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英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走上国际战场。”这是《中国远征军战歌》，我到现在还会唱。
我出生在长沙郊区，因为家庭贫苦，被送到长沙市区一个姓刘的人家。后来养父养母相继去世，我就被送到了贫女院学习护理。抗战爆发那一年，我17岁，我报名应征，被编在第5军新22师，成了一名护士兵。
后来，我们来到缅甸作战。因为作战失利，不得不走入野人山。
野人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就像大海一样，树林密密层层，连一缕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到了夜晚，我们十个护士兵住在一个帐篷里，狼虫虎豹就在不远处咆哮。
雨季来临后，道路更难走了，山洪暴发，森林变成了水乡泽国，我亲眼看到一个班的战士被山洪冲走了。
在野人山行走了一个月，部队断粮，只好把几百匹战马杀死。战马被吃光后，还是没有走出去。没有吃的，战士们就吃草皮、树根，吃煮熟的皮鞋。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吃了毒蘑菇，送了性命。
困难除了这些外，还有妈蟥。野人山中的蚂蟥特别大，听说一只蚂横吸饱血后，体重会增加一斤。蚂蟥从衣服的缝隙中钻进身体，我们不得不边走边抓身上的蚂蟥。除了蚂蟥外，还有蚊子，野人山的蚊子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蚊子要大得多，密密麻麻，像云朵一样盘旋在人们的头顶上空。
我们女护士兵中，第一个离开的是笑春。她先是被毒蛇咬伤，几天后，她在队伍旁边解手，被野狼叼走了。大家齐声叫喊，营长拔枪打中了野狼的腿，野狼放下笑春后逃走了，但是笑春脖子的动脉血管已经被咬穿，几分钟后就离开了。
同伴中有一个人叫孙月霞，她患上了疟疾，害怕传染给我们，强行要离开我们。我们不愿意，带着她一起走。有一天，她趁大家不注意，跳下了悬崖。
看着女同伴一个一个离去，我心疼到了极点。后来，女护士兵只剩下了我一个，我和男朋友互相搀扶着向前走。迷路了，一路上的白骨就是路标。夜晚，我们住在路边的棚子里，这是前面走过的战士搭建的。棚子里全是死尸，我们走不进去，就把死尸向旁边挪一挪，腾出一小块地方来住。
这一年9月的一天，我们走上了一座山头，看到山下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帐篷，那是战友们用飞机投下的降落伞搭建的。
我们终于走出了野人山。不久，就去了印度。
后来才得知，我是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李文才
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很多危险。
来到缅甸后，因为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我们失败了，尽管我所在的新38师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是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
大部分远征军赶往野人山，我们新38师则向西撤退，要去印度。当时，西面是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点。
当时，新38师的主力前行，我们113团在后，因为113团担任掩护兄弟部队的任务。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枪渡清德温江的情形。当时，清德温江的对面有一支日军，他们知道我们要渡江，就在江对面拦截，构筑工事。我们沿着江面向北疾走，故意让日军发现。对面的日军果然也沿着江面向北走，想要再次拦击。走到了一片树林中后，我们派出小分队继续北上，大部队突然回身到渡口，趁机渡过了清德温江。
几天后，我们又要渡过一条河，那是清德温江的支流，那里有个渡口叫南先庆。我们趁着夜色在这里渡河，我和营长坐着第一支木筏，用手划着水，渡过了河。到了后半夜，全团人全部过了河，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营长赵玉戡和30多个人，还有几挺轻重机枪。在渡河的时候，他们被急流冲走了。
当时，日军派飞机在空中侦察，地上还有便衣在跟踪，为了能够摆脱日军，我们常常把部队分成几队，大部队藏在树林中，小分队故意暴露在日军的视线里，将日军引到远处，以便大部队能够顺利行进。就这样，我们才追上了新38师的主力部队，辗转来到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