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大面积收获的季节，姚总却一塌糊涂地破产了。破产的原因简单而又寻常，他负责总承包的浦灵大厦工程在建到第十层的时候向黄浦江的方向倾斜了八十厘米。整个在建工程从正负零以上必须全部拆出。企业的损失在五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对于大款的姚总来说就意味着倾家荡产，颗粒无收。
这件工程质量事故的发生，震动了上海乃至全国建筑界。各种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新区政府和建筑管理部门提前就这个事件进行了内部通报。王主任和方经理参加了会议。第二天，我们就在电视屏幕前看到了一个定向爆破的热闹场面。只见一座黑乎乎的高楼随着一阵浓烟纷尘的涌起就地坍塌下去，即刻变成了片隆起的废墟。
新闻切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兴奋点，一时间成为我们的热点话题。它像一面钟，高悬在上海建筑群的上空。也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也照着所有驻沪建筑企业。在这个触目惊心的事件面前，当我们狂热的兴奋稍纵即逝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切肤之痛的感觉。
王主任没有看到当天的电视新闻，但对我们必须认真看作了明确交待。那天他夫人的病情非常严重，处在生死的交接点上。侍候病人的小保姆打来电话，让他务必到医院去一趟。他回来之后便问播了没有，看了没有。我们说播了，看了，那个毁灭的瞬间很精彩，让人感到撕心裂肺。
紧接着，王主任率领我们办事处全体行政管理人员赴现场参观。那天天气阴晦，上海滩笼罩着半透明的雾气。我们租了一辆豪华大客车，像旅游一样，去看那处破败风景。连汪涵涵也去了。她觉得这种事一生难得遇上几次，在上海滩更是难得一见。听秦会平回家一说，就拖着秦沪一郎赶来了。小东西坐在车上很高兴，一路呀呀学语，笑个不停。他对谁都叫爸爸，他只会叫爸爸。汽车在一片欢歌笑语中驶向爆破现场。与我们同时到达的是某大学建筑系的一群研究生，他们在导师的带领下从建筑力学的角度研究工程失败的原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山崩地裂般的疼痛，叫人想到唐山大地震的毁灭性场面。人们用悼念的目光审视着横七竖八的破碎墙体，简直无法叫人把它与十层高楼联系起来。秋天的风从远处飘过来，唱着一首凄惋的歌，一股粉尘飘然而起。王主任和方经理从渣堆中往上爬，目光在断裂墙体的截断面处寻找着，像是在检查施工过程中是否有偷工减料的行为。他们的心情可能像废墟一样碎乱。我一直站在那里凝视。对于建筑企业来说，没有比这种结局更为惨痛的了。而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种反面教材更生动的了。王主任的脸一直板得很平，就像面对他的病人一样露着几分忧戚。王主任说，这堆废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死亡的过程，这就是姚总那个企业的尸体，它已经粉身碎骨了，肠肠肚肚都在外面。王主任说话时，他手中拿着一块蓬头垢面的砖块，砖块上有个湿痕，是秦沪一郎在上面撒的一泡清尿。
为了读懂姚总这本满纸败笔的书，我们的几支建筑队伍都放下手中的活陆续赶去参观。这是王主任的要求。他要求以此为教材，全面进行内部整顿。依然强调质量是第一位的，技术是第一位的。那天在施工队负责人会议上，王主任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你们造的房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你们就去自杀，悄悄地自杀，我们不会阻拦。要是活着，也会让上海滩的目光杀死的。与其让别人杀死，不如自己死了干净利索。可以先把坟墓挖好。会后，施工队的每个负责人都用极其残酷的语言立下了质量责任状。因为他们不想死，还想建几栋好楼。建筑对他们的诱惑比生存对他们的诱惑更大。
姚总的企业死了，可姚总并没有死，也没有自杀的念头。他很困难地活着，等待着事故调查的最后结论，也等待着对他本人的审查。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姚总。也不知道后来对他的审查结果如何。当然我们也没有关心和留意他的下落。我们太忙，根本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可以肯定的是，他所领导的那家建筑公司是彻底从上海滩消失了。犹如一块肮脏的乌云从天边划过之后，就什么痕迹也没有了。王主任谆谆告诫我们，在上海这个滩里，谁要不小心就会消失的，既然有第一个，就可能有第二个。无论是谁，要在这个滩乘风破浪一帆风顺地走，就不能掉以轻心。
那天，接到陈雪梅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收到了我们汇去的两万元钱，她感动得哭了。这是她意想不到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她姚总的情况，令我惊讶的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冷笑着说，老大一把年纪了，成天想着玩女人，能够不垮的吗？要么单位垮，要么身体垮，他总得选择一头。她丝毫没有同情他的意思。依我看，姚总尽管是咎由自取，可陈雪梅也是有责任的。女人可以造就一个男人，也可以毁掉一个男人。我放下电话，脑海里浮现出姚总那可怜巴巴的形象和陈雪梅那严重缺水的面孔。他们的缠绵没有了，嫖也好娼也好再也没有了，欺骗也好玩弄也好统统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各自一身的暗疮和天各一方的渺茫。让我们阅读一个无可奈何冷冰冰的结局，没意思，一点都没有意思。
大宋和小宋一直想去看看被炸掉的那幢楼。只是苦于我没有时间陪她去。那天终于有了机会，我们仨就去了。事隔半月再见到那堆废墟时，那里又成了一个新的工地。许多外地民工在那里收拾残局，疏理废墟上裸露的钢筋。然后把渣土清理出去。铁锤打砸水泥铸品的声音刺耳地响着，甚嚣尘上。大宋小宋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唯恐飞溅的石渣冲过来。挥汗如雨的工人们不时地朝我们张望。大宋说看到这样的场面非常难受，给人一种分崩离析的破碎感。她居然说这是一部大型交响乐的题材，从楼房的破碎中可以看到灵魂破碎的影子。小宋说，建设的时候民工们干这些粗活，破坏的时候还是这些民工。同是一双手，干出来的事千差万别。还是民工们好，什么责任都不负，好坏都挣钱。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石块在我们脚下绊来绊去。我们被维持秩序的安全人员驱赶了出来。后面无理的喝斥声连同詈骂声一起传开，叫人听了很不舒服。大宋问我，他们是不是在骂我们？我说不是，他们在发泄一股怨气，在咒老姚。
当废墟全部清除，再次夷为平地的时候，这个震惊上海滩的工程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它的总承包权。作为发展商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动找到了我们单位。好像这是上帝安排命中注定的一样，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谁也夺不走。当初联系这处工程时，也是方经理出马签定的意向合同，中途叫陈雪梅偷取了情报弄给了姚总。结果姚总弄了个一败涂地，反回来又给了我们。方经理说这是物归原主。他脸上洋溢的笑意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喜出望外。如同被警方追回一笔失窃的巨款，他的高兴与去年的气愤一样引人注目。一高兴，他就把那双胖胖的臭脚往沙发上跷，哼着轻松调子，脚板有节奏地叩击摇晃着。黄小苗从抽屉里取出一瓶空气清新剂满屋喷洒，屋里顿时飘起一股香臭杂陈的混合气味来。方经理扬起头，吸吸鼻子说，怎么是这种味儿了？还没有脚臭味好闻嘛！黄小苗说，脚臭终归是脏东西。方经理说，凡是自己的都不觉得脏。它可比化学药剂好，那东西对身体有害。
那些日子上海滩天高云淡，太阳照亮了我们舒坦的心情。办事处的卡拉0K利用率最高，大家拚命地把沙哑的生硬的嗓子往里灌。话筒上流着每个人吐出的热情和豪气。正式签定浦灵大厦施工合同那天，大家弹冠相庆，情绪更高，中午破例到浦西去吃饭。大白天在天皇娱乐公司大跳一回。王主任因夫人的病没有去成。我们却因为他没去成而更加自由，童性和天真大肆张扬，漫无边际。我们进入了短暂的无政府状态。每张面孔都风和日丽分外宜人。这种气氛唤起了我强烈的创作冲动。仿佛有许多五光十色的歌词弥漫在上海的天空，如云雾一样在我脑海里游荡，任我挑选任我捕捉。我静静地坐着，做出一副办大事的男人面孔，严肃的表情集中着我的创作欲望，在额头上凝成了一个小山丘。我的想象在飞驰。我想把世界、把上海滩、把我自己都统统撕破，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然后根据需要拾取歌词内容。这时世界上的每个物件都会变成一个个音符，组合成变化万千的音乐，我们每个人便都是一首小曲了。
我力图趁那几天的良好感觉弄几首歌词出来。我抓住了每次灵感突发的机会。可我的热情与我的目标相差甚远，没有使我感动和满意的东西。我就像一个便秘病患者，急于要拉，可上了厕所又拉不出来。刘山把他床上的一大摞文学作品推给我，让我读。那些卷了边的文学没有什么供我吸取的营养，固然不乏经典但却有些过时。还有一些小语随笔一类的东西，只适用于黄小苗汪涵涵那类小女人的情怀，对我毫无用处。我怀疑那些个人的小感情和牙缝里挤出来的小思想是否可以称得上文学。可刘山说，恰恰是那伙小男人小女人读者供养着今天的小男人小女人文学。跨世纪的一代乐于接受那些只言片语。世纪末的作家们都已经江郎才尽了，除了只言片语还是只言片语。他说这是作家的无奈，也是文学的无奈。可我却觉得满上海都是文学，也是历史。姚总是，陈雪梅是，王主任是，方经理是，刘山是，黄小苗是，大宋小宋是，秦会平汪涵涵是，包括我们建的一层层高楼都是。他们是文学，也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