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风风火火的瀑雨淋湿了我的心情。天热得脱皮。雨砸下来像在热锅里倒水，又闷又热。心境像雨天的路面一样不得清爽。我的歌词草稿《我的晴天》的修改因此而受阻停滞。我无法接受雨天给我带来的破坏性效果。那几天要写的工程材料又特别烦人，硬邦邦的建筑专业术语如同钢筋水泥一样碰着就生痛。我被一种无端的煩恼所缠绕，自己又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左右思忖，上海没有使我不高兴的事情。天空、云彩、汽车、马路，都没有对不起我。可我总觉得丢失了什么忘记了什么却又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
那些天发生了一些笑人的事情。高梁地从浦东打电话，说到我们办事处来，走迷路了。刘山拿着话筒直骂，你这个蠢货，浦西到浦东，又不是从山里到纽约，怎么就迷路了呢？办事处你来过多少次呀。高梁地说他换了三次车，还是没找到地方。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在东方路。以前东方路就没这么长，现在长了许多。我们让他在五号电话亭旁呆着别动，然后我们开车去接他来。
高梁地穿着一身黄衬衣。他说黄衬衣很好，适合于他的职业，沾些泥巴灰尘也看不见。他说他在南京路的工地里就像呆在山沟里一样，一到南京路他就眼花，怎么也辨不清东南西北了。我想他费这么大的工夫到这里来，肯定有什么事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大楼快封顶了。他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刘山哈哈大笑，指着桌上的材料说，我们知道得比你早，把它写进季度总结去了。高梁地说，造房子真好玩，造好了就特别高兴，以前不明白小小人儿怎么能把房子造那么高那么大，现在明白了。他在说这话时一点都不害臊，也不怕别人说他没见过世面。他在破了的沙发上的坑凹处坐着，大家还在谈笑风生时他就呼呼地睡着了。一时间鼾声大作。鼾声消化了他的疲惫和劳累。看着他那歪歪扭扭偏倒在沙发上的样有伤大雅，叫人想到一个曾经犯过法的人，正通过劳动洗刷灵魂革故自新。他醒来时脸上布满了沙发的皱纹，嘴角上挂着一丝长长的涎水，涎水被灯光折射得晶莹剔透。我问他母亲怎么样。他说他娘胖了，对他现在特别放心，一放心就长了许多肉。
高梁地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说我们这里少了个女的。刘山说，我们这里女的本来就少。高梁地说，不对，是少了一个，挑高个儿的，脸很白。我说，你说的是陈雪梅。高梁地说，对，就是她，姓陈的那个。陈雪梅很长时间没给我们联系过了，她在我们的记忆中已剩得不多了。幸亏提起了她。记起一个人是容易的，忘掉一个人照样也是容易的。我想，我既然能够经常忘记别人，别人也是能够经常忘记我的。
那天我送高梁地回南京路，怕他又走错了路，我一直把他送到工地之后我便到小宋的豆豆服装店。小宋说，她店里新进了一批花格子麻纱衬衣，穿起来特别清爽利汗，让我穿一件到单位上去做广告。他们都说这衣服质量不错。我把他们鼓动起来>人买一件，小宋全部实行九折优惠。刘山说，上海人的优惠可都是宰人的，你可别不长眼睛啊！小宋说，谁宰你是小狗，我这里的价格，是名副其实的全市最低价。刘山穿着新衬衣，神气地挺挺胸脯，拍拍微微发胖的肚子说，怎么样，像个大款吧。小宋说，还行，能骗几个姑娘的。
衬衣给我们带来了良好的感觉，却给王主任带来了不祥之兆。第二天早晨，王主任穿着新衬衣上班，刚坐下，最上面的那颗钮扣就自然脱落了。王主任听到扣子落地的声音心头像击了—拳，马上脸色一沉。黄小苗给他钉上扣子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好像又有什么事了。王主任办事从来讲究预兆，扣子乃胸前之物，是不能随便掉的。连续几天他心头就有些忐忑不安，每天上班，一放下手提包，就要向菩萨顶礼膜拜，烧香叩头。他干这些都是避开他人，悄悄地进行。只要闻到香气，就知道他又虔诚了一次。在那些日子里，他最担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接电话，他一接电话就担心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工地上的安全问题，他一直把那根弦绷得很紧。二是时刻警惕着夫人的病情，稍有不适，他就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而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妻子全身叫痛。到医院一检査，医生用大事不妙的口气说，好像已经癌扩散了。
王主任妻子是从扑克牌桌上离去的。下班之后陪病人打牌，成了同志们业余时间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实际上王主任并不喜欢打牌，为了给病人寻开心，他只好硬着头皮上桌。病人喜欢贏，就让她贏，对家就要故意把牌出错。打别人一个光头，病人就高兴得不像病人。可那天下午，病人刚刚拿到一把好牌，就叫全身痛起来了。把桌子一收，马上送她到医院。也许是个癌扩散的日子，车一开进浦东南路，一辆救护车就呼啸而来。世界上大约除了艾滋病外，再没有比癌症更可怕的了。除了死亡，也再没有比癌扩散更可怕的了。病人倒是很坦然，她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厄运一直贴在她并不遥远的时间表上。自从得了癌症之后，王主任也曾在各种不同场合大肆阐述生与死的大道理，但却难以掩饰他内心的脆弱。把生与死从理念上置之度外是容易的，可当死神来临的时候谁都不可能笑逐颜开地迎接它。对于伺候病人的上海姑娘来说，她也有些承受不了。大半年时间照料与交流，跟病人的感情日益加深。失却病人就意味着失却一份情感、失却一份工作和两千元的工资。病人在健康状况良好的时候，她也算轻闲了好大一阵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她该抓紧时间来伺候她，想尽一切办法让病人舒心满意。她像一个秘书给病人讲故事读报纸，让病人静静地品味。
王主任又变成了热上的蚂蚁。他每天照例要到医院去一趟。如果不忙的话，他会在那里一呆半天。他用大哥大遥控指挥单位里的事情。如果他要外出谈业务，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
能代替他到医院履行看望病人的职责。黄昏时候，王主任不再呆在家里或办公室享受空调。他独自一人来到高架下面散步，若有所思地等待晚风和夜幕的深人。在幽暗而空旷的地带，只能看见他烟头上的火星忽隐忽现地闪亮着。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会什么时候回去。以前刘山和黄小苗经常在那里谈恋爱，地上是一片宁死不屈的杂草。王主任就蹲在或站在草坪上。方经理说王主任瘦了一圈，王主任本人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自已是不会瘦的。他有理有据地说前几天称了秤，又长了两斤。刘山最清楚王主任的体重。他说王主任在撒谎，那天称了秤，少了九斤。他说自己长了，是在掩饰一种痛苦。就在说这番话的第三天下午，苦心积虑的王主任在闷热中中暑了。他被送到东方医院就医数日。王主任躺在那里的样子很像我感冒时的那种状况，尽管难受却依然坦然。只是他胖乎乎的高大身躯比我威武得多，病床上托起一股巨人之气。他在交待工作时，方经理说，你也难得病一回，放心地病吧。我试着当几天头儿。
王主任从医院回来就接到陈雪梅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王主任批评她不该不辞而别，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应当打个招呼才对，否则连下落都不知道。陈雪梅说，她当时好像有种没脸见人的感觉，甚至想到了死。王主任很理解地笑了笑，把话筒递给了我。陈雪梅说她是在心情最好身体也最好的时候打的电话。她说北京风景特别好，是个治病的好地方。可她很想尽快回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我告诉她，我们当初最怕的是她寻短见，跳江或服毒什么的。她说她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我说这很好，就是要想得开。想得开才是对待性病的正确态度。当然还有一条，想得开也不能再传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哈哈大笑地说现在不会了，她想到性生活就恶心，就想吐。这辈子她将跟全世界所有男人一刀两断，不会再被男人们的臭钱和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她真正的生活将从没有性生活的生活开始，这就是她的新生活。我想，她很可能在一个很安静而又陌生的地方打电话，说话依然随便得叫人乍舌。我想象着她一定是面带笑容，穿着病人服，一副开心乐意的样子。直到王主任提醒我们说话跑了题时，我才把电话挂上。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要给她汇两万元钱去。
当时我就吩咐黄小苗，按照陈雪梅所说的地址给她汇款。方经理说，得了性病医药费还要报销，真不赖呀！王主任一听就有些生气，说，你也不要有意见，你哪天得了性病，我们还是照样给你解决药费的。方经理说，我这辈子没这福气了，弄个高血压恐怕还差不多。看着方经理那张喜形于色的脸，我发现，健康久了的人对疾病居然还有点渴望，老是健康着也没什么意思。
在那些日子里，应当说我们还是过得比较充实的。上海滩奠定了我们发展的基业，不能说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但还是算有点作为的。每一页日历翻过，我们的高楼就拔高一节，汗水就要多洒一层。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才有，而是许多人都有。奇怪的是，目标愈是清晰，愈觉得模糊；愈是接近，愈觉得遥远。我怀疑是不是特别充实了，充实本身也会变成一种空虚。人这个怪物有时实在难以理解。那天上午，刘山用海派风格的目光审视着沙发的凹处。他越看越不顺眼，咬牙切齿地提议要对办公室的基础设备来个除旧布新。他说我们是大公司，要有个大公司的派头，一副寒碜样子像什么话，又不是没钱，又不是浪费!莫名其妙地在办公室嚷一阵。他的意见立即得到主任的支持和肯定。于是连同我们的办公桌椅都统统换掉了。公司展现出太平盛世的显赫和辉煌，一看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前途似锦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