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死于三天前的午夜，身体里的酒精含量超过了80毫克，是在醉酒后被杀害的，没有反抗痕迹。尸体在一个停工工地的排水沟里被发现，但这不是案发地，只是抛尸地。
更多的线索还要等待进一步尸检。
朋友说让我帮他梳理弟弟的社会关系，算是给我面子，也是一种变相的安抚，其实他就是找我来录口供的，一个人被杀了，自然是身边和他有矛盾的人最有嫌疑。
朋友不仅知道我和弟弟积怨已久，还帮我处理过他嫖娼、打架被拘留的破事儿，这个时候怀疑我，合乎情理，但我难免怒火中烧。
这个废物，就算死了也能继续给我找麻烦。
“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跟朋友在酒店打牌，晚了就住在酒店了。”我在路上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撒谎是不行的，现在满街监控，只能尽量模糊。
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酒店，只不过是和女友在一起。我想妻子知道女友的存在，但她是个有脑子的女人，可以装作不知道。而朋友和我、和妻子都是大学同学，我自家的事并不想让外人知晓，尤其不该以这种难堪的方式被迫暴露。
旁边的年轻警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我的发言。
“有人可以证实吗。”朋友又问。
我皱起眉，然后低下头，故意沉重地换了一口气，显示出愠怒又隐忍的模样。
朋友也有些尴尬。我们二十年交情，互相帮过忙、欠过情，他还两次跟我借过钱，如今坐在审讯室，他是警察，我是嫌疑人，虽然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是必要流程，但人情上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我要的就是这一点点过意不去。
“老陈，不好意思，我也替你难受，但咱们就是这么办案的，我……”
我摆着手打断他道：“你放心，我完全理解。家里突然出这么个事，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跟我妈说。”我低着头，再次换气，声音微微发颤，“情绪难免有点问题，你别介意。”
“要不咱们歇一歇。”
“不用，赶紧录完吧。”我抹了一把脸，看向了旁边的小警察。
朋友扭头道：“你去，给他倒杯茶。”
小警察出去后，我看着朋友的眼睛，非常诚挚地说：“我那天跟朋友打牌，打的是有点大，但我们纯粹就是玩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如果去求证，我这关系基本就完了。能不能……你跟酒店调个监控，能证明我那天晚上都在酒店，天亮了才离开，有我的不在场证明就行了。”
我警惕性一向很高，开房登记的只有我一个人，女友和我既不是一个时间去的，也不是一个时间走的，只要不深究，这件事就能瞒过去。
朋友盯着我的眼睛，他的瞳眸又深又黑，像是两汪不见光的泉水
但我很擅长撒谎，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撒谎。
况且，严格来说我的话不算谎言，那天晚上我确实和我女友在酒店打牌了，模糊事件、避重就轻、转移焦点，我只是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因此我眼神坚定，心率平稳，甚至敢上测谎仪。
朋友点点头：“可以。”
我松了口气：“兄弟，谢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弟弟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18号，我妈过生日，我们在福寿楼开了个包厢吃饭，之后这一月都没见面。”
“有联系吗？”
“有。”我尽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免出现提到他时生理性的厌烦，“我忘了哪天了，得翻翻手机，他喝多了，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新交了女朋友，要结婚，让我给他解决房子。”
“女朋友？”朋友记了下来，“你看看手机，是哪天。”
我翻了下通话记录：“4号晚上10点半。”
“这个女朋友，你有更多信息吗？”
“没有，谁知道他嫖的哪个鸡，不是第一次了，没人当回事，他就是找各种借口跟我要钱罢了。”
“好。你弟弟都跟哪些人有经济纠纷，哪些人有矛盾，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任何细节都不要漏。”
我深吸一口气：“他欠过一个姓吴的三万块赌债……”
我循着记忆的脉络，尽力寻找有用的线索。有捅死他的动机的人着实不少，有好几次我都想弄死他，七刀，草率的抛尸，极可能是没有预谋的激情犯罪，那么范围还能再扩大点儿。
我足足说了半个小时，连以前在老家和他打过架的隔壁邻居都提了。
说完之后，我喝了一大杯水，搓了搓发木的腮帮子，沉声道：“老刘，这案子就靠你了，我弟弟是个混蛋，但我得给老太太一个交代。”
“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跟很多受害人家属都说过这句话，没有一句是空的，尤其是对你。”
朋友看着我的眼神十分坚毅，但丝毫不能平复我心中的糟乱，毕竟抓到了凶手，人死也不能复活，我他妈要怎么跟老太太开这个口？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头愈发胀痛，好像昨晚的酒浩浩荡荡地反扑了回来。
我在吃治疗失眠的药，是不该喝酒的，我也确实比以前少喝了很多，但应酬的时候真是没办法。因为焦虑而失眠，吃药让我的记忆力下降，睡着了也时常躁动多梦，喝酒能让我睡着，但会和药物一起谋杀我更多脑细胞，给我一个头疼烦躁的白天，工作效率下降，更加焦虑，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亡闭环。我就像一个被困在山洞里的人，面对着眼前的几条岔路，我知道大概率它们都不是活路，但总得拣一条走，最后殊途同归。
回到家，妻子正在整理刚洗干净的女儿的衣服，她很惊讶：“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用食指硬邦邦的关节发狠地顶太阳穴，头疼缓解不了，但可以转移。
“老公，你怎么了？”妻子一定是被我的脸色吓到了，给我倒了杯水，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她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老三死了。”我咬字清晰得堪比AI。
妻子愣了几秒，她那懵了的样子一定和我在医院听到这消息时如出一辙。
“死了，被人捅死的，捅了七刀。”
妻子捂住了嘴，惊恐地说：“怎么……谁干的，老三他……”
“谁知道他惹了多少人。”我恶狠狠地说，“我现在怎么跟我妈说。”
妻子以手捂着胸口，吞吐几次调整着呼吸。
在长达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俩沉默以对。
“要不，先别告诉妈。”妻子轻声说，“妈最近血压有点高。老三消失几个月去躲债都是很常见的事儿，等妈身体好点再说？”
我沉重地垂首：“我也是这么想的，起码，先抓到凶手。”
“有什么线索吗？”
“现在还没有，我刚录了口供。”我看向妻子，“最近老三联系过你没有。”
“他前几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什么……说你答应给他钱，让我催你。”
“放他妈屁。”我道，“几号打的？”
妻子拿出手机给我看，同样是4号，但通话时间比打给我的那通早了一个多小时。
“他当时喝酒了吗？”
妻子回忆了一下：“喝了，但应该不多。”
“都说什么了。”
“他说你亲口答应给他钱，让他能开个铺面，带他一起做生意，他还要和女朋友结婚什么的。”妻子皱起眉，“他嘴里没几句靠谱的，我也没仔细听。”
“他也和我说了，警察现在在找这个所谓的‘女朋友’。”
“他还……”妻子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疑惑中夹杂些厌恶。
“怎么。”
“提到什么……‘二哥’，说是他二哥要给他钱。”妻子回避我的目光，快速说完，好像这句话是飞到手上的苍蝇，急于甩脱。
我的表情僵了一下，胡乱骂了一句：“他神经病，喝酒喝得脑子都成渣了。”我也同样不想去看妻子的脸，我起身往卧室走去：“我头疼，去躺一会儿。”
妻子低头继续整理衣服。
“二哥”这个“人”，算是我们婚姻中的一个标的物，在此之前的漫漫十年，我们像绝大多数中年夫妇一样，被漫长光阴和生活琐碎消磨得毫无激情，相看无趣，但因为利益绑定而过着不咸不淡、不好不坏的生活。之后我们撕下了隐忍和伪装，令蓄积已久的情绪从一个破绽里泄漏了出来，其实这是个意外，是一次冲动，但也是我长久的不满被反复压抑，最后内压过高导致爆炸的一个必然结果。
事后再想补救为时过晚——已经彻底扩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