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容的计划
任何命运，不管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
原来我是个蠢货。
那个雨夜，在听到小草莓说那声“爸爸”之后，我立刻逃回家，一进卧室，就锁上门，扣紧所有的窗户，我抖开被子，为自己挖好墓坑，像裹尸一样换上睡衣，钻进去，恨不得从此长眠不醒。
我发了高烧，梦里，小草莓一直对着我唱歌，歌声像一条丝袜，若有若无，又天罗地网，它蒙在我的脸上，让我五官错位、无法呼吸。
我连外卖都不敢叫，门铃声会吓得我浑身战栗。我每天躲在窗帘后吃泡面，茫然地对着电视新闻。蓝光不断闪烁，播音员的声音僵硬而刻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想到童年的一些事。
小学的时候，总有农村妇女挑着竹筐到学校门口卖小鸭崽，它们黄澄澄、毛茸茸地挤在筐里，小脑袋转来转去，像一群明媚的小太阳，一块钱一只。我很喜欢，每天放学去看，省下一星期的早饭钱，终于买了四只。我装进书包带回家，藏在床底的纸盒子里，喂米饭和清水，写作业的时候就让它们在桌上散步，看小鸭子踩着橘色的脚蹼，屁股一扭一扭，在课本上穿梭不停。三天后，老师拖堂，放学晚了，我还没上楼，就看到垃圾桶旁堆着家里的沙发，我猛地想起今天换家具，我抬起头，我爸站在窗口，正举着那个纸盒，他皱着眉，轻易地把纸盒翻倒过来，四只小鸭子争先恐后地掉出来，像四颗橙子，笔直地摔死在我面前。
有一只还没断气，身子全烂了，鸭毛上糊得都是血，拼命挺着脖子，眼睛在眨。我蹲在它身边，举起石头，猛的一下，把它砸死了。
我站起身，回头一看，一个同班男孩正站在我背后，目瞪口呆地盯着血泊里的死鸭子，他忽然大叫着：“单容杀死鸭子！单容杀死鸭子！”跑走了。第二天，全校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杀人魔，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在本子里，此后，我每天写日记，一直到大二的暑假。
整整两周，我没出门，手机里几十条消息，大多是同事发来的，我请了病假，一概不回。一天下午，忽然有人敲门，我吓了一跳，像一只被揪住后颈脖的猫，定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过了几分钟，敲门声停了，还没等我缓口气，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单容，开门，我知道你在家。”
“谁？”我战战兢兢地问。
“陈启河。”门外的声音说，“你的心理咨询师。”
我思考了整整几分钟，才想起这个人，没好气道：“你怎么来了？”
“你一直没来上班，也不回我消息，”他在门外说，“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可以帮你。”
“用不着！”我对他吼，“快走，不然我打电话报警了！”
门外安静了几分钟，我以为他已经走了，正想去看猫眼，他却又开口了：“是这样的，我们诊所对每个医生有考核，你是我的咨询对象之一，如果在我负责期间，你出现抑郁、躁郁或其他心理疾病，会影响我的业绩。你们部门有一个叫赵小多的同事，她说你在请病假前因为一张照片辱骂她，怀疑你精神状态不佳，所以我才过来。”
赵小多，又是这个婊子，哪儿都有她。
“谢谢你，”我口齿生硬，“我现在没换衣服，不方便见，下次再说。”
门口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陈启河说：“我留了一张名片在门口，上面是我的私人电话。你放心，我是专业心理咨询师，有职业道德，不会把你的情况透露给任何人。无论咨询有没有用，把话说出来，总比自己苦想要好。”
半晌，我谨慎地开门，走廊上空空荡荡。
他的名片非常干净，素白的磨砂纸面，一排褐色的正楷小字：心理咨询师陈启河，下面是电话号码。名片上有股檀香味，闻起来像夏日暴雨后的森林，让人安心。
我把名片捏在手里，想扔又有点儿舍不得，想不到第一个来关心我的竟然是这个倒霉蛋。
第二天，我尝试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我建议我们见个面。”陈启河没问发生了什么，不急不忙地说，“我们之前的聊天不太愉快，面对面有助于我们消除误会、建立信任。”
我拒绝去心理诊所，于是约在星巴克——见面前我十分忐忑，甚至开始拉肚子，我恐惧心理咨询，或许是恐惧直面自己的内心。我迟到了十分钟，走进去的时候，都不用问，我第一眼就判断出了他，他的模样跟我想象得一模一样：穿一件四平八稳的衬衫，脸形端正，下颌骨明显，戴一块机械表，正经得有些迂腐。我走到他面前，他也看见了我，神色有点儿吃惊。
“单小姐？”
“怎么了？”
“你不难看啊。”他几乎脱口而出，愣了几秒，补充道：“抱歉，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听你说自己丑，但你一点儿也不丑啊，真的，从男性的眼光来看。”
我猜这大概是心理咨询师的话术，让我放下戒备，但还是笑了，说：“你跟我想象中长得一样。”
“哦？”他微笑道，“原来你想象过我的样子。看来我们今天的聊天会很愉快。”
我意外地发现他笑起来有点儿帅，声音也比电话里更有磁性。
“如你所愿，”我坐在他对面，隐瞒掉一些细节，把事情说了个大概，“我被沈遥骗了，那个畜生，他早就结婚了，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这不是你的错，”陈启河喝了一口咖啡，说，“正常人很难想到这一层。什么人才敢把女儿带到同事面前装神弄鬼？单容，你才是受害者。”
我的眼眶有点儿湿润了。
“小草莓喊他爸爸的时候，我的世界几乎崩塌了。”我说，“都是假的，每一句都是谎言。还有什么是真？”
“我是真实的，”他温润地看着我，眼里的光芒像一颗琥珀色的话梅糖，“每个人都会上当，这没什么可耻的。”
我虚情假意地哭了一会儿，也许是真的伤心，也许是博得同情，我自己都难以分辨，我习惯以示弱对抗世界，把那些像蝎子一样的毒针妥帖藏好，藏进文胸的胸垫里，藏进烧掉的日记里，藏进发黑的骨头和血液里，从不示人。
“我耽误你时间了。”
“没关系，我把私人电话告诉你就是希望你来占用我时间的。”他做了一个摊开手的动作，说，“沟通才能敞开心扉。”
有句话悬在嘴边，几乎冲口而出，我强忍住，低头喝了一口抹茶拿铁。
“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会帮你走出来的。”他补充道。
我摇头。“不，我要嫁给沈遥。”
陈启河错愕道：“哪怕这样？”
“因为这样，我更要嫁他。帮我吧，拔掉沈遥的刺，让他变成听话的小猫咪，把他的世界变成一座孤岛，只剩下我和他。”我一鼓作气地讲下去，“我知道我内心扭曲，沈遥也是。与其让他祸害更多的人，不如把他给我，只要我们结婚，一切都结束了。”
陈启河的脸上变幻过一万种色彩，像飞机穿梭过云层。
“好。如果这就是你的心愿。”他最后说。
我重新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陈启河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第二天应该如何做。
“拉拢同事。”他说，“沈遥之所以隐婚，是害怕事情在职场上曝光，前途受影响。你要掐住他的命脉，就得借助同事的力量，让他在职场上无路可走，不得不正视你。”
“同事那么多，我怎么去一一拉拢？”
“你知道陪审团制度吗？”陈启河在电话里说，“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只需要争取那些左右大众观点的关键人物即可。这是群体心理学。同事里总有一个影响力大的人，聚餐由她定餐厅，集体活动由她出方案，点菜的时候菜单总在她手上。”
“赵小多。”我想了想。
“取得她的信任。”
“怎么做？”
“取悦。”陈启河说，“一旦她被你巧妙地取悦了，她就会处于一个即将被说服的时刻，这时，无论你向她提供什么证据，她都认为是值得信任的。”
“陈启河，”挂断电话前，我叫了他的名字，“很抱歉以前说你是心理变态。谢谢你帮我。”
“心理咨询师总会被人误解。”他的声音仿佛在微笑，露出整齐的八颗牙齿，说，“我更愿意你叫我陈医生。”
下班后，我走到小多的工位前。
“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看了一眼她桌上的猫咪摆件，说，“我新买了一只加菲猫，两个月大，我周末回老家，能不能请你照看两天？我记得你喜欢猫。”
她的眼睛立刻亮起来，像拧开了两只灯泡，说：“我最喜欢加菲了，包在我身上，别说两天，更久也没关系。”
她开车到我家楼下，我把刚刚从猫舍花了八千块买回来的加菲猫抱下来，小猫软软糯糯的，丝毫不挣扎，大脸又圆又平，像是被一屁股坐扁的。
“帮我起个名字吧。”
小多简直爱不释手，说：“就叫摩卡吧。”
当晚小多发了摩卡的朋友圈，整整九张照片，同事们都点赞，还有人留言：终于吸猫成功。
周末晚上我去接猫，小多恋恋不舍，挥手，一遍遍地说：“再见摩卡，再见摩卡。”
小多很快对我友善起来，再次邀请我下班后去KTV唱歌。我去了，坐进沙发里，等待一个时刻，她们聊八卦的时刻。
“你们听说了吗？我司最帅的沈遥早就结婚了！”酒过三巡之后，有人开了头。
“真的假的？”
“连婚戒都不带，是故意隐瞒喽？”
我立刻给陈启河发了条消息：开始了。
“第二个阶段叫造势。”前一天晚上，陈启河准时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要拆掉沈遥的人设，一层一层地揭开来，把他隐婚的事情闹大，尽人皆知。但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暴露自己和沈遥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信任还没有建立，现在说出去只会变成笑柄。”
“我懂了。”我说，“谢谢你用了‘我们’这个词，这让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甚至疑心他已经挂断，半晌，他说：“我们当然是朋友，但你更是我的病人。作为医生，我会竭尽全力让你得到心灵的安定。”
我去洗澡，热气笼罩在浴室里，像有另一个自我要挣脱逃离。心灵的安定？从来没人给过我这样的承诺。热水冲在我的脸上，像一声漫长的叹息，几乎要灼伤我——如果能早一点儿遇到他多好，在爱上沈遥之前，在大二暑假之前，在那四只被当面摔死的小鸭子之前。那时，我或许还有机会得到安定，如今，我已经走得太远，看不到回头的路了。
“陈启河，陈启河。”我把花洒开到最大，学着他的语气，字正腔圆地念道，“请叫我陈医生。”
KTV里，同事们聊得热火朝天，我适时加入：“沈遥隐婚的事怎么被曝光出来的？”
“有人死了。”赵小多神神道道地说，“好像是他被捉奸在床，他老婆气不过，跳楼自杀了。”
“不是不是，说是被他和情妇推下去的。”另一个同事说，“警方怀疑是谋杀，来公司调查，才传出来的。”
“我听说是意外，她老婆想吓唬一下，结果失足了，对了，还是抱着女儿一起掉下去的。”
“女儿吗？我见过！”小多说，“哎呀，真可怕，他当着我们的面说那是他哥的孩子。”
同事们纷纷咋舌，小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可惜了这么帅的脸，竟干出这种事来！”
“听说下周要办葬礼，我还真想去看看他老婆长什么样。”
“我可不敢去，晦气。”
“高总会去的吧，高总特别赏识他，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会觉得自己瞎了眼吧！”
大家议论纷纷，高潮迭起。
“接下来干什么？”晚上，我问陈启河，“可以对同事说沈遥欺骗我的事了吗？”
“不行。”他的声音很干脆，我想他一定皱着眉，坐在办公室里，衬衫要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戴着手表，一丝不苟，分秒不差——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想象他的日常。他说：“把猫送出去，同时开始找证据。”
“什么证据？”
“更多受害者。”
于是，我要来潘妙妙的微信。约出来见面的时候，她对我充满敌意，一张精致的脸上满是玻尿酸和趾高气扬，我做小伏低，首先流泪了。
“他也骗了我，他已经结婚五年了。”我看起来悲痛欲绝。
妙妙破口大骂，轻易说出了所有的事，当她说他们常去储物间幽会的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差点儿晕厥。
“他会付出代价的。”我把计划说了个大概。
她忙不迭地答应，同意把自己的事爆出来。离别前，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单容，我以前一直瞧不上你，觉得外表丑陋的人心也丑，现在才知道你这么有智慧，以后我都听你的。”
我保持微笑，心里骂遍了她十八辈祖宗。
陈启河给了我贾红梅的电话，说是托一个律师朋友弄到的。我给她打了电话，谎称沈遥说要买房，骗走我五十万。贾红梅立刻慌了，说自己分文没收，只是过过戏瘾。我顺水推舟，要她也陪我演一场戏。
“演什么？”她说，“只要不赔钱，我什么都能演。”
去新加坡团建的一周前，我把摩卡送给了小多。她抱着小猫，眼睛兴奋得发亮，连声问道：“真的吗？你真的把猫送我？”
我说：“我笨手笨脚的，照顾不来。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应该送给真正爱猫的人。”
小多紧紧搂着摩卡，亲了一下它的额头，说：“不瞒你说，从上次你把它接走，我一直在想它，好几次都梦到了呢。”
小多欢天喜地地走了。我转头给陈启河打电话。
“搞定了。接下来呢？”
“等。”
“等什么？”
“等一个时机，制造一场幻象。”
很快，公司团建去了新加坡。因为人多，按子公司分批前往，其中一天在圣淘沙玩类似于“撕名牌”的集体活动，随机分组，每组十人，一共十二组，美其名曰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合作度。我刚好和高总一组。
“你要拿冠军，”前一天晚上，陈启河叮嘱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游戏开始没多久，我就知道赢不了，一方面是沙滩气候炎热，我体力不支，另一方面是我们队实在落后得太多，我个人再努力也没用了。高总无心游戏，直接在街边的小咖啡馆坐下，娇气地道：“再跑下去要中暑了，重在参与嘛。”
组员们都嘻嘻哈哈进来吹风，我心急如焚，又看了一眼陈启河的短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去前面看看，”我说，“有一个新发放的任务，我看能不能自己完成。”
“好啊。”高总望着我，半张着红色的嘴唇，眼神有点儿空洞，大概在想我的名字，最后说，“去吧。”
咖啡馆门口是一段坡路，全是沙砾和碎石子，一只孔雀拖着蓝绿色的尾巴旁若无人地走着。我闭起眼，径直跪了下去，顺着破路滚了一小段，我把膝盖想象成一块无关痛痒的抹布，在沙砾上狠狠地摩擦，乌紫、出血、溃烂。
我尖叫，同事们冲了出来。
“这么不小心，谁，那个谁，快扶起来。”高总说，“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疼得含着眼泪，“对不起，本来想给团队加分的，反而拖后腿了。”
“说了重在参与嘛，快进来拿酒精消毒。”
两个同事扶着我进了咖啡馆。
我给陈启河发消息：晚上连线。
他回了一个OK的手势。一分钟之后，又补了一条消息：别太拼，保护好自己。
他猜到我弄伤自己了，却没制止，他知道我有多决绝。
晚上，公司安排全体员工在金沙酒店聚餐，酒过三巡，高总上台给游戏前三名的团队颁奖，大家依次领奖，说了一通谢谢公司的感言。末了，高总说：“还有一名同事，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她充分发扬了集体精神，敢想，敢拼，敢做，勇于挑战，还意外受了伤，我们决定颁发她一个特别奖。请游戏策划部门的单容上台领奖。”
众目睽睽之下，我拖着一条绑了纱布的腿，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走上台，接过奖杯。
“说两句吧单容，”高总把话筒给我，“大家都坐进咖啡馆休息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人跑进烈日里做任务？”
台下满是同事，整个子公司几百号员工，围坐在圆桌前，低头玩手机或是专心吃饭，我拿着话筒，战战兢兢，像极了年会唱歌时的场景，不同的是，今晚，沈遥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殉道者。而台下每一个同事，他们看起来离我那么遥远，但今晚过后，他们都将变成我忠诚的教徒。
“因为不愿意停下来。”我开口了，“感谢公司，感谢高总。不仅是这次团建，更因为，在公司里，我找到了人生真爱。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
台下一片哗然，同事们纷纷抬头看我。
去新加坡之前，我问陈启河：“什么叫制造幻象？”
“这是社会学家勒庞的观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群体就一直受幻象的影响，古代巴比伦、中世界的宗教建筑和国内的金身大佛，无不都是幻象。人类就是为了幻象而活。”陈启河慢条斯理地说，“群体从来不渴望真理，谁为他们制造幻象，他们就把谁当作主人。”
“怎么做？”
“我会帮你写一篇讲稿，并教你用什么样的情绪把它说出来。”
陈启河很快发送给我，文章不长，我却无论如何背不下来，训练几次都失败了。
“没关系，”陈启河说，“上台的时候，你戴一只隐藏式蓝牙耳机，我们保持通话，你跟着我复述就好。”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大学没人追，工作后也是，我一直觉得是不会有男人爱我的。”陈启河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地重复，“直到我遇上了沈遥。对，我们的人事总监沈遥。”
同事们瞪大了眼睛，高总也是，整个大厅静得落针可闻，有人拿出手机在录像。
在新加坡，这个虚幻的花园城市，处处都是立体的植被与玻璃屋里的花穹，这里精致得像一个谎言，正适合制造一场幻象。
“是我先表白的，我告诉他我喜欢他。对很多女生来说，这种行为有点儿丢人吧，但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呢？沈遥那么优秀，喜欢他也是人之常情吧。我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想让自己放下执念。”
我看到有些女同事在点头。
“可他答应了，他说公司不允许员工恋爱，于是我们偷偷约会，他说要娶我，还带我见过他妈妈。我兴奋极了，觉得自己中了大奖。”我说，“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早就结婚了，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我被小三了。”
同事们窃窃私语起来。八卦里的那个情妇竟然是她——他们一定会这么说。
高总想上台制止我，我正要抢在她之前开口，这时，大厅忽然黑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集体失明。大家嘈杂起来，工作人员喊了一嗓子：“跳闸了，在立刻检修。”
台下乱哄哄的，一片黑暗，只有手机屏幕的光在摇晃，斑斑驳驳，仿佛一些被点亮的泪腺。我孤零零地站在台上，话筒没电了，我精心布局了这么久的计划全被毁了。耳机里，陈启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旁若无人地说着。我垂下头，听着他的声音，像在长夜里听到自己内心的泣血声。
“事发之后，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是我？大概是我不配，我不配和他在一起，是我痴心妄想了。可是，难道我不好看，他就能欺骗我吗？因为不好看，我就不配得到爱吗？”
我的声音渐渐跟上了陈启河，甚至跟他同时开口——我并不是背不下这篇讲稿，只是它太真诚、太血淋淋，像是撕开了我的内心才写出来的一般，我触目惊心，以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但此刻，在这场天赐的黑暗中，世界里只剩下我和陈启河。他温暖地窝在我的耳朵里，声音像一条银河，带领我说出自己。
“我努力工作，也努力想靠近自己爱的人，这难道有错吗？是，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内心有很多阴暗的角落，想法扭曲，性格也不好，孤僻又古怪，大家都不喜欢我。可谁敢说自己是一个完全纯良的人？一生都没有犯过错、没有算计过他人？别人都说‘越努力，越幸运’，可我越努力，就越能看到黑暗无望的未来，它从未远离过我。谁不想出身富贵衣食无忧，谁不想花容月貌天生有人疼爱？可我已经拿到这样的底牌了，如果不拼命向前跑，就只能被黑暗吞没。那就跑吧，无所谓跑向哪里，无所谓跑的方向对不对，无所谓前方是天堂还是深渊，只要跑起来，耳边有风，脚下是路，至少我还能安慰自己，我还能骗自己，总有一天，也许总有一天，我会跑出这场黑暗，拥有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竭尽全力，要的，也不过是过上最普通的人生。”
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同事们全聚到了台下，密密麻麻地站着，肃穆得像在做礼拜，没有一点儿声音。
“谢谢大家听我讲这些。”我擦掉眼泪，深深地朝他们鞠了一躬。
我走下台，小多已经哭着冲过来拥抱我，我推开她，进了厕所。
我把自己锁在隔间里，放声痛哭，直到半边脸抽搐发麻，嗓子嘶哑。我经常哭，但没有哪一次如此用力、如此真诚、如此撕心裂肺。
耳朵边轻轻传来一个声音：“单容，你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是陈启河，我迷茫了几秒，意识到电话还没挂断，他一直在某个地方陪着我。我不是一个人，我的身后还有一个“们”，我们。
“同学都叫我杀人魔，”我忽然说，“可我只是不想看小鸭子垂死挣扎。他们不信，用书包带捆着我，把我压上讲台，要我重复砸死鸭子的动作，然后假装给我行刑。老师让我写一封给鸭妈妈的道歉书，公开在班上朗诵，如果读得不好，没有哭，就是不用心，要重写，然后再读一回。我的小鸭子死了，难道最难过的人不是我吗？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安慰，却被惩罚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呢？”
“我不是杀人魔，我不是。”我哭得昏天黑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是杀人魔。”
“你不是，我相信你。”陈启河的声音那么干净，像一把梳子，慢慢梳过我的头皮，一点一滴，把每一根打结的发丝都梳通、梳顺，让我舒服得浑身战栗。
是的，他相信我，他是世上最懂我的人。
那天晚上，我梦到四只小鸭子排着队，它们有毛茸茸的身子和橘色的小爪子，穿过课本上的汉语拼音、加减乘除、ABCD，我抚摸它们，这些脆弱而永存的小生灵。
梦里，还有陈启河，温柔地微笑。
团建回来之后，小多自告奋勇建了“单容后援团”，她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为我可悲的情感经历哭了几回，积极帮我扩散。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公司，在小多真挚夸张的叙述和不厌其烦的重复中，我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三个月前，我还是公司的小透明，被部门员工排挤，如今，公司里没人不认识我，没人不支持我。八千块的加菲猫买值了。一切按计划发展、酝酿，直到沈遥回来上班，爆发，势如破竹。
我约他去日料店，光明正大地提出结婚，他盯着我，用一种惊恐而束手无策的眼神。
“你回去考虑一下，”我优雅地吃掉一块寿司，说，“给你一天时间。”
晚上，陈启河照例给我打来电话，大势已定，我其实没什么要问的，但依然掐着手表等他的电话——我似乎越来越依赖他了，也似乎快要失去他了。
“恭喜你，你的心愿要实现了。”他语气愉悦。
我不想挂断，没话找话：“心理咨询师不是应该疏导情绪，教我如何放下吗？你为什么反而帮我实现心愿？”
“因为我理解你。”陈启河认真地回答，“有人说心理咨询师就应该让病人放下执念，回到正轨。我不这么认为，‘正轨’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谁来决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常？谁来判断谁是鸡蛋谁是石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我们无法改变，只能在固有的道路上做一定的引导和规避。”
他的声音黯然下去，说：“曾经我也以为我能改变一个人，我努力地去共情、规劝、干预，但依然失败了，然后我明白，人性真的太复杂了，神与兽只隔一线。我决定从此不做别人眼中的好医生。”
“陈启河，你爱上过自己的病人吗？”我轻轻地问。
他犹豫一下，半晌，说：“算是吧。”
我叹了口气：“她真幸运。”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像两棵在原野上比邻站立的大树。陈启河忽然低低地开口：“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嫁给沈遥？你明明知道他不是个好伴侣。”
这是他第一次问我私人问题，他仅仅是好奇，还是有点儿介意？介意我心里装的是沈遥？介意我要嫁给沈遥？除了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他对我，是否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留恋和情愫？
我闭上眼，内心复杂极了。我该说出来吗？告诉陈启河，我爱的人早就不是沈遥了。
两个月前，我也去了葬礼。
沈遥穿一套黑色的西装，依然那么英俊，但我的眼里几乎没有他。遗像上，对着这个诡诈的世界，小草莓笑得格外天真。我记得她，她的眼泪，她的恳求，她穿的荧光黄的雨衣，还有把她推下去的那一刻，她的脊背在我手掌里微微颤抖了一下，像一只猫。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看起来平平无奇，在那个雨夜，却爆发了几乎令人震惊的力量和邪恶。
原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我都在无意识策划一场谋杀，他们把名字赐予我，于是我时时刻刻准备成为这个杀人魔。在小草莓对我说出“爸爸”的那一秒，如同按动了一个开关，我全部的往昔、全部的厌恶和依恋，都像一根撬棍一样陷了进去。我的手指永久地留在她的背后，把她变成童年里的那只鸭子，一去不复返。
“是我当时失手把小草莓从滑梯上推了下去，害死了她。”我终于说出口了，对着这个我想留住的、世上最懂我的陈启河，“我欠沈遥一个女儿，我要还给他。还给他，我就自由了。”
“自由。”陈启河轻声重复我的话，声音低得如同尘埃般。
挂断电话后，我摸黑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慢慢喝下，凉水顺着喉咙进入胃里，仿佛喝下的是那晚寂寥的雨夜。
沈遥没给我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陈启河是天衣无缝的。
我躺在床上，刷了一会儿朋友圈，小多又发了摩卡的照片，贾红梅也发了一张照片，配的文字是：祝新剧开机顺利。我点开看了一眼，是一张剧组的大合照，她站在角落里，裹着红围巾。这时，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我难以置信，用食指和拇指将照片拉大，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种巨大的惊恐攥住了我的心脏，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立刻给贾红梅打电话，她没接，我又打了一个，不接，换成微信语音通话，一个，再一个，终于接通，没等她说一句，我连珠炮一般地问：“你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合照里的，你右边的男人是谁？”
贾红梅的声音从嘈杂的背景里传了出来，显得无比遥远：“右边？小袁啊，我们即兴戏剧班的同学，怎么了？”
“小袁？袁什么？”我几乎在嘶吼，“全名是什么？”
“袁兴什么的，哦，袁兴荣。怎么了，你认得？”
“袁兴荣？”我一字一句，咬牙切齿，“他不叫陈启河？”
“陈启河？不认识。”贾红梅说，“你认错人了吧，小袁是即兴戏剧第三期的学员，还算我学长呢……”
不等她说完，我挂断电话，又看了一遍照片，心脏要跳出胸腔：我不可能认错。他就是陈启河。三个月之前，在星巴克，就是他坐在我的对面，对我说：“你一点儿也不丑，真的，从男性的眼光来看。”
如果他是小袁，那陈启河是谁？整整三个月，每天晚上跟我通话，懂我、帮我、听我痛哭的这个男人又是谁？
更何况，就在片刻之前，我已经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他了。
要冷静。我把哆嗦的手压在膝盖上，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要冷静。
我找小多要来人事的微信，又通过人事找到了心理诊所的电话。
“你好，这里是阳光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前台接通了。
“你好，”我尽量让舌头不打战，保持口齿清晰，“我想找心理咨询师陈启河。”
“抱歉，陈医生三个月前离职了。”
“不可能！”我着急道，“他去哪儿了？这三个月他天天给我打电话。不是你们诊所的电话，是他私人电话。”
电话那头传出轻笑声，前台语气轻快：“心理咨询师是不会把私人电话告诉客户的，我们也不会。另外，陈医生是去美国进修，我们也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
在这个初秋的夜晚，我坐在床上，双脚冷得如坠冰窟，我以为我可以躲避严寒，却忘了我的身上就自带着冬天。这一刻，我莫名地想到沈遥送我的那束玫瑰，我把它们从愚园路的小洋房里带出来，每天换水剪根，看衰败慢慢缠绕住它们，盛开的花瓣逐一崩散，有如一场沉默的喝彩。
通话记录密密麻麻，我稳住颤抖的手，回拨过去，八声“嘟”后，接通了，我的绝望像一口长满青苔的深井，声音也在颤抖：“你不是陈启河，你是谁？”
我听见他的呼吸声，一起一伏，微微潮湿，像从海边隐秘的洞穴里吹出的腥咸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