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五月，闺女兴冲冲地从延庆报社领回我们母女俩的稿费，她眉飞色舞地打电话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报喜。一百多元的稿费，孩子激动了很久。
现在的孩子生活在物质极富足的时代，从小就不缺钱花：压岁钱以自己的名字存进银行，衣服鞋子、学习用品、水果零食全部由家长备好，每月定量取得的零花钱变成一个数字上的概念。一百多元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数目。不过这笔钱对闺女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她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纸笔耕耘挣来的酬劳。在延庆区组织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中，我和闺女同时获奖，作品先后被《延庆报》选登，她的文章在我的文章之前刊登，这让她很是得意。
“妈妈，你的稿费给我留下吧？”“当然不行。”
“就二百多，你不留给我买件防晒衣？”
“零头都不给你，如果你把跟我聊的那篇构思变成文章，没准儿就是你的稿费比我的多。”
我哼着不成调的音节继续做饭，兴致勃勃的孩子须臾间郁郁寡欢，微信全额转账给我后，默默回到电脑前。
我知道我的稿费比她多，这让她很不舒服。和身边的人比较胜负得失，具有更强的挫败感。遥远的歌声缥缈而圆润，音乐课上的练唱才能听出不和谐的跑调与丢音。五音不全的那个同桌因为踏实训练而登上舞台，她却不得不坐在台下边鼓掌边懊恼自己的偷懒。
她飞快敲打键盘的模样，恍惚中变成了年轻时的自己。流转的年华飞快地倒回从前，我第一次拿到十元钱的稿费，也是来自《延庆报》，从此仿佛打开了新世界，我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迎接未来。二〇〇〇年，《延庆报》刚刚创刊，每周一发刊，每刊只有四个版面。那时候刚二十岁的我才离开象牙塔的校园，在工作岗位上感到陌生又新奇，仿佛初生的《延庆报》，满目都是蓬勃的生机和希望。我以为四年的财会专业教育，早已将我的大脑重组成算盘珠子的形状，从来没有觉得在键盘上敲打数字的双手还可以写稿子。我只是在工作之余，随手将生活中的感触记录下来，投稿给局办公室的团刊，文字潦草而青涩。办公室的小陈工作尽责为人热心，将我们这些青年报送的文章择优投稿给《延庆报》等各报刊副刊。负责副刊的编辑和我素不相识，却以电话线为讲台，指导我修改润色稿件。稚嫩的心情小记被印刷成铅字，激励着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懈地用文字记录生活。
一篇篇文字帮助我收集起走过的岁月，不让回忆随风消散。正是一次次偶然的机缘，促使我养成了写作的习惯，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帮助我在生命的菜园里开辟出一片播种花朵种子的沃土，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中添加了琴棋书画诗酒花。更没有想到的是，写作不仅让我找到了精神的乐土，更在工作中将我往更高的平台推送了一把。单位岗位竞争，平平无奇的我，因写作而加分。所有的汗水都会浇灌出花朵，只不过有的花朵绽放在自己都觉得惊奇的地点和时刻。
弹指韶华，十年浮云若梦。忘记自何日起，放下了属于自己的热爱，我把自己迷失在琐碎生活的迷宫里，以朝圣者般的虔诚，把自己铺成孩子成长的路基。仿佛身为母亲，唯有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兴趣，才能够把所有幸运的筹码转移到孩子的未来———也许这不过是以爱为名的借口。
见证着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却日渐惶恐。随着孩子步入高年级，忽然发现止步不前的自己，不再能够给予她必需的帮助，我逐渐跟不上孩子奔跑着向前的脚步。孩子眼界日益开阔，讨论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让我心生焦虑。孩子阅读量不够的劣势凸显，直接影响审题能力和作文成绩。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从小话痨的孩子，使用母语的能力会在长大后成为学习的短板。多方咨询老师朋友寻找解决的办法，大家的回答出奇地一致：让孩子多读文学经典，自己做孩子的榜样。蓦然发现我对自己的放弃，并没有变成她青春背囊里的给养，反而横成她脚下的障碍。我把自己放低到满足孩子物质需求的层面，却忽略了她更需要精神上的喂养。
阅读新订阅的《北京文学》，发现好朋友的名字赫然印在纸上，以另一种方式与老友重聚，如同突然点亮了一盏灯。我偷偷鼓励自己：“要尽快重新拿起笔来。”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建起诗意的世界，要从现实的土地出发。我重新拿出书报、拿起纸笔，陪孩子一起阅读、一起写作。在阅读中交流各自的见解，培养她思考的能力；在写作中进行精神的探索，锻炼她文字的运用。我们一起投稿，不被采用没有关系，我愿意陪着孩子一起失败，接受挫折教育；作品被刊登，就一起庆祝，在被肯定中养成乐观自信的品格。
也许最好的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牺牲，自己趴在窝里鞭策幼鸟飞翔，会把自己变成孩子肩头沉重的负担。最好的爱，是有勇气与她一起成长，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彼此，骄傲于自己也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更高的楼层推开窗，看见更缤纷的世界。
“妈妈，我刚刚向《初中生》投稿了，你这个月一篇还没写哦。”我的思绪被突然传来的清脆声音打断。
“月底之前我肯定完成一篇，放心吧，不比你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