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把我的生活烧了个小窟窿，让我在恍惚之中体验无边的人生乐趣。这在我的经历中，像这种耐人寻味的事情并不多见。而当我彻底痊愈之后审视我周围的世界时，上海的一切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短短几天。正因为是短短几天，我没有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和幅度有任何预料。高烧之前的雨不折不扣地渗透到我的记忆中去了。我上班的第一天并没有直接坐车到人民广场，然后转乘到办事处的车。而是从我们那个优美的小区出发径直步行到了南京路的工地，这条路线是我发烧时获取燃料的路线。我们伟大的金路大厦工程像雨后春笋一样拔高了一节，起重机像一个巨大的手臂在蓝天上空拿着笨重的建筑物品。在那个工地现场，已经没有了一个可以了解工程全貌的良好视角。我想东坡先生那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句子就是在我的这种感觉中写成的。要看到我们的工程壮观到什么程度，只有站到离这里更高更远的地方去了。
一路过江再到浦东来，又有许多高楼跟我们工程一样拔节似地往高处长，多了几条陌生的路和公司门牌。上海的每一天都在向最体面的方向走近。一流的速度势不可挡。那个陆家嘴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前两天感觉还像幼童换牙的嘴，总能见到几处脱牙的缺豁，几天之后便齐匝匝的了。我不敢多在那里逗留，我像刚来上海一样激动。医学家说了，刘山也说了，激动过多有害健康。我只好逃离这个容易叫我激动的地方，迈进了广阔的浦东大道。我尾随一身黑色长裙转人了东方路，黑裙子黑头发在我面前悠然飘动，叫我感到流动的火焰在随风窜起熊熊燃烧。就在我走神的时候，长裙子钻进了深邃的胡同。我在寻找长裙子的踪影时目光撞击着变化了的土地，企图找一块不变的土地与之对比，恐怕千里难寻了。我无奈地接受着一个变字，承认着一个变#。我记得在那段马路上，地下水道的水常常溢出地面，我曾经多次怀着恶劣的印象从那里掩鼻而过。个体饮食店泼下的泔水像南京路的游客一样，吸引着众多的蚊子趋之若鹜。现在，市政公司的工人们正在捣毁蚊子的乐园，揭开盖板全力整修。我想这很好，下次我从这里路过时，蚊子们不会再向我蜂拥而来，盲目地在我身上寻找它们需要的食物，然后又失望地飞走。我历来不愿让谁在我身上感到遗憾的，包括蚊虫。只要它们不叮我，我愿意牺牲一点什么让它们果腹而归。在陕西我都是这样的，何况在上海，我所面对的是繁华大都市的见过大市面的蚊子。
走过去在一片林荫下面，一群老者在那里锻炼身体。他们摆着类似太极拳又类似气功的一种姿式。我停下来看他们。他们都有资格做我的母亲或者父亲。他们手和脚在挥动中延伸着生命，把生命的皮筋尽力拉长。我理解他们，我看到了夕阳之光的美丽。上海是个滩，无论他们通过哪种方式，可毕竟在这个滩里活下来了，呼吸着九十年代末期的上海空气。对生者来讲，活着就是一种鼓励，鼓励自己也鼓励他人去扬起生命之帆。也许十年之后，我们人到中年再来这里时，他们已不见踪迹，更换了一批新的老者。可他们现在的活着，恰恰是为了我们的今后，我们共同的上海滩。再过几十年，我和刘山他们大宋他们也会来这里打太极拳的。也许那时我们的感慨会更多。
我就是这样停停走走，走走看看，看看想想地来到了单位。我的思绪依然在单位之外不肯进门。同志们都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病后的我，问我玉体康复如何。我说很好，阎王爷不要发高烧的男人。我发现我们办公室添了很大一盆君子兰和其他两盆杂花，茂盛地舒展着枝叶。看来单位的每一天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那个猪皮沙发陷下去一个很大的坑。我问是怎么坏的。刘山说，那天方经理坐在那里看报上的杀人案例，王芳也要看那张报纸，两人把报纸拖来拖去，方经理一个趔趄坐到沙发上，沙发就咔嚓一声责无旁贷地陷下去一个坑。劣质产品再加上一个肥硕的屁股，自然是不堪承受了。我又问我桌上的玻璃板是怎么坏的。刘山说是王主任弄坏的。那天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给王主任打电话，说他们要开发一批多层商住楼，听说我们单位信誉好、质量高、实力强，希望我们能跟他们合作。王主任一高兴，就将屁股搬上了桌子，接着便是一声脆响。这下好了，两个领导，每人用屁股损害一件公物，又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屁股，都负载着一百七八十斤的笨重之躯。还是刘山说得好，我这个小领导走了，他们当大领导的就没人管了。我又问陈雪梅怎么样。刘山说，她每天来办公室一次，给黄小苗辅导会计业务，好像在选继承人似的，可精神还是不大好。于是我决定去看看陈雪梅。
我拖着很短的影子进了陈雪梅的屋。正是正午，陈雪梅刚从外面打针回来。歪着坐在床上，见我去了，轻轻一笑。她说听说我前几天发烧了，那几天她懒得动弹，没能去看我。我问她身体好些了没有。她看看门口，把目光收回来说，身体比以前似乎差些了，要彻底好利索，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她说自从她请了假，身上全是异样的目光，已不怕别人笑话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谁能保证自己不得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专心治病才是主要的。
看着她那苍白消瘦的面孔和干裂的嘴唇，我心里有些难受。我力求在她憔悴的皱纹里寻找昔日少妇的风韵，却已红颜难再了。性病的折磨和精神的打击正在风化她的青春岁月，蚕食她的美好时光。她的下陷的眼眶里的目光在屋内绕过一圈，然后回到自己的脚部，黯淡无神地盯着皮凉鞋说，有些时候，我就特别想死。要不是有个儿子，我真的就死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死是随便说的么？不就是那点病么？陈雪梅说，你不知道那滋味儿有多难受。别人得病可以拿上证明理直气壮地请假，我呢？比做贼都羞人。
那天我俩谈了一个中午。我就像个心理医生一样，听她诉说，然后给她开导解释，帮她放掉思想负担。我突然明白我是多么笨拙，多么迟钝，竟无法使她破涕为笑。论及起来，她跟单位的人关系都不错，我们也称得上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但却没有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她唯一能说私房话的是王主任和我，也许因为我们是她的上司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孤独和苦闷。在上海，在浦东，在我们单位，她举目无亲。唯有一个姚总，可只是另一种关系。自从她得了病，很少打交道了。她没有告诉他病了。她恨他。她认定这病是他传染的。在上海，人有等级，病似乎也有等级。严格地说尽管没人歧视她，可让人恐惧的是她的病，让人瞧不起的也是她的病。以前汪涵涵常把秦沪一郎领来玩，现在来了便坐得远远的，没有了以前那种亲密无间，没有了以前那种语重心长。一句话，疏远了，陌生了，距离拉大了。只有王主任夫人还照来不误，两个同病相怜的一对，话也投机，她反正有癌在身了，还怕性病！而与陈雪梅同居一室的黄小苗，除了晚上睡觉回去之外，平时都与刘山在一起。前不久，方经理在外面租了房子。年龄大了，他嫌几个人住一起太吵。同时又考虑刘山在恋爱期间，他成了绊脚石一样的人物，有些碍事，便自觉地搬走了，又留下一张空床。刘山好高兴，这下好了，这个空间独立而又自由，黄小苗连洗漱用品都搬过来了，扔下了陈雪梅孤零零一个。再说黄小苗跟陈雪梅在一起，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说，黄小苗对她敬而远之可这下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人在许多时间可以什么都不用，但却不能不用嘴。嘴不闲有时也空虚，闲了就更加空虚。按说陈雪梅应当采取隔离治疗的，可这话我们不好说出来。就怕她怀疑我们嫌弃她。病人多疑心，也不能排除她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能尽量让她随意，有事了就到单位去一下，平时就在宿舍呆着。王主任给她确定了个原则，不误事就行。
陈雪梅的精神进入了半崩溃的状态，这是不能怪上海滩的。既然上海滩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那么也就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死亡的环境。这就是生死法则。上海滩既然有金山银海，那么也有沼泽陷阱，这是生存方式选择的法则。它如同一个大舞台，戏是要演下去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要有才行。中国的性病历史悠久，它并不来源于上海滩，上海滩的性病也不来源于上海滩的青楼女子或花花公子。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性病一旦产生，它就不再有地方特色，它便是社会的毒瘤了。你只要胡来，只要不讲原则地寻欢作乐，你就是近水楼台，你就多一份机会，你就向性病快活地走去。陈雪梅就属于向性病快活地走去的人。在我们这支队伍中，她算是捷足先登了。
陈雪梅的难言之隐使她坚决拒绝与姚总发生关系。姚总先是困惑不解，继尔便火冒三丈。陈雪梅当初称自己身体不适，可身体不适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后来便称金属环自然脱落，导致了怀孕，她还煞有介事地要求姚总陪她到医院作手术。姚总说，我的姑奶奶，你怎么都可以，要我陪你去医院，可能吗？陈雪梅请假不久，姚总就叫人送了些保健品让她补身子。可人流只有七天的禁忌期，七天满了，又是麻烦。像他们这种关系，目的和要求非常明确。姚总在再三提出这个要求时，她都是不由分说地把他顶回去。
最后她不得不把事情挑明了。姚总也发现了自己有病。但究竟是谁传给了谁，谁是第一媒介的问题，两人互相推倭，争执不休。那天姚总来到办事处，直奔陈雪梅宿舍，气势汹汹地指责陈雪梅。起初两人声音都小，害怕有人听见。后来说红脸了，粗话脏话满屋飞溅。姚总骂她婊子。陈雪梅说，婊子遇嫖客，咱们是对等的。谁都光彩不了多少。你嫖了我，还传了病给我！我无牵无挂，巴不得早死。你有钱有势有地位，儿孙满堂，看谁付的代价大些！姚总听这么一说，真怕了，狼狈而去，骂着婊子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