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阿切尔走下福尔里弗号火车，出现在波士顿炎炎的夏日中。车站附近的街道弥漫着啤酒、咖啡和腐烂水果的味道，穿着衬衣的行人在这些气味中穿行，熟络而放纵，就像乘客从过道中走向洗手间一样。
阿切尔找到一辆出租马车，驶到萨默赛特俱乐部吃早餐。这里连时髦的街区也有一种凌乱不堪的感觉，欧洲的城市就算再炎热也不会沦落至此。穿着印花棉布衫的看门人懒洋洋地坐在富人家的台阶上，波士顿公园看起来就像共济会举行野餐之后的游乐场。如果阿切尔要想象埃伦·奥兰斯卡不大可能出现的场景，那他想不出一个比炎热荒芜的波士顿更不适合她的地方了。
他胃口很好，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餐，先吃了一片蜜瓜，然后一边读晨报一边等他的烤面包和炒蛋。他前一天晚上告诉梅要去波士顿办事，必须坐当晚到福尔里弗的船，第二晚再回纽约，自那时起他便重新感到精神百倍。大家知道他会在周初回城，当他从朴茨茅斯远行回来时，一封事务所来的信鬼使神差地放在门厅桌子的一角，十分显眼，足以解释他为何忽然改变计划。他甚至对整件事情办得轻而易举而感到羞愧：这让他想起了劳伦斯·莱弗茨脱身时的老谋深算，一时感到很不自在。但这并没有困扰他很久，因为他无心细想。
用过早餐后，他抽着烟浏览《商业广告》。他看报的时候，两三个熟人走进门，他们如常问候了几句。虽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穿过时空交织的网一样，但上流社会终究还是同一个世界。
他看看手表，发现已是九点半，于是起身走到书房。他在那里写了几行字，吩咐信差坐出租马车到帕克酒店等候回复。然后他坐下来，继续看另一份报纸，同时计算马车到酒店需要多长时间。
“女士出去了，先生。”他忽然听见侍应生在身边说道。他结巴地说：“出去了？——”仿佛那是一门陌生的外语。
他站起来，走到大厅。肯定是弄错了——她不可能在这个钟点出门。他为自己的愚蠢而恼怒——他为什么不一到达就送信呢？
他找到自己的帽子和拐杖，走到街上。这座城市忽然变得陌生、巨大、空旷起来，而他就像一位异邦来的游客。他站在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走到帕克酒店。万一信差得到的消息不对，其实她还在那里呢？
他开始穿过波士顿公园。在树下的第一张长椅上，他看见她坐在那里，头上撑着一把灰色的丝绸阳伞——他怎么会觉得她会撑粉色的伞呢？他走上前，被她倦怠的姿态打动了——她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似的。他看着她微微颔首的侧脸，深色帽子下的发髻低低地系在颈背，握着阳伞的手上戴着褶皱的长手套。他又往前走了两步，她转过来看着他。
“噢——”她说，他第一次从她脸上看到了吃惊的表情，但下一刻又慢慢变成了惊喜而满足的微笑。
“噢——”她又呢喃着，声调变了。他站着低头看她，她没有起身，在长椅上给他让出一个位置。
“我是来办事的——刚到。”阿切尔解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忽然开始佯装惊讶地看见她。“你到底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好像隔着遥远的距离向她呼喊，在他追上她之前她可能再次消失。
“我？噢，我也是来办事的。”她回答，扭头向着他，两个人面对面。他几乎没有听见这句话，他只听到她的声音，并诧异地发现她的话在他脑海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甚至记不起她声音低沉，发出辅音时略带沙哑。
“你的发型变了。”他说，心跳快得好像说了一句不可挽回的话似的。
“变了？没有——纳斯塔西亚不在身边，我只能做成这样了。”
“纳斯塔西亚，她没有和你一起？”
“没有，我自己来的。只有两天时间犯不着把她带上。”
“你自己——住在帕克酒店？”
她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她惯有的狡猾：“你觉得那里看起来很危险吗？”
“不，不危险——”
“但不合传统？我明白了，大概是吧，”她想了想，“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做了一件更不合传统的事。”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丝讥讽：“我刚刚拒绝要回一笔钱——一笔属于我的钱。”
阿切尔猛地站起来后退一两步。她早已收起伞，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在沙砾上画着图案。他马上又回来站在她面前。
“有人——来这里见你了？”
“是的。”
“给你这个提议？”
她点头。
“而你拒绝了——是因为它的条件？”
“我拒绝了。”她过了一会儿才说。
他重新坐在她身边：“条件是什么？”
“噢，它们并不苛刻，只是时不时和他一起吃饭罢了。”
又是一阵沉默。阿切尔像以前那样猛地一下关上了心门，他坐在那里搜肠刮肚，却无话可说。
“他想让你回去——不惜一切代价？”
“唔——一个很大的代价。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数目。”
他又顿了顿，闪烁其词地说出他感到必须问的问题。
“你来这里是为了要见他吗？”
她定睛看着他，忽而大笑起来。“见他——我丈夫？在这里？这个季节他不是在考兹就是在巴登。”
“他是派人来的？”
“是的。”
“带着信？”
她摇摇头：“没有，只是一个口信。他从不写信。我好像只收到过他一封信。”说到这个，她脸上恢复了气色，阿切尔也跟着脸红起来。
“他为什么从不写信？”
“他为什么要写信？不然他请秘书来做什么？”
年轻人的脸更红了。她说出这个词，就好像它不比她的其他词汇更有意义。他有一刻几乎要问：“那他派了他的秘书吗？”但他依然记得奥兰斯基伯爵给妻子寄的唯一一封信。他又停了一下，再次冒险一试。
“那个人是？——”
“那个信使？那个信使，”奥兰斯卡夫人依然笑着回答，“可能早就走了吧，我也不在乎。但他坚持要等到今晚……以防……可能……”
“所以你来这里考虑那个可能？”
“我来这里透透气，酒店太闷热了。我坐下午的火车回朴茨茅斯。”
他们无言对坐，没有看对方，而是正视前方路上来往的行人。终于，她重新看着他说：“你没有变。”
他很想回答：“我变了，直到我重新见到你。”但相反，他忽然站起来，四下打量这个杂乱而酷热的公园。
“这里太糟糕了。我们何不到海边走走？那里有微风，会凉快一些。我们可以坐轮船到阿利岬。”她抬头看他，有点踌躇，他继续说：“周一早上船上没什么人。我的火车晚上才开，我要回纽约去。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他低头看着她，十分坚持，脱口而出：“我们不是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了吗？”
“噢——”她再次嗫嚅。她站起来，重新撑开伞，四下环顾，似乎在考虑这个环境，然后决定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之后，她的目光重新回到他脸上。“你不能对我说那样的话。”她说。
“我可以说任何你爱听的话，或者什么都不说。我不会开口，除非你让我说话。这样会伤害到谁呢？我只是想听你说话而已。”他磕磕巴巴地说。
她拿出一只金色表盘的搪瓷链小表。“噢，别算时间了，”他冲口而出，“陪我一天吧！我想让你离开那个男人。他什么时候来？”
她的脸又红了：“十一点。”
“那你必须马上跟我来。”
“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没有去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要来的话。我发誓我只想听你说说近况，知道你都在做些什么。我们已经一个世纪没有见面了——下次见面可能又要等上一个世纪。”
她依然犹疑不决，焦虑地看着他。“我在奶奶家那天，你为什么不下来海边叫我？”她问。
“因为你没有回头看——因为你不知道我在那里。我发誓除非你扭过头来，否则我不会叫你。”他被自己孩子气的坦白逗笑了。
“但我是故意没有回头看的。”
“故意的？”
“我知道你在那里，当你驾车进门时我认出了你的马，于是我走到海边去。”
“好离我越远越好？”
她低声地重复：“好离你越远越好。”
他又爽朗地笑了，这次充满了男孩子的满足。“你看，这是没用的。我索性告诉你吧，”他说，“我来这里办的事就是找到你。听着，我们要出发了，不然会错过我们的船期。”
“我们的船期？”她不解地皱眉，然后露出笑颜，“噢，但我必须先回酒店，我要留一张字条——”
“你留多少字条都可以。你可以在这里写，”他拿出公文包和一支新式钢笔，“我还有一个信封——你瞧，一切都是注定的！拿着——在膝盖上放稳了，我马上就准备好钢笔。它们有点小脾气，等等——”他拿着钢笔的手在长椅背上拍打。“这就像甩温度计里的水银一样，需要技巧。现在试试看——”
她笑了，低头往他在公文包上摊开的纸上书写。阿切尔走开几步，目光炯炯地凝视行人，却又什么都看不见，过路的人也停下脚步，看着这个不寻常的景象：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士坐在波士顿公园的长椅上，在膝盖上写字条。
奥兰斯卡夫人将信纸塞进信封，写上名字，放进口袋后也站了起来。
他们朝灯塔街的方向往回走，快到俱乐部时阿切尔瞥见那辆替他送信到帕克酒店的豪华赫狄克式马车，办完事的车夫正在街角的消防栓旁洗脸。
“我就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你看，来了一辆出租马车！”他们笑了，惊叹居然在这个时段奇迹般地搭上了公共交通工具，而且还是在这个地方，在一个马车站仍然是“外国”新鲜事物的城市里。
阿切尔看着表，发现去轮船码头前还有时间驶到帕克酒店。他们的马车嗒嗒响地走过炎热的街道，停在酒店门前。
阿切尔伸手要拿信。“我来送进去？”他问。但奥兰斯卡夫人摇摇头，跳下车，消失在玻璃门后。虽然时间刚过十点半，但万一等她回复的信使很不耐烦，又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于是坐在阿切尔刚刚瞅见的正在喝冷饮的旅客中间，那该怎么办呢？
他等待着，在那辆赫狄克式马车前来回踱步。一个眉眼很像纳斯塔西亚的西西里年轻人提出替他擦靴子，一位爱尔兰妇女向他兜售桃子。酒店的门不时打开，热不可耐的男人们走出来，头上的稻草帽使劲往脑后推，他们经过阿切尔时都看着他。他惊讶于门如此频繁地开合，走出来的人又是如此的相似，就像这个地方所有炎热的男人一样，此刻正不停地进出各个酒店的旋转门。
此时，忽然出现了一张他无法辨认的脸。这张脸一闪而过，因为阿切尔正走到散步轨迹最远的位置，而就在他转身走向酒店的当口，他在一堆典型的面孔中——疲倦的瘦长脸，惊讶的圆脸，温和的尖下巴脸——看见了这张同时有许多不同特征的脸。这是一张年轻人的脸，很苍白，几乎被热浪、担忧，或两者一起折腾得黯然失神，却又不知为何因此更机敏、活跃、清醒了。或许他只是因为与众不同才会看起来这样。阿切尔依靠微弱的记忆苦苦地思索了一会儿，但随着那张脸消失，他的思路也一下子断掉飘走了——那明显是一张外国生意人的面孔，在这种环境中越发显得有异国情调。他消失在人流中，阿切尔便继续散步。
他并不希望被人看见手拿怀表站在酒店的视野范围内，他没有看表，只靠估算得出结论：奥兰斯卡夫人迟迟不出现，一定是因为她遇见了信使，被他半路拦住了。想到这里，阿切尔从惶恐变成了痛苦。
“如果她再不来我就进去找她。”他说。
门再次打开了，她来到他身边。他们坐进赫狄克式马车，车开以后他拿出怀表，发现她只离开了三分钟而已。去往码头的路上卵石凌乱，他们一路颠簸，松动的窗户咔嗒咔嗒让他们无法交谈。
船上座位没有坐满，他们相傍坐在长椅上，发现彼此间几乎无话可说；或者说，他们因自由和与世隔绝而有幸得以沉默，这种沉默最能表达他们要说的话。
桨轮开始转动了，码头和船只在热浪中逐渐远去，阿切尔觉得他已经习惯的那个熟悉的旧世界也一并远去了。他想问奥兰斯卡夫人是否有同样的感受——一种他们启程远航，可能永无归程的感受。但他不敢问，也害怕说任何话来打破她信任他的这个微妙的平衡。事实上，他并不希望背弃这种信任。他们亲吻的记忆曾日日夜夜烧灼他的嘴唇。甚至前一天驾车到朴茨茅斯的路上，他对她的想念还像火焰般穿透他的身躯。但现在她就在他身边，他们正漂流到未知的世界中，两人似乎形成了一种更深厚的亲密关系，轻轻一碰便可能毁于一旦。
船只离开海港向大海驶去，微风吹拂着他们，海湾里泛着油光的波浪缓缓起伏，然后碎作涟漪，泛起了水沫。城市上空依然笼罩着闷热的雾气，但前方是一个波涛翻滚的新世界，远处海岬上的灯塔沐浴在阳光之中。奥兰斯卡夫人背靠着船的围栏，嘴唇微张，啜饮这清冷的空气。她在帽子上缠了一圈长长的面纱，但没有把脸挡住，阿切尔被她沉静而喜悦的表情打动了。她似乎将他们的冒险看作自然不过的事情，既不害怕意外遇见熟人，也不为他们的可能性感到无端兴奋（这更糟糕）。
他们本希望在旅馆简陋的餐厅里单独相处，却发现一群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在尖声狂欢——旅馆主人告诉他们那是一群来度假的学校教师——想到要在这群人的吵闹声中交谈，阿切尔心里一沉。
“这根本不行——我去要一个私密的房间。”他说，奥兰斯卡夫人没有提出任何反对，在他去找房间时安心等待。他们的房间开门便是一个木质长露台，透过窗户能看见大海。房间简朴、清凉，桌子上铺着一张粗糙的格子布，以一瓶酸黄瓜和一份罩起来的蓝莓派装饰。再没有比这间为情人之间幽会遮风挡雨的小房间更朴实无华的地方了，坐在对面的奥兰斯卡夫人被逗乐了，从她的微笑中，阿切尔仿佛看见她放下心来。一个从丈夫身边逃跑的女人——据说还跟别人私奔了——很可能已经深谙处变不惊之道，但她的沉静中有某种东西让他卸下了嘲讽。她安静自然，波澜不惊，得以撇开传统不顾，让他感觉对希望互叙衷肠的老朋友来说，希望独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