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媳妇回娘家的日子。老大杨晓凯自从赘去妻家，每年过年都是初二携全家来看望她。
但今年，房爱玉特意提前给他去了电话，把团圆的日子从年初二改到了年初五。
眼下，她坐在杨晓珍这台吉利帝豪的副驾驶位上，后座跟着李新路，白色的轿车上了高速，高速最低限速八十，杨晓珍就卡在80km/h的速度上开。
“不再点一脚油？”她打趣。
“开慢一点，安全。”杨晓珍破天荒地说。
车往果园镇的方向驶去，车窗两边的行道树不断往后退。尽管电话号码始终没有拨通，但她们还是决定先去茶舍看看再说。
在车里坐得久了，眼前的景象开始与数年前的重叠。恍惚间，房爱玉以为自己又置身于那辆拥挤不堪的进城大巴，大巴的车轮每颠一颠，大巴内的弹簧座椅就会震三震。而她偏偏坐在车尾的位置，大巴每到一个站点，她必要下车吐一吐，就这么一路吐到了辽市的市区。
杨庆育骑一辆二八杠，在大巴终点站接她。
她随身带两个铺盖卷，往自行车车把左右一挂，手里再攥一只布包袱，在自行车后座上荡着腿，被杨庆育载回了那栋小砖楼。
那一年，她才二十四。
上六楼，房门一开，跑出来三个孩子。老大十五，老二十三，老三十一。他们原本在吵架，棉絮满天飞，头发乱得像鸡窝，最小那个脸上甚至还挂着鼻涕。但看到她进门，却齐刷刷地以警觉的目光望向她。
她勉强挤出一个笑。
她得承认，饶是在相亲时早已知晓杨庆育的情况，但等真的看到三个活蹦乱跳的半大孩子，她还是被吓了一跳。
但结婚证都已经扯了，还热乎着，红艳艳的封皮就揣在上衣口袋里。她还能怎么办？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没有婚礼、没有三金、没有彩礼，她就这么嫁进杨家。一眨眼，三十八年过去，只有影集里的几张老照片提醒她，她也曾那样明媚、生动地年轻过。
无数次午夜梦回，她都会想到那座巍峨、青冥的柳河山。村里的老人们之间，流传着一个有关柳河娘娘的传说。柳河水常年盘卧于此，积聚天地灵气，炼就灵体。在救下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孩、一个试图溺水自尽的老妪之后，她得以羽化登仙。为感激当地多年来的照拂，在登仙前，她特意为自己铸了一座雕像，交代村民，若是往后有事相求，只要向这雕像叩拜三次，她就一定能听到。这雕像，后被当地人称作柳河山，又名“柳河西施”。
小时候，房爱玉常坐在自家谷堆前，眺望那抹几乎绵延不绝、通向天际的黛青色色块。同村的小孩都爱找她玩，一口一个“小玉”、“玉姐姐”叫得亲切。她给他们分麦芽糖，或是一捧黄澄澄、金灿灿的小米，孩子们与她一起围着谷堆，玩捉迷藏，或是丢手绢。
那时的天总是那么晴，蓝得没有一丝杂质。夕阳西下时，天边总被染成一片金红，连同着柳河娘娘，似乎也被镀上一层金纱。
“三、二、一，我要找啦！”她兴奋地睁开眼、转过身。
谷堆静默，只有一道被斜阳拉得消瘦而纤长的倒影。
她找不到一个人，谷堆附近、房前院后、田野里、柳河水边，四处苍茫，晚秋的风卷着落叶，她猛打个哆嗦，听到母亲唤自己回家吃饭的悠扬声调。
后来她知道，那群孩子是故意在她闭眼后就嘻嘻哈哈跑回家的。
“烦死她天天拿乔的那个做派了，真以为自己是大家小姐，要不是我爸妈非要我同她玩，我才不理她。”
“就是说啊，咱们现在是共产主义社会，她爹是大队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她成天派糖又派米的，拿我们当狗逗弄了。”
原来是孩子们长大了，有自尊了。她还以为他们的友谊会长长久久呢。尽管，有时她也会嫌弃他们的幼稚愚蠢。
她在秋风里默默地哭。然后把眼泪和着鼻涕吞下去。坚决不承认自己曾哭过。
日子不会因为一些伙伴的背弃就过不下去。毕竟，她家真的是公社的大队书记。而且眼看，她爹的仕途还前景光明着呢。
她喜欢她爹，近乎崇拜。总是笔直的身板，不苟言笑的面庞，一个咳嗽都能震得家里的房梁抖三抖。在她眼里，她爹几乎是廉洁奉公、党的好干部的代名词。一件已被磨秃噜线的破毛衣，一顶被洗得发白的解放帽，纵使是书记，照样跟村民一起抡着膀子下田，有谁家半夜来给他上礼，烟也好、酒也罢，哪怕是一筐筐粮食，他都眼也不眨，悉数退回。
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常领着全家在小圆桌前开家庭会议，传达党的最新指令和精神，讲完后，打开油纸包，里边是去镇上开会学习时特意给女儿买回来的一双黑色小皮鞋。
房爱玉是家里老大，但由于之后她母亲连生五个弟弟，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女孩，颇得父母宠爱，虽是长姐，却在家里享有幺妹一般的待遇。
牲畜有四弟喂，饭有三弟做，下田是父亲与二弟的活儿，母亲则边照顾五弟边做针线活。她呢，她只管在田野里跑啊闹啊，上树掏鸟蛋，到柳河水里捕鱼，在柳河山脚下跃跃欲试。
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要爬一爬那座山。
那时候，对村民们来说，进山是个颇庄严的仪式。要至少九人一组，每组里必须有一个成年女人，先坐大巴去镇里，再等到午夜子时，持火把沿柳河水的河道进山。
等到山顶——据说山顶有一棵郁郁苍苍、历时数百年的大柳树，到柳树下，由那女人叩三个头，并在心中默念祈愿，只要这一行人平安下山，柳河娘娘就一定会实现他们的心中所想。
决心上山那年，房爱玉十五岁。刚念完小学，在公社的护士班里学扎针。老师一开始是从公社医院来的大夫，后来就彻底乱了套，学生还照常上课，但课堂上没人教也没人管。那年是1978年，她还没学会扎针，镇上和村里依旧死水一潭，她不知道未来能去哪里、要做什么，只是在近乎虚度光阴的一日复一日里，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使不完。
上山的日子挑在一个夏末的午后，刚进山时还惠风和畅，爬到半山腰，却忽地下起雨来。她没带伞，原本想到岩石下避一阵儿等雨停再走，但雨忽大忽小，下得稀稀拉拉，迟迟不见天晴。抱着“总不能被困在这儿到天黑也下不了山”的想法，她一咬牙，赶在雨量见小的时候，把背包顶在头顶，又往山上爬去。
雨天路滑，好几次她都险些失足跌落，多亏她眼疾手快，及时抓住树杈、野草，捡回一条命。越接近山顶，双腿越打颤。一条近乎垂直的山路，唯一的依靠是几块嵌进泥土中的岩石，向上望，已能看到那株粗壮的大柳树，柳树嫩绿的枝条在风雨中飘摇。
她原本不打算上去了，毕竟只要看那险峻的山路一眼，她脑海中已搬演出自己的千万种死法。到这里也可以，也算见到了大柳树。被雨淋得透湿的衣服紧紧粘在她皮肤上，她打算跪下身子，向柳树叩三个头。
可还没等膝盖弯下去，就隐隐听得一阵歌声。
“神鹰遮盖苍穹的安班哈——
叫鸣之声里传告着雷鸣闪电
最起根发蔓的藤子啊，
是金蛇的栖身翠枝；
……
在早在早以前最古最古之初，
世界上不见冰雪，不见江河，不见山莽，
到处是白雾迷茫，水珠浮荡，雾罩白气盖满苍穹，
千年不见生息，万年无有生计。
玛依耶——玛依耶——
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不知是在何年何月，
一股耀如白昼的葛鲁顿妈妈降生了；
……
九头八臂的葛鲁顿妈妈，
眼睛一照山成土，
口一吹土上生了林草，
……
玛依耶——玛依耶——
————”[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五章第三节]
她屏息凝神，听那喑哑的女声唱完，又断断续续地呜咽起来。而她这时才惊觉，自己的双颊也一片濡湿，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事后她回忆，大概是这歌声鼓舞她不要命地继续往上爬。而大概是柳河娘娘保佑，竟叫她安然无恙地上了山顶。
当她一脚踏上山头时，天恰也晴了。阳光刺破阴云，天边挂起一道薄而明亮的虹桥。大柳树簌簌摇着绿丝绦，丝绦之下，一个身披白色衣袍的女人正跪坐在地，挖着什么。
等一座小坑在树根旁显现，那女人从里怀兜掏出只陶罐，打开后，将罐内无数灰白相间的粉尘颗粒悉数倒入坑内，又和着泥土，一点点填平，填出一座小坟包来。
做完这一切，她摇晃着起身，睨一眼房爱玉，“你来吧。”
“来什么？”房爱玉有点害怕。
“你不是上山祈愿的？就是这棵大柳树，叩三个头，就能心想事成。”
“你信吗？”
女人拧起眉头。房爱玉这时注意到，她的右眼瘪了进去，好像没有眼珠似的，上下眼皮死死粘在一起。
“信不信有什么所谓？照着做就是了，不过是求个心理安慰。”
“你刚刚——也是吗？”
“是啊。我师母去世了，我把她安葬在这棵大柳树下，求柳河娘娘保佑，叫她来生不再受苦。”
女人明明没瞧她，只是自顾自地给坟包刻木碑，却叫她心中平白生出几分想要亲近之感。
“前几年我爷爷去世，我爹也是这么说的。想叫他下辈子投胎到个好年代、好人家，不再受苦。”
“他受了什么苦？”
“好像是得病了，治不好，一直很痛苦。”
那女人笑，“我还以为是吃不起饭挨批斗呢。”
她沉默半晌，“吃不起饭挨批斗比生病死掉更苦吗？”
“谁知道呢？”女人把木碑插上坟包，自山顶向下俯瞰，“这片土地本来就够苦了。种出来的是苦瓜，结出来的是苦果，就连每天呼吸的空气，细一咂摸，都是苦味的。”
“但我倒没觉着苦。我现在只是有点无所事事，空有浑身的劲儿，不知道要往哪儿使。”
“是吗？那祝愿你往后也都不会觉着苦。苦可不是什么好滋味。”
她将手心与白袍上的泥土悉数拍打干净，一扭身，要往深林中去。
“姐姐，”房爱玉叫住她，“我想知道你刚刚唱的那是什么歌。”
“什么歌？”
“玛依耶——玛依耶——”
“你想知道？”
房爱玉点头。
“你随我学出马，我就教你。”
“怎么学？”
“跟我一起住在山上，每天操练，等到练成之后，再下山接活。但你得保证，不会学到一半就跑回家去，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个陌生女人让她离开已生活了十五年的家，她本该警觉，可不知为何，她一颗心里满是喜悦。
“我——我考虑一下，过两天再来山上给你答案，成吗？”
女人点点头，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房爱玉。”
“啊，原来你叫这个名字。”
女人一副了然的神情，走入深林，很快便不见踪影。
那天，房爱玉没有对着大柳树叩头，而是一溜烟跑下山、跑回家。她对父亲嚷嚷，“我要上山学出马。”
“上什么山？学什么出马？”父亲一脸疑惑。
“我今天在柳河山上见着个女人，穿白袍子，在埋葬她师母，她叫我同她上山学出马。反正护士班又没有老师教课，天天什么也学不着，不如上山。”
父亲脸色却变了。
“那女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名字不知道，就是短头发，高颧骨，右眼睛是瘪下去的。”
父亲与母亲快速交换了下眼神。
“从今往后，不准再上山了，听到没？”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不是说柳河山有柳河娘娘庇佑吗？为什么偏不让我去？而且我觉得那女人也不是坏人。”
“你觉得？你知道什么？”父亲破天荒地摔了筷子，对她板起面孔，“说了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十五六的丫头天天那么野，看你将来还嫁不嫁得出去。”
她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还有地上摔断成两截的筷子，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
母亲安抚她。
“那女人是个疯子。她之前就是咱隔壁村的，疯了三年，搅得咱们家也天翻地覆，你爹这才不同意的。你要随她上山，上山干嘛？一起发疯吗？你好好在家待着，你爹还是疼你的，他今天去公社给你讨来个职位，到大队的妇联当办事员，工作清闲，多少女孩子求都求不来的。你听话啊，明天去队里报到，不许再说什么上山不上山的疯话了。”
她不应声。到三更半夜，她想翻窗逃走，却发现爹和弟弟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她连离开房间去个茅厕，都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守在她身边。无奈睁眼到天亮，一大早就被父亲给揪去了大队办公室，入职手续三下五除二地办好，等她醒过神来，同办公室的大姐已经在往她手上塞瓜子了。
没办法。她想着只能等父亲放下戒备，再找个时间上山，告诉那女人，自己没法跟她学出马了。
可时间一天一天地过，等她找到合适的借口，再溜去柳河山，已是两个月后了。
上山之路比前一次好走许多，她觉得自己几乎没费劲儿，就登上了山顶。大柳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她想叫那女人，可又想起来自己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好高声唱起“玛依耶——玛依耶——”的曲调，直到夕阳西斜，嗓子都唱哑了，也不见那女人来。
再看那柳树下，昔日的木碑和坟包也不见影踪，她不甘心，绕着树挖了一圈，除了泥土，还是泥土。
那日的事恍若黄粱一梦，梦醒了，一切便了无痕迹。
在妇联做了几年，生产队开始承包给个人，房爱玉丢了工作，一边帮家里下地种田，一边开始搞对象。
1986年，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杨庆育。
身高一米八，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而且，长得像毛主席，连下巴上那颗痣的位置都与毛主席一模一样。
她与他一对眼，一下子便相中了。
杨庆育比她大十五岁，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前妻精神不大好，疯了一样与他闹离婚，扔下仨孩子，由他自己一个人带着。
但杨庆育是城里人，在发电厂有一份稳定工作，还住楼房。她若是与他结婚，户口也能迁到城里去。
——虽说她不在乎。什么户口不户口，城里不城里，她二十出头，正是娇花一般的年纪，还是村支书（生产大队取消后，她爹成了村支书）的女儿，村里的富户、镇上的干部，都曾托人来说媒。
可她就是一眼相中了杨庆育。
一个比她大十五岁、二婚、带三个孩子、长得像毛泽东的男人。
婚后，她还会知道，这个男人还曾进过监狱，蹲了五年，才被放出来。被放出来后没多久，就跟她谈起朋友，谈了不到一年，就稀里糊涂领了证。
做人的后妈是什么滋味？
反正她没做过谁的亲妈，也就不知道做亲妈与做后妈的滋味到底有什么差别。
婚后没多久，杨庆育说，他怕将来万一她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会对这三个孩子不好，所以，他领她去做了结扎。
做完手术，疼得躺在病床上抽气，耳边却忽地再度传来声响。
“玛依耶——玛依耶——
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不知是在何年何月，
……”
杨庆育耳边举着一台收音机，一脸兴奋地说，这是他最新认识的气功大师。儒释道家家精通，法力无边，举世无双。
见过那人的相片后，她才知道，原来柳河山上那一面并非只是一场梦。这个右眼睛瘪进去的女人名字叫做吴剑秋。
她看着这女人又一次走进自己的生活，她恨不得亲口告诉她，真不幸，她如今也品尝到那所谓的苦味了。
——要想养活三个孩子，光靠杨庆育在发电厂的一份工资根本不够用。她只好无论严寒酷暑，都到市场门口摆摊卖馒头。手背长冻疮，被晒到几乎中暑，她因几毛几毛的进账而欣喜，但收到的一袋子零钱，回家后总要交到杨庆育手里。
一开始，她还有心劲儿，想把日子过得红火，想把三个孩子培养成才。但慢慢地，她发现自己买菜多花五毛钱都要挨数落，心劲儿一天又一天地散掉了，她把自己活成杨庆育背后的一道影子。
原来这就是吴剑秋所说的苦味啊。她把苦味默默咽下去，就像多年前她把眼泪默默咽下去一样。
她在厨房里给吴剑秋做鱼，女儿看她不惯，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放任她老爹搞迷信。不是这样的。她这回做鱼与杨庆育的指令无关。
她只是在片鱼鳞、下锅蒸煮、放调味料、装盘摆盘时，都想到了吴剑秋。
那首咏叹一般的神秘莫测的歌谣。那只似乎已看透一切的眼眸。还有，那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只要离她近一些、听她说着话，就忍不住想流泪呢？
可是，还没等她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剑秋便又失踪了。与二十年前如出一辙，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好像世界上根本没她这个人，他们只是集体陷入了一场虚假的幻梦。
“玛依耶——玛依耶——”
留给她的只有这个不明其意的词语。她在独自一人时，在寂寥的深夜，总忍不住想哼唱它。她也试图问过一些人，在家里的报纸或书籍上搜寻，“玛依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的搜寻毫无成果。
2005年，她与杨庆育带着一大家子在年初二回农村老家。那是她最后一次带着全家人回娘家。这场酒席过后，杨庆育就患了脑血栓，很快住院，又在住院期间病情加重，站着进去的，躺着出来的。这一躺，就是七年。
她与杨庆育的二十五年婚姻里，有三分之一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瘫痪、话都讲不清、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的重度脑血栓病患。
这让她几乎错过了娘家的一切。父亲去世、母亲去世、村里拆迁、各家分地。等她终于能直起身子喘口气时，她发现老家的地已经被弟弟们分得一点儿不剩，拆迁拿到的钱款和房产，她连个渣也没看到。
她这才狠下心来，要跟弟弟们打官司。
“咱这破农村，一块地能值几个钱？就算打赢了地分你，是你来种还是你儿女来种？你在城里有房住，比我们这回迁房强百套，你非要揪着这么块破地方不放是弄啥呢？”
旁人不解。她也扪心自问。
弄啥呢？六十来岁要与同胞血亲打官司。
按理说，伺候了杨庆育这么多年，他过世了，她该觉得解脱才对。儿女们都不反对她另找，只要她别卖那栋房子就好。
她也真的出去接触了几个老头，但都谈不来，尤其一想到自己将来说不准还要继续伺候他们，就更感到一阵心凉。这之后，再回到那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晚上睡觉无论盖多少床被子，身上依旧止不住地淌冷汗。
好像身体里总有某个部位的零件锈住了，今天是手腕，明天是脚踝，后天是膝盖骨。长她十岁、二十岁的亲戚、邻居接二连三死去，她于是开始给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后，一个问题忽地在她心头闪现。
要是哪一天，她像杨庆育一样瘫在床上，换哪个人来端屎端尿伺候她？
她堵死的输卵管让她无法理直气壮地写下问题的答案。
饶是孩子们说得再好听，难道她还看不出吗？他们与她之间，仿佛总隔了层什么。他们很少亲昵地对她撒娇，说话前总要斟酌一番，生怕讲了什么让她多心。面对她随口一句玩笑话，他们总会如临大敌，好像这是对他们不够尽心不够孝顺的指责。他们还会把杨庆育的所有物与她分得很清，他们说那房子是杨庆育留给他们的念想，好像她只是个从中过渡的容器。
她不清楚做生母与做养母的滋味有何不同，但她太清楚一个孩子对于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态度的差别究竟隐藏在何处。
——毕竟，她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对她父亲和她母亲，那微妙的偏差。
十五岁，初次爬上柳河山的前一周，她在护士班闲来无聊，用树枝和皮筋做了副弹弓。原本是想用来打鸟的，结果却在追一只麻雀时不小心射穿了自家的窗户。
用报纸糊好缺口，又跑去屋内捡石子，石子落在炕上，那只深棕色的大木匣之下。木匣表面，被砸出一只白而圆的小点，怎么抹也抹不掉。
其实这个白点相较于窗户上的破洞，更好处理，只要用被褥遮住就是了。但那天不知怎的，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自己从未打开过这匣子一探究竟，便鼓捣半晌用铁丝撬开了锁。木匣掀开时，一股浓重的发霉气味扑面而来。
都是一些旧报纸。
“果园镇在农业学大寨中取得突出成果”一类。
还有领导讲话。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
还有全套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画像、几摞厚账本、几本荣誉证书，然后，两张叠在一起已缺角的印有党徽、党旗的红纸。
“房中华，现年三十岁，邱淑萍，现年二十三岁，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1964年7月23日。”
她盯着那张纸，算了半天。
她记得，自己分明出生在1963年。
怪不得，她很少像其他女孩一样同母亲讲体己话，从不像对父亲那样对母亲肆意撒娇或发脾气，甚至，当父亲出差，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时，她在进入母亲所在的房间之前，还会下意识地敲门。
好像这是潜藏在骨血中的一种本能，它知晓该如何巧妙地维持一个家庭的平衡。她故作镇定，折起结婚证书，又把木匣原封不动地盖好，印有鸳鸯戏水的被单垂下来，刚好遮住匣面上的那只白点。
她为此跑上柳河山，想问柳河娘娘要个答案，后来又觉得干脆逃开这条横竖对不上的时间线，直接拜师上山也蛮好，失败后，又安慰自己反正十几年都这么过来了，母亲待她也一向不错，难得糊涂嘛，难得糊涂。
要不是后来她也跑去另个男人屋头给人做后妈，她估摸自己肯定早把这桩事体抛到了脑后。
2005年，年初二那场盛大的家庭聚餐，四个弟弟带着各自的老婆孩子、孙子孙女，院子里足足摆了三张大圆桌，才堪堪挤下所有人。
酒过三巡，话题不知怎么扯到杨晓珍身上。
“我这丫头可不一般，被吴剑秋吴大师钦点过有佛缘。就是性子倔，不愿意皈依佛法，这才让我女婿这小子捡了便宜。”杨庆育大着舌头说。
一仰颏，又是一盅白酒下肚。
那时候，房爱玉父亲已瘫痪在床，黑洞洞的卧室里，房爱玉听着屋外嘈杂，一勺一勺往父亲那同样黑洞洞的嘴巴里喂药。
“剑秋，吴剑秋。”父亲嗓子里忽地滚出含混不清的词句。
“什么？”
“你们说的吴剑秋，她如今在哪儿？”
“谁知道啊，她都消失好几年了，你问她干嘛？”
父亲抬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臂，颤巍巍指向炕头那木匣。
“她的眼睛，我总瞧见她的眼睛。”
“什么眼睛？”
“她的眼睛，磕在这上头，磕瞎的。一只好圆好圆的右眼睛。”
她再追问，“怎么磕的？吴剑秋到底跟咱家什么关系？”
父亲却闭口不答。他垂下眼睑，脑袋一点一点地，似是睡着了。
从那天起，她心头便埋下疑窦，时隐时现。照顾生病的丈夫时，整日吵吵闹闹，让她没空，也懒得细想。等丈夫去世，偌大个房子空起来，过往的岁月便走马灯一样在她眼前浮现，而那些未解的谜题，更像根刺一般，梗在她心口。
直到杨庆莲病重，吴剑秋的名字再次被提到台面上。她想回老家的念头更盛。要回老家的一块地、一爿房，黛青色的柳河山与枝条舒展的大柳树，夜夜入她梦里。
多少次，她翻出杨庆育生前那本电话簿，打下一整串号码，却迟迟不敢摁下拨号键。多少次，她到柳河寺跪拜，只为再看一次那瘪进去的右眼。她每年都为杨庆育点长明灯，主动与居士攀谈。巨大的佛像俯瞰她，佛祖从来静默不语。
当陈腾带着那个谜题来，不由分说地拨出那通电话，没人知道她心跳得多厉害。
“你好。”
挂断。
漫长的忙音。
仿佛她十五岁那年一步一步登上柳河山时，雨滴溅落到枝叶、岩石、泥土里的声音。
“爸妈去世前就没有说点什么？”她问弟弟们。
弟弟们支支吾吾。
“爸是在夜间走的，第二天等我们醒过来，他人已经没了，啥也没留下。妈倒是提起你，说你小时候在家里多受宠，后半辈子却过得那么辛苦。姐夫这人指不上，仨孩子又都不是亲生的。给人做后娘，那个滋味，只有亲身体会才知道。”
“嗨呀，妈也真是的，我不用受那生孩子的罪，就白得了仨孩子，多好。”
话是笑着说的，眼圈却兀地红了。
这么些年，心里就没有一丁点嫉妒吗？那么想要回故乡，如此思念柳河山，对吴剑秋的无数遐想，真与婚后这情形没半点关联吗？
她始终夹在这不尴不尬的地方。
每到这时候，她心中就会滚落出那个名字。韩书香。杨庆育前妻，三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她曾在家里的影集中无意发现过韩书香的相片。
又粗又长的麻花辫，白皙清秀的圆脸盘，还有一对笑起来弯成两道弧线的柳叶眼。那张相片后来被杨庆育发现，他铁青着脸，不由分说地将它扔进炉灶，烧成灰烬。
据说，韩书香与杨庆育从小便是邻居，都在水泉镇，家住同一趟房，父母也在同家矿厂做工，一起玩泥巴、被野狗追、捡牛粪烧火。她曾陪着他写思想检查，不顾父母反对与他结婚，又一起熬出苦日子，他成了镇上粮站的办事员，她在镇小学里做老师。
一头扎进爱情中的女人，接连生下三个可爱的孩子，却在一夕之间，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疯女人。
“我那时候被陷害了，她不信我，她就作呀，要死要活闹离婚。没办法，我的三个孩子，老大八岁，老二六岁，老三才四岁，没人带，我只好求我的兄弟姐妹。老大送到我弟弟家，老二送到我四妹家，老三送到我大哥家，所以说，这几个兄弟姐妹，都对我有恩呐。尤其是四妹，她对我和杨晓珍，更是没得说。”
她与杨庆育结婚头一年，他带她去杨庆莲家拜访时，对她这样说。
“是遭谁陷害？”
“一个小姑娘。但其实也不全赖她，主要还是我们那个站长，不是个好东西。”
“什么小姑娘？又与你们站长什么关系？”
“就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讲了你也不认得嘛。”
“历啸泉。”杨庆莲插话，“那小姑娘叫历啸泉。”
秋泉香茶舍，烂糟糟的招牌挂在小楼上。任房爱玉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这三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女人，是怎么凑到了一块儿，而且，一凑就是这么多年。
桃粉色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斜阳下，透过玻璃门向内张望，空荡荡的，连李新路口中说的阳台桌、皮沙发都不见影踪。
叩了半天的门，始终无人应声，虽说早就知道茶舍可能已经人去楼空，但等到真的面对一栋只剩沉默的小楼，还是不免叫人心灰意冷。
李新路与杨晓珍对了个眼神，冲彼此扯一抹苦笑。眼看两人准备重回车里，房爱玉不知自己突然从哪儿来了力气，她抓起院子周遭的一块红砖，猛地往玻璃门上砸去。
哗啦一声，玻璃应声而碎。
房爱玉的心也随之一轻。
她只知道，她肚子里的那么多猜想、那么多谜团，再不探求，就真的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