骂我，当官的还管我洗衣服了？”
“您太费水了，全村没人敢不关水龙头洗衣服。”
当时自来水依靠电力将水泵上来，存在水塔里。一水塔水能够供全村一千多人用一天，管水塔的是村里的电工，每天定时拉闸泵水。水塔的水提前用完了，要找电工去操作泵水，再存上一水塔继续用。如果大家都像妈妈这样洗衣服，这一水塔水很快就会用完，赶上全村做饭的用水高峰突然停水，可就麻烦了。妈妈只能克制自己。
时光荏苒，两三年的时光飞逝而去，转瞬来到一九八四年，自来水管道铺进家家户户的院子。妈妈当天就逼着爸爸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砌了一个一米长半米宽的水泥池子。砌水泥池子的那天，妈妈心情特别好，既不嫌弃我在旁边玩闹捣乱，也不责备我弄脏衣服。中午她做好饭菜后，特意给爸爸端上酒和花生米。下午她端出一大盆衣服、被罩，哼着歌清洗，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终于可以像做姑娘时一样痛痛快快地洗衣服了。
我稚嫩的肩膀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担水，自来水就走进了家门，我和弟弟妹妹都不记得村里竟然有井。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与村里有河的舅舅家的儿女，以及千里之外其他省市的同学，有着相同的洗衣习惯：分类，扔进洗衣机，干自己的事，取出来晾上。
农村与城市一样，不再依靠水井生活，水井的实质作用消失，成为乡愁的记忆。变成记忆的还有泥泞的黄土地、脏污的露天厕所、出行基本靠走、沟通基本靠吼、接收外界信息只能依靠广播大喇叭的闭塞生活。老井、老路、老物件都被留在历史的展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