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做一个梦，梦里，我有一个弟弟。
他长得英俊，学习好，体育好，样样好。
母亲很爱他，向他倾注全然、无保留、热烈的爱。我只需躲在爱的角落，一爿由弟弟拢起来的阴凉空地，做我的梦。
发呆不会被惊扰，退后不会受责骂，我安安静静地，比一株植物更安静。
小时候，周围的朋友都羡慕我是独生子。那意味着无需争抢，只要存在，就会被爱。
但我更羡慕他们兄弟姊妹足够多，人一多，关注就会分散，期待就有余地，差错也能有转机。
我总爱做梦。
每次考试前，试卷还没发下来，我便做拿第一名的梦；
我身体健壮，邻居夸赞我，我便做自己将来得奥运奖牌的梦；
来北京前，人们都说我有出息，我便做扎根北京、出人头地的梦。
做梦时，世界变得柔软，一切仿佛唾手可得。但梦总会醒，醒过来时，现实的尖厉将人割痛——该怎样形容那种痛？
就仿佛我身体里长了只肉球那般痛。
最开始，是胳膊上起了小疙瘩，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过敏。母亲之前逢人便说，我有一副好身板，几乎从不生病，说得多了，连我自己也信了，就只去买了过敏药和止疼药来吃。
可疙瘩一天比一天大，不仅手臂上，连腹部也胀起肉球。我能见到它，摸到它，感知到它。有时候听别人说起母亲十月怀胎，我会想，肚子里的胎儿之于母亲，是否也像肉球之于我。
那时候我猜，这具身体大概不太妙，可我反而更不敢去医院。好像只要没有诊断书上的一锤定音，万事便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曾撞见王工与人在大槐树下聊天。抽着小李送的中华烟，喝着我给的大红袍。他们说，机床厂也要改革。
“你还有心思管那些娃娃？有空不如多想想咱自己的出路。”
“那还弄那些劳什子考核，不是耍人玩吗？”
“谁说得准呢？万一真有拔尖的人才，收一个两个也不是没可能。”
我悄声从他们身后绕过，明明是初夏，身上却直淌冷汗。
我还守在梦里。想我留在北京，与女友成家，接爸妈来住。想我未曾感到疼痛，皮下没有肉瘤，身体不会虚弱。
这时候，我发现，曾经朋友们对我的羡慕，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人会只因存在，而被爱。
若是我变为一滩脓水，化作一具骸架，成为某条被寄以厚望，却被龙门甩回原本水域的鲤鱼，我会不会溺毙在全然、无保留、写满失望的目光里？
从这时起，我梦里出现了一个弟弟。
他与母亲并肩走。扔下我，扔我到阴凉处。
我大口呼吸着空气。
我终于不再害怕。
我在通往自由。
——陈旭博 1998年10月28日
杨庆莲慢条斯理地折起信纸，把它塞回蓝色日记本最末页与封皮的夹层中，合上搭扣，目光梭巡半晌，摘下陈旭博的遗照——除了那本不请自来的日记，这是家里目前仅存的与她这个儿子有关的物品。
她把这两样一并装进手提包里。
今天是陈旭博百天。提前一周，陈军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她面前提起这件事。她回回都装傻糊弄过去。
那日在公墓撞见陈军与柳科长，陈军倒打一耙，骂她心脏，一大早跟在他们清清白白两个人后面，鬼鬼祟祟，不像好人。
“儿子去世，你自己不伤心难过也就算了，还不许我与朋友来祭拜？”
她那时睇向柳科长，见她红唇翕动、神色惊惶，像是还沉在梦里，没醒过神似的。不等她来拉住她，杨庆莲扭身下山，追上一辆即将启动的返程公交，透过车窗，见他二人缩成小小两个黑点。
若不是验孕棒上的两道杠绊住她，此时她已经收拾好行李，搬去那套还没来得及卖掉的新房去住了。
摘环手术一周后，她遵医嘱去复查，照了张阴道B超。白而空阔的扇形空间，中部偏上位置一只小巧的黑色橄榄核。
大夫说，目前妊娠囊发育各项指标都堪称完美，以她这个年纪，还是在节育环未取出的情况下，简直算得上是个奇迹。
拿单子回家，才进楼道，就听到房间里热闹的电视声。
公婆与陈军一起，倚在沙发上，见她进门，忙迎过来，围着B超单，啧啧称叹。
后来她知道，她用假怀孕糊弄公婆，公婆实际上也防备着她。他们特意拜托了她家邻居，以“小夫妻拌嘴，做父母的担心孩子”为由，请对方帮忙多多留意。直到得知杨庆莲真的去医院看诊，又托关系找上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真正确认了她肚子里正发芽的妊娠囊后，才拖着陈军来负荆请罪。
陈军又变回了那个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丈夫。公婆隔三岔五煲汤给她喝。妊娠囊日日生长，生出两颗胎心、长出两只胎芽。
婆婆看到检查报告后，激动得老泪纵横。她在一旁看着，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哭的。在无数个瞬间——厨房案板边剃鱼鳞时、洗手池被湿衣服和泡沫浸满时、马桶这个月已堵了第六回时、要填的表格摊在办公桌上连成一条永远望不到边的黑线时，她都巴不得立刻逃开，叫一辆车，驶去医院，躺到手术床上，张开腿，求医生把刮匙塞进洞口。被生剜一块肉一般的疼痛，她想象着，认为疼痛会将她救赎。
阻止她逃开的唯一念头，就是她想着，作为童子的陈旭博已剔骨还魂，作为她儿子的陈旭博却带来梦中的弟弟，还想要她再做一次他母亲。否则，她肚子里的胎儿为何来得这样快、这样巧？
今早，她装睡，在陈军敲她房门、旋开门锁、到她床边时，她都竭力保持静止的状态，控制住眼皮和眼睫，不让它们抖动。直到大门砰地合拢，陈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她才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掏出一早儿冷冻在冰箱里的排骨、青虾、猪里脊，都是陈旭博爱吃的。
十一点一刻，拎起提包、抱着食盒，到楼下等公交。这是自打陈旭博葬礼过后，她头一回正式去墓地看他。公交四壁漏风，一路吹得她脚发麻。
她把食盒裹到棉袄里，原想着用体温捂暖它，结果反倒把自己的胸脯冰得失去知觉。
又是那座巨型石碑，红色刻字像血一样。生命要如何在终点书写华章呢？因为这里入殓技术好，死人的妆面也能画得特别漂亮。还是说他们焚烧炉火力够猛，烧出来的骨灰又白又细腻？这是一个病句。尤其在她肚子里揣着新生命的时候。她打了个冷颤，绕进公墓的甬路。
公墓依山而建，分东西坡，每个坡按不同价位划出三块分区，每块分区有十九排，树影掩映下，黑的碑、白的碑，混成一团。
她迷路了。以为当初选的是东坡的松鹤园，特意挑了第九排第八位，因为数字很吉利，但转过去，却发现碑面上嵌的是一对老年夫妻的名字。八排九位、十八、十九，又依次找过，陌生的碑文、陌生的日期、陌生的香炉。
从东坡往西坡的路上，有一段石阶，又窄又陡峭。冬日的积雪在石板上结就薄薄的冰层，她一个重心不稳，被绊了个趔趄，食盒里的排骨、青虾、猪里脊，骨碌碌散落一地，泛起一阵油腥味。
她蹲下身子，任凭茫茫碑海将自己淹没，眼窝一酸，又硬生生把涌上来的泪珠咽回肚里去。
身后有脚步声，有人用手绢裹着，拣起地上的食物。她挪了两步，与那人拉开距离。
“这儿是什么特殊地方吗？你在这里祭拜他？”柳科长的黑袄表面落满纸灰，她胡乱用手去掸，纸灰被碾碎，拖出一道又一道长长的白痕。
杨庆莲不吭声，站起身，又往西坡去。
“你又去那边做什么？”柳科长追上来，“你不是来看小博的吗？”
“你跟踪我？”
“不，今天小博百天，我来给他烧纸。就我自己一个人。他在云海园，就下面那一排，你迷路了？”
是，云海园，柳科长这么一说，杨庆莲想起来了。当初她想给陈旭博买最贵的墓地，但手头的钱都搭进了新房子，又实在抹不开脸再问亲戚朋友借钱，只好选了次一档的云海园。
第九排第八位，顺序没错。站在陈旭博的墓碑前，能望见更上层的松鹤园，那园里的石碑采用更厚重的石板、雕有更繁杂的花样、碑座也建得更高更气派。两者一对比，就显出云海园的寒碜来了。
杨庆莲点燃手里的三柱香，插进香炉，风一吹，烟雾迷进眼睛，咽回去的泪珠扑簌簌地滚到面颊上。
“你要迁坟吗？我出一半的钱。”柳科长问。
她摇头，“他早不在这儿了，一抔土而已。”
在焚烧炉前，她把陈旭博的遗照与日记，随纸钱一并丢了进去。火舌蹿得老高，几乎扑到她身上来。
后来，杨庆莲回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她再未有过想逃开的冲动了。她在心中同吴大师说，我愿意扔开有关陈旭博的一切，只要——只要一次再做他母亲的机会。
她相信，佛菩萨有一颗慈悲心，一定会理解她这颗千疮百孔仍泣血的心。
从墓园离开，她本想仍搭乘公交，但柳科长执意送她回去。
一辆银色桑塔纳，时下最流行的款式，银漆在太阳映照下熠熠生辉。
“新买的。”柳科长很得意。
“太惹眼了。”那时，除了厂长和书记，还没人出风头、买轿车。
车驶下盘山路，驶回市区，她们把车窗摇开一道缝隙，发丝随风飞舞。
“我不打算干了。”柳科长说。
“什么意思？”
“我打算辞职。我一个同学找我下海去南方做生意。我本来觉得不行，家里还有个瘫子要我照顾。但那天——就是你在公墓门口抓到我和陈军的那天，我突然就想通了，我还要继续装成一个贤惠的妻子给谁看？原来被钉在厂里，唾沫能淹死人，但现在，就算你去厂办举报我，外面是市场经济，我自由了。”
“你本来就自由。”提到那天，杨庆莲心中一梗。
“你不是原本就要与他提分手的吗？所以他才发疯，从家里一路追你到厂里。我一直不明白，你不记得他当时要打你的样子了吗？你何必还要——”
“因为你。”桑塔纳停在红灯前，柳科长直直地望向她。
“他不是人，是个畜生，但不幸他也有爹妈。他爹妈觉得儿子一表人才，是个人物。一表人才的儿子被弄瘫痪了，你猜他们为什么没来厂里闹？因为——我，我答应会嫁给他们儿子，所以他们同意不追究那晚的责任。我与我此生最恨的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所以你恨我。”
“不，我感激你。但无数次，我听到他的喘息声、给他清理床上的污秽物、忍受溢满家里每个角落的腐败气息时，我都在想，要是那晚你没有开门，我会不会早早就得到解脱。但现在不一样了，”她又笑，“我准备把他扔给护工了。庆莲姐，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那晚救下我。”
柳科长在发电厂一直待到六月底，直到调任的材料层层审批，在告示栏张贴公示，才乘列车南下。
她一个人，写材料，跑厂办，找柴明，请厂长与书记喝酒，给所有能说得上话的人送礼，硬生生让杨庆莲连跳两级，从劳资部副主任，升任人事科正科长，接替她的位子。
柳科长南下那天，天下瓢泼大雨，杨庆莲挺着六个月孕肚，去车站送她。
“现在该叫你杨科长了。”柳科长笑说，“你好好的，等我从南方赚大钱回来，还给两个小家伙当干妈。”
杨庆莲帮她理平衬衫衣领上的褶皱，告诉她：“记得写信。”
她们轻轻拥抱，脸颊都湿了，说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
火车开动时，隔着窗，她们还在对彼此招手。
柳科长在南方安顿下来后，寄来过几封信。她丈夫没多久便病逝，她没回来奔丧。自那以后，杨庆莲再没收到柳科长的音信，在车站那一面，就是她此生见到柳科长的最后一面。
1999年下半年，之于杨庆莲，全都是喜事。
复婚、卖房、还清债务、事业高升。杨晓珍带小李来家里看她，两个年轻人手拉手，笑得一脸甜蜜。
双方家长见面那天，杨晓珍请她也到场。对面的中年夫妇打扮得西装革履，听说一个是从煤矿系统退下来的三八队队长，一个是从矿务局退下来的干事。她二哥二嫂见对方声势烜赫，生怕说错话得罪人，对于他们提议的在单位食堂办婚礼、不铺张浪费买三金，只敢随声附和。
杨庆莲看不过眼，拽起杨晓珍就走，“这婚咱不结了。”
还是李永峰追出来，又是道歉又是立誓，才把两人请回去。
再回屋，她二郎腿一跷，只一句话，“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时兴小的跟老的一块儿住，婚礼、三金都好说，就是小两口结婚后，总不能叫他们睡桥洞吧？”
她为杨晓珍要到了一套房，与杨庆育给杨晓雷准备的新房离得近。杨庆育很满意，看过房后私底下同她说：“这样好，姐弟俩日后还能有个照应。”
她扭过头去，没理会他。
杨晓雷新婚，小菁怀孕，杨庆育为他俩的事忙得脚打后脑勺，杨晓珍的婚事，便由杨庆莲主动揽到手里。
带她买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给她缝鸳鸯戏水的缎面被子，替她租婚纱、张罗拍婚纱照。
“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她对杨晓珍说，“要是婚后他们敢对你不好，来找四姑，四姑给你做主。”
婚礼那天，鞭炮鸣了两千响，她没喝酒，却觉得自己仿佛醉了。有那么一瞬间，望着台上喜笑颜开的一对璧人，她眼前晃过陈旭博的脸。若是他还活着，在婚礼上，也会是这个样子吧？她问自己。
但很快，思绪回笼，她以介绍人的身份，被司仪叫去致辞。
“马上就要是新世纪了。”她那时是这样说的，“而且据我所知，这对新人还共同开了家洗衣店，就叫做‘新世纪洗衣店’。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店名，就像我们也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在这里，我祝福这对新人，未来的生活就像新世纪一样光明璀璨，祝愿他们在新世纪，闯出新的路。”
她记得那天杨晓珍眼含热泪的样子。
婚礼结束后第二个月，她羊水破了，被深夜送往医院。原本想要顺产，但开指困难，疼得受不了，加上她年龄又大，捱了一天一夜，还是被拉去手术室转剖。
手术做了两个小时，出来时，病房里已围满人。他们边等她，边聚精会神看电视。她瞥了眼荧幕，喷出彩烟的战机列队正从广场上空飞过。她猛地意识到，今天是十月一日，建国五十周年，最盛大的一次阅兵。
她想起陈旭博生前的日记，他曾在98年10月1日时畅想过99年10月1日，他与小何亲临阅兵现场。她扭头去看病床边的保温箱，两个皱巴巴的男婴无意识地伸动手脚。“虽然隔着电视屏幕，但你也算是看到阅兵了。”她对两个婴儿的其中一个说——尽管，她也分不清具体是哪一个。
她给两个孩子取名。哥哥叫陈腾，弟弟叫陈焕。
腾是疼，焕是换。
那时候，杨晓珍也怀孕了。洗衣店的生意蒸蒸日上，她即使肚子里揣着孩子，依旧日夜不得闲。但她很满意这样的忙碌，看放钱的抽屉一次又一次被填满，心也日日被填得充盈。她说，自己已与李永峰商量好，这孩子无论男女，都叫李新路。
“四姑，我始终记着你那天在婚礼上说过的话呢。咱娘俩一起，在新世纪，闯出新的路。”
在两个孩子的啼哭声里，杨庆莲紧紧攥住她的手。
新世纪，是被她们过于炽烈滚烫的热盼，给召唤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