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名叫平冈倭文重。我本名也姓平冈。可以说从孩提时代起，我是受到母亲的庇护才得以一直专心致力于文学的。我的父亲是一名官员，各方面都很规行矩止，很是反对我的文学志向。但是，母亲却在明里暗里袒护我，并培育了我的文学素养。
我对童年时期的母亲有着种种片段式的记忆，记得母亲以前总是梳着传统的日本发髻。中学时代，我曾将那幼年时的记忆写进了一篇名叫《绣球花》的作文中，这篇作文是模仿泉镜花而作，后来遭到了老师的训斥。我在文中讲述，在院子里的绣球花的花影处，出现了一位梳着日本发髻的美丽女性，起初我认不出她是谁，后来才发现那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年轻时就非常美丽，虽然身为儿子这样说有些不合适，但在学校里我也不由自主地为自己有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和同学们的母亲相比，我会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长年待在祖母身边，是由祖母养大的孩子，因此当我能与母亲一起生活之后，就整天想对母亲撒娇。上小学时，母亲会到学校来接我放学，回家途中，我被强行带去看牙医。不是母亲带我去的时候，我就会反抗，抵触治疗时的疼痛。但若是母亲带我去，我就会老实地跟着前往。看完牙医回家的路上，我要母亲买冰激凌给我吃，我记得那时吃到的冰激凌非常美味。
我逐渐热衷于文学之后，父亲曾怒气冲冲地将我尚未完成的文稿撕碎扔掉，当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了被撕毁的稿子，觉得非常伤心时，母亲则用心地安慰了我。
蒂博代[162]也说过：“本来文学这种东西，就是从女性的房间里诞生的。”虽说文学归根结底是个人独立的工作，但我认为母亲的那种庇护是必要的。在那期间，母亲瞒着父亲为我做主，请一位有名望的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结果这位先生回复说：
“你的儿子与其写小说，不如当个童话作家更好吧。”
母亲似乎为此很是沮丧。
在关于母亲的记忆中有一个非常清晰鲜明的回忆，那是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三月，我接到印在红纸上的征兵入伍通知书的时候。当时，我患了支气管炎，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我就这样抱病接受了入伍体检，但却被误诊为胸膜炎，于是被勒令即日返乡。
离开家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当日就能回家，因此母亲披头散发地哭着在门前送我出家门，而我至今仍能想起母亲送别我时的样子。如果我就那样去了部队，我想，留在母亲脑海里的，也还是一个可爱儿子的印象吧。
战争结束，我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一个文人，此后又开始了同新闻界打交道的纷繁喧扰的生活。母亲身为政府官员的妻子，她的父亲又是一位儒学家，因此她的生活环境一直是严肃规矩的。但同时，母亲的兄弟姐妹们却都爱好游玩，夏季就会去湘南地区避暑，和朋友们一起热闹玩乐，所以在那期间母亲似乎也逐渐对文学、艺术、戏剧等产生了憧憬。于是，母亲在自己循规蹈矩而又质朴的生活中，将当年内心怀有的梦想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在母亲对我的庇护里，是可以认定有这种成分的。
我三十来岁的时候结了婚，不过，婚后还是和母亲住在同一宅邸。现在因为有了孙子，她便将从前对儿子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孙子身上，理都不理我了。
她现在的口头禅便是：“孙子比你可爱多了。”
不过，过去的习惯依旧自然而然地保留着，我还是会让母亲阅读我的新作，并且也会陪她去看歌舞伎。
母亲对阅读我的新作总是抱有绝对的自信，她会说：“凡是我说好的作品，一定不会错。”不过，有时也并非如此。
最近，母亲读了我的剧本《萨德侯爵夫人》，评价说：“多么无趣啊！”但是，作品一经上演却大获好评，因此，她不服输地说：“我的评价偶尔也会有不准的时候啊。”
母亲从很早以前身体就不太好，在儿时的记忆里，我总是在担心母亲的健康。来我家拜访的客人里也有神经大条的人曾对我说：
“若是你母亲早早去世了，往后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啊！”
这话让少年时候的我十分恐惧。
但是，或许是柔能克刚吧，母亲的身体反而逐渐好了起来。更年期之后愈发地健康，最近她甚至开始做起了家庭法院调解委员的工作，这若放在以前的母亲身上，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近来，母亲逐渐忙于调解委员工作的事务，每天都因为繁忙的日程到处奔走，因此偶尔也会有见不到我的日子。有时即使见了面想要和她说话，她也会被孙子缠住，甚至连和我说话的空闲都没有。
看来母亲的新工作给母亲带来了新的活力，好似在她现在的年纪又开启了第二次人生一样。因为，母亲之前一直以身为官员的妻子不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原则处世，但她现在作为调解委员开始直接地接触社会，我想也许是那些迄今为止她所不知道的事物，为她打开了眼界。她过去曾在简朴单一的官员夫人的生活中满怀对艺术和文学的憧憬，并曾将这憧憬寄托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但儿子成了缺乏诗意的、无趣的俗人，她自身也在见识了所谓艺术的内里之后，产生了对艺术的幻灭感。同时，在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她开始接触到了活生生的“人间烟火”，以及各式各样有趣的和暗示人生奥秘的故事。但是母亲也非常认真地恪守职业秘密，并没有提过任何相关的只言片语。她不愿谈及工作上的事，严词拒绝我说：
“小说和戏剧的素材要靠你自己去寻找，我的工作内容，在职业性质上是绝对不能对他人谈起的，所以我是一概不会说的。”
今天，母亲也因为家庭法院的工作，兴冲冲地外出了。
我有时会稍微隔开距离，禁不住微笑地——这样表达，不免有些奇怪——远远地看着母亲，看着她似乎走进了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她接触到了人生当中最真实的一面。
1967年10月发表于潮文社编辑部编《谈母亲》
[162] 蒂博代：1874—1936年。法国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