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的微微摇动中，王题一边摆棋子，一边问：“所以你跟他们签合同了？那个，《亮与地下城》？”
“是《奇门八卦之诸葛降魔记》……还没签呢，我仍然在考虑，”我轻揉眉心，小声嘟囔着令人感到羞耻的名字，同时隐蔽地向对床上铺嘉颖的方向扫了一眼。
王题是我的编剧搭档，自己起了个号叫“问闲斋”。个头没我高，长相也没我帅，头发比我短。
我跟王题的交情不比阿飞差。我俩不仅是多年搭档，而且都是三国历史爱好者。这从我俩下象棋就能看出来：每一局殚精竭智的缠斗之后，我俩当中胜利的一方，都会拍着失败一方的肩膀，心满意足地感叹：“汝天下奇才也”，一如诸葛亮病逝姜维退兵之后，司马懿视察诸葛亮营盘故事。
感叹的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
这种凝重的历史仪式感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王题还在北大念书，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这样下棋消遣，随着王题去了英国就医而中断了两三年——当时他的脑袋里长了个包，良性的，而国内却给诊断成了绝症——总之是在国外治好了，从那以后他就留下了剃光头的习惯。
我们都为王题的痊愈感到开心。但是从国外回来以后，他就变得有点儿神经质，经常自说自话——他坚持说是在和一个神对话——仿佛曾经被肿瘤压迫的视神经使他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似的。但我更倾向于被压出毛病的是大脑皮层，不然他也不会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跟我出门旅行。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原。但是北京到海原没有直达车，所以嘉颖订了这趟Z55到中卫，然后我们再从中卫坐大巴车过去。长途坐火车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所以一上车我俩就摆开了象棋盘，延续我们的历史仪式感。
至于嘉颖，她跟王题不熟，也不是会来事儿的人。车站两个人见了面，嘉颖叫了声“老师好”就一路无话，进了包厢就爬到上铺去打呼噜了。应该没听见我俩的交谈。这让我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安慰。
“没拒绝就是动心了，”王题低声说，“地下城降魔，倒是跟……挺应景的。”
我注意到他的腔调变得很奇怪，从喉咙里发声，好像不是他而是什么别的东西在说话似的。这让我突然感到悸动，心慌意乱，寒毛都炸开了。可这是完全没来由的。
我问：“跟什么挺应景的？”
王题却不说话了，紧闭着嘴巴，眼睛从黑眼镜框上方狂热地盯着棋盘，挪动他的马，好像刚才从未开口一样。十五步之后当我再度追问“什么应景”的时候，他才再度出声：“汝天下奇才也”。
我们继续下象棋。但是我心神不宁，状态不佳，所以那个下午我对王题说了二次“汝天下奇才”，而他对我说了六次。真不是我好面子，但是我必须声明，那绝不是我平常应有的水准，绝不是。
嘉颖买的是软卧，两个下铺一个上铺。本来王题身份证对应的是个上铺，但是嘉颖看了一眼他的身材就坚定地跟他换了票。用嘉颖的说法是“这半夜要是床压塌下来我就死定了”。
至于我的上铺，刚摆开棋盘的时候她就进了包厢，一爬到上铺，就跟嘉颖攀谈起来。很快两个人就在美容健身、日光浴、化妆品和各种小饰品和坚持叠字称呼别人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变得亲密无间了。
所以晚餐的时候嘉颖向我们介绍了她的新姐妹，程子胤。她们亲切地用叠词彼此称呼，于是一路上车厢里都响起“胤胤”和“颖颖”的呼唤，听起来就像是一片“嘤嘤嘤嘤”。嘉颖告诉我们，程子胤也要在中卫站下车，不仅如此，她也是要去海原的，居然跟我们是同路。
王题有礼貌地打招呼：“你好，我是王题。”
“哈喽，我是胤胤，小题题你好。”
于是他继续有礼貌的介绍我：“他是‘禽兽’。”
“……”
我自动过滤了程子胤对我的称呼，简单跟她打了个招呼之后，思绪就沉浸于越来越强烈的不详预感里了。
我是个很迟钝的人，很少有这么强烈的预感。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我女儿出世的时候，那一天下午四点我接到电话，朋友老戴来北京了，晚上打算一起吃个饭。我答应了，打算睡了个下午觉就去参加聚会。但是忐忑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当我醒来以后几乎变成了一种执念：我要留在家里。于是我去了个电话，把聚会推掉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9点，怀孕的妻子突然开始大出血，我紧急把她送到医院，诊断是先兆性早产。现在女儿都快上高中了，活泼健康。但是每次想这件事，我都不寒而栗，如果那天我去参加聚会了不在家……
这话题又扯远了。
吃完了晚餐，我躺在卧铺上，收束自己的思维，让自己不再想东想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忐忑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是从我的胃里伸出了一只冰凉的手，紧紧扼住了我的喉咙。
或许是王题神神叨叨的话语，或许是因为阿飞的那个没头没尾的“？”我心里没来由的焦躁，掏出手机，给阿飞的手机拨打过去。
没人接。
我听着手机里的忙音，又等了一会儿才挂断，换拨打飞嫂的手机，依旧没人接。
我吐了一口气，决心给自己找点儿事做。捧着iPadmini，心不在焉地打开一个书站app，在更新列表里随便选了一本刚更新的书，点开章节开始看。
这本小说的主角叫侯刚，是个警察。开篇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参加了地震救援队的侯刚，赶上山洪暴发，看到水里有人，于是划着小艇把人救了上来，却发现是一具裸体女尸。女尸看年龄不大，头发被剃光，前额被人用利器刻了一只竖着的眼睛。
又是地震。
我皱了皱眉头，心里有些不舒服。
阿飞去了海原的地震考察队，QQ上开始变得古里古怪的。现在我去探访他，在列车上随机点开一本书，居然又是地震。
但人多少都有些低级趣味。怪诞的裸体女尸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于是继续看下去：
女尸的颈部和四肢有勒痕；腹部有十多处刀伤，和前额刻竖眼的刀伤一致；腹部刀伤深达腹腔，腹腔里还被塞了一块石头。当时为了救援受灾群众，小侯只能匆匆把女尸的事搁置。当大地震过去，无论他怎么查，都无法确定竖眼女尸的身份。肆虐的洪水冲毁了一切可能的证据。竖眼女尸成了他的心病。
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小侯也变成了老侯。退役的老侯在成都做了摄影师。2018年的某天，老侯去太古里给人拍完私房照，顺路去酒吧喝一杯。老侯无意中看见，酒吧墙上贴的一张旧照片。他惊骇发现，照片上，年轻的酒吧老板站在某个山村头，身后不远处是一座用石头堆砌的满是藤蔓覆盖的废弃的老宅。在藤蔓之间，露出残垣断壁上的一只硕大的竖眼。尽管颜色斑驳，是很久之前画的。但是残垣断壁上的竖眼，与刻在少女尸体前额上的笔画几乎一模一样。
老侯询问酒吧老板这照片是哪里。老板说这是他跟他家里老人去看老家余家村的旧址拍的照片。余家村旧址就在都江堰往北，岷江的上游。这还要上溯到解放前，八十五年前的1933年叠溪大地震，岷山地区大面积的塌方造成大大小小的堰塞湖跟河流改道，当时堰塞湖决口，水淹了半个成都。余家村就是那时候全村搬迁到新址的。至于照片上的老宅和竖眼，酒吧老板同样是一问三不知……
我正看得入神，《飞天魂斗罗》片头曲铿锵有力地响起：有来电了。
手机显示是阿飞。
我连忙点了绿色的通话图标：“喂？”
没有应答，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又对着手机“喂喂”了几声，但是那边什么声音都没有，寂静的令人毛骨悚然。
我屏住呼吸等着，渐渐的，我听到了杂声。
声音渐渐的大了，那是风在呼啸。
在风声里，隐隐约约的，好像有某种很悦耳的鸣响，像是编钟或者其他什么乐器的声音，但是只响了一两声，在风声里，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低语和尖叫。
而后通话挂断了。
我浑身冒冷汗，呆呆地坐了一分钟，然后回拨过去。
这一回很快就接通了。
“喂？”电话里阿飞的湖北口音很清晰，让我松了口气。
“你那边儿怎么回事，”我粗暴地问，“打你手机也不接，刚才打过来又不说话。”
“信号不好，没听到。”
阿飞“哈哈”沙哑地笑了两声，我一听就觉得死板且做作，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阿飞能发出的笑声。
我疑虑地问：“你还好吧？飞嫂也还好吧？”
他自顾自地说：“你有什么事？噢，那你赶紧来吧。到中卫了给我打电话，我让文洲派个司机去接你。”说完就挂了。
切断通话的一瞬间，我仿佛听见阿飞在那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什么。大约是他讲话时距离手机比较远，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然后是几个含糊的喉音，尽管只有短短几个音节，但是低沉而又绝望，仿佛是向什么东西祈祷，又仿佛是呜咽。
当晚，我在忐忑不安中入睡了。
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了呼啸的狂风，隐隐约约的尖叫，以及出乎寻常的音乐，很悦耳，像是编钟和磬敲响的声音，还闻到了类似肉或者头发烧焦了散发的气味。
我满身大汗地醒来，很高兴睁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安然无恙地躺在列车下铺上。是列车员叫醒我们的，中卫站到了，我们该下车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才2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