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辆车，以前我们都管它叫铁皮罐子。我的车是一辆1967年产的雪佛兰，现在一直停在车库里吃灰——就在那排挂着的扳手和撬棍旁边——自从有人在第十八街和大学街的拐角处放了一个禁止通行的牌子后，我就再没开过它。他们可以拿走我的驾照，但不能强迫我卖掉自己的东西。我之前和钱斯解释说，没卖掉它是因为根本卖不到什么好价钱。实际上我是未雨绸缪，就怕某天突然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种情况，但世事难料嘛。
我把车钥匙插到点火开关里，这是我很怀念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做了。我把钥匙往前转了一下，期待着引擎的轰鸣声。但它像个老人一样呜呜地喘息，这个原因我略知一二。终于，第四次尝试的时候，它终于起死回生了——毕竟它是辆雪佛兰呢。
我挂了倒车挡，试着像以前一样转身看看后面的情况。过去几十年里，我脖子肯定一直很僵，以至于现在几乎看不到副驾驶一侧的车窗。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发明后视镜的原因吧。所以我看了一眼后视镜，这可比转身轻松多了。我松开刹车，平稳地开出车库，到了车道上。突然听到“嘎吱”一声，车子颠了一下。
不过我也没有太紧张——撞到小孩和小狗都不会是这种声音，可能就是一个纸箱子，或者是个垃圾桶。我又把车停了回去，从车上慢吞吞地出来。
结果是个邮箱。我想不明白，我的邮箱为什么会在车道上，可能我得开到草坪上一点点。我得确保杰森坐我车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需要倒回去的情况。
前前后后挪了几次，我终于直直地、平稳地把车开到了大马路上。开着开着，原来的感觉就回来了，重点是要慢点开。现在这些年轻人都不懂什么叫“限速”。如果限速是每小时三十迈，那在我愿意的情况下，我完全有权以每小时十五迈的速度驾驶雪佛兰。但是现在的人都太急躁了。所有东西都是现成的，人类都要退化成一群没脑子的老鼠了。开了还不到一英里，就有三个人朝我竖中指。我那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拿出女管床医生在电话里和我说的地址，十分钟后，我看到了她说的房子。油门有点松了，所以我只能以每小时二十迈的速度冲过去。刹车肯定也松了，刚才我踩下去的时候，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了很刺耳的声音，我的头差点儿撞到挡风玻璃上。我头一次这么感谢安全带的存在。我试着把车停在大门旁边，但前面两个轮子不知怎的就开到了一栋单人小楼旁边的人行道上，但这也没什么影响。
感觉我好像把车停进了城堡里，铁门和外面的路围成了一个圆，然后又绕了回来。中间的喷泉大得可以让半个棒球队在里面游泳。门口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怒气冲冲地看着我，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我哪知道他的脚为什么会离我的前轮这么近。他示意我把车窗摇下来。旋钮生锈了，转着有点费劲，但没关系，我还是成功地把它摇下来了。
“先生，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保安问道。
“我来看杰森，”我说，“实际上是来接他，给他个惊喜。”
穿着制服的小伙子斜着眼看着我：“卡什曼先生知道你来吗？”
我说杰森知道，但他还是朝对讲机说了些什么，好像不太相信我说的话。等听到对讲机里的回答之后，他才挥挥手放行。进来以后，我开得更慢了，好一会儿才开到门口。在门前停好车之后，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慢吞吞地从车上下来，走到门前也花了一点时间。可能这就是我敲门没人应的原因吧——卡什曼先生觉得我应该早就到了。我按了门铃，还是没反应。我的膝盖可没法支撑我一直站在这儿等，所以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按门铃，最后终于有人来了。
一个穿着考究的男人用手指着我，好像在告诫一个三岁的小孩要耐心点。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对着鞋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把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耳朵边，看着很像电话，但是又没有电话线。可能是什么玩具电话吧，我不太懂成年人为什么会要这玩意儿。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认出他就是那个把杰森从医院带走的人，也就是杰森的爸爸。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他说。
我想回答来着，但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好意思，”我说，“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我的天啊，你觉得我有时间管这些吗？我开的是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
男人摇了摇头，然后我突然觉得有点奇怪，他根本就没在看我，至少没有看着我的眼睛，他在环顾四周。我不知道他精神还正不正常，又或者他就是像孩子似的随便玩玩，假装在打电话。但我就站在他面前，他难道看不见我吗？“就这么干吧，”他说道，“然后回来找我。”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怪的对话。我想弄清楚他在说什么，但可能我脑子太慢了。“现在听我说，”我说道，“我不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但我希望你能换个语气和我说话。”
“一会儿给你打过去。”他说道，然后合上了他的玩具电话，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他的手放在大腿上，直直地看着我：“你想干什么？”
我膝盖疼得要命，我把重心换到另一边，继续坚持着：“你不能这样和我说话。有人来拜访你，你却一遍又一遍地斥责他，这太不礼貌了，而且很莫名其妙。这不是绅士该做的事。”
“一遍又一遍地斥责？”男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我到现在只和你说了五个字。我还没问你到底是谁，来我家干什么？”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过去的五分钟里，他一直非常粗鲁地和我说一些令人费解的话。五个字？这人神经错乱了吧。但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都过去了，就这样吧。
“我是默里·麦克布莱德，我来找杰森。”
男人困惑了一阵子，然后说：“哦，好。那个小家伙是吧，他在屋里。”
他转身背对着我，大步流星地穿过门廊，进了一个房间。他把门一关，又开始在屋里自言自语。大门还开着，我抬起我的腿——好吧，越来越不灵便的腿——迈上台阶，发现自己正站在我大半辈子以来见过的最奢华的房间。
一盏巨大的吊灯挂在我头顶，看起来像是水晶做的，掉下来直接能把我砸死。我赶紧拖着我的腿从它下面躲开，但被铺满鹅卵石的地板绊了一下。我摇摇晃晃地努力站稳，突然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做的喷泉。水从一个藏在裸体石头女人胳膊下的桶里冒出来。我刚意识到我的手都湿了，而且还在托着她的胸。但谢天谢地，没有被人看到。我把手拿开，站得笔直，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雕像。不知道我是否需要向詹姆斯牧师忏悔这段小插曲。
我有点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是就靠我自己在这么大的房子里找杰森，我得找上一个星期。幸运的是，我听到了一阵欢呼声。我循着声音来到了一个客厅，足足有半个马球场那么大。在皮沙发的层层褶皱里，我看到了那个几乎隐身了的男孩杰森，他在玩电脑游戏。
氧气罐就在他旁边，但是氧气面罩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从他衬衫底下穿进去的塑料管，一直插到鼻子里。他做了鼻腔插管——反正医生是这么叫珍妮当时戴的那个设备的——他需要氧气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从鼻子这里吸氧。
“你好呀，”我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男孩和他爸爸一样，对我不理不睬的，就差用手指着我命令我等一下了。“听着，”我提高了音量，“我说，估计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蹭着地走过去，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我手都疼了，才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沙发上蹦了起来，而我刚才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到。这些机器真是烦人。
他一开始很吃惊，瞪大眼睛盯着我，后来笑了起来：“嗨，这不是我的新哥们儿吗？”
他眯着眼睛，好像在研究我。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肯定是皱眉头了。“还记得我和你说的吗？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叫我‘先生’或者‘阁下’，电脑邮件里也要这么写。”
他耸了耸肩，好像不关他的事似的。他看着健康些了，但还是需要戴着这个长长的鼻腔插管。“好吧，”他说，“嗨，这不是我的新哥们儿先生吗？”
我沉了一下嗓子，还是随他去吧，他还是个孩子。“我们不是真的兄弟，这是个项目，明白吗？詹姆斯牧师发现你在这个活动的名单上，所以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医院的人告诉他……”
孩子一脸懵懂地看着我。我摇了摇头，决定直奔主题：“想去棒球场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