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终于到了哈尔滨，我爹那年十二岁，我娘九岁，都没读过书，没来过城市，更没见过哈尔滨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国际名城。
哈尔滨已经开埠数十年，风华一时无两，番汉杂处，政要云集，留下了诸多万国建筑和无数绮丽故事，想想《夜幕下的哈尔滨》，看看今天的中央大街，那时号称东方小巴黎，是真的名不虚传。
建国后，东三省是共和国的长子，几位伟大领袖来视察过哈尔滨，这个江湖地位绝非浪得虚名，这是历史大潮在迅猛改道时新冲积而成的一片沃土。
我大爷比我爹大整整一轮，娶了同样来自山东的女子为妻，在太平区太平桥附近，圈了一片地，自己动手盖了个院子，盖了三间南北朝向的瓦房，亮亮堂堂，院子很宽敞，可以养猪。寡母幼弟，一家团聚。
山东人家，学风浓厚，但凡稍有条件就会去读书。我大爷可以勉力支撑生计，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和我奶送商定送我爹去上学。
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很大，下决心扫除文盲，哈尔滨本身基础条件也很好，因此小学很多，就近入学不是难事。但是，问题来了，拼音都不会的十二岁乡下孩子应该读几年级呢？
东北工业一直发展很好，到1945年时已经是亚洲第一，得益于此，教育水平也是全国领先的，年轻人普遍接受过新式教育，对建设新中国充满热情和信心。
1954年春季，我爹见到了第一位老师。老师是一个年轻姑娘，也就二十岁上下。
老师上下打量着我爹，他十二三岁的年纪，由于营养不良，身量还很瘦小，和城市人家十岁上下的孩子看起来差不多，只是眼睛闪亮，表情坚毅甚至有些执拗，肤色黝黑，小手已经布满茧子，不用说也知道生活的艰辛。
老师揣摩着，从年纪看，从一年级念起实在说不过去，从知识水平看，全无教育基础，十足的文盲，直接读五年级也绝无可能。
“好孩子，告诉老师，想读书吗？”老师试探着问询孩子的想法，有些孩子是不情愿地参与义务教育，而有些孩子天生就是读书种子。
“想！只要能读书，我不怕苦，我什么都能做”。我爹坚定又自信地回答道，他不知道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是义务教育，还以为和关里家读私塾一样，有钱要给钱，没钱要帮做活。
“那不用。”老师鼻子一酸，几乎落泪，“读书是你的权利！你就好好读书吧，老师会帮你。”
最后决定让我爹插班到二年级，我爹因此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同学。
同班同学普遍六七岁，城里孩子为主，我爹年长，学习勤奋，又懂事，帮老师擦黑板、拿作业、打扫卫生，很快就建立威信，也有了自己第一个江湖称呼“王大哥”，这些小学同学后来都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我爹错过了一年级，始终没有掌握拼音，但是靠着刻苦，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下死功夫，很快就赶上了平均水平，一年后，居然当上了学习代表。
不久，他又当上了班长，获得了学校“三好学生”的荣誉，成为了学校“小五年计划”的积极分子，以第一名成绩小学毕业。
老师对此引以为傲，经常鼓励我爹，给我爹描绘了未来的大学之路，我爹也以为终于得到了命运的垂青，一条金光大路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
然而，很不幸的是，每当命运打开一扇窗，总会关闭一道门，我爹的命运始终起起伏伏，波澜壮阔。
带着老师的殷切期望，我爹初中进入了重点中学。不到半年，这书就读不下去了。尽管义务教育，但是生活还是需要成本的。这年，我大爷和大娘生育了第三个孩子，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指桑骂槐的话也就多了。
我大爷虽然重厚少文，很少说什么，但是我大娘就不客气了。
“还真靠上他哥了，自己老大不小的，也不知道挣钱。”
“读那些书有什么用，不当吃不当穿的。”
“咱这家里是多个爹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你也配！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冷嘲热讽之余，也在饭食上做文章，早上晚开饭，等我爹上学走了才开饭，晚上早开饭，等我爹放学回来就吃完了。
我奶心里难过，但是性格柔弱，不敢说什么，偷偷藏个馍馍留给我爹。被我大娘发现后，还是一阵发作，“还知道偷了啊，真行啊！上学就学这个XX玩意啊。”她大呼小叫，不留情面。
1958年，初中上了半年，我爹决定辍学。我奶哭了，说对不起我爹，也对不起我爷，没能把我爹供出来。小学老师知道后，赶来劝告，讲了一番知识决定命运的大道理，被我大娘骂回去。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大姑娘家跑别人家瞎XX扯，净扯这些没用的。我家老三的奶粉钱你给啊？”
老师临走拉着我爹的手说，一定要把书读下去，洒泪而别。我爹和老师表态，请老师放心，我会把书读下去，而且也会让我的子女都把书读好。
那时，他就决心自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当一个好爹。“我不能让我孩子没爹”，这话后来也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辍学在家打了一阵子杂工，割猪草、运建材、帮人搬家，都是体力活，啥活都干。
我爹印象最深的是“拉小套”，哈尔滨郊区多坡路，人力车或马车上坡时，往往上不去，小伙子带着绳套跑过去，车老板只要一点头，把绳套往车把上一套，用力帮忙拉上坡，和纤夫的情形很像，一趟有五分钱，可以买个大白面馒头。
我爹毕竟读了几年书，打着零工，心里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需要找一份正式工作。很快，命运又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