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长子出生后，我便时常思虑他的未来，内心会感到惴惴不安。女儿尚好，迟早要嫁作人妇。如幸遇良人，便顺从其夫，从旁辅助其事业。因此，女儿的未来尚有借恃未知外力的种种可能。
然而，一个男孩子，生为作家之子，身处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中，要教导他懂得何为“社会”，便成了一个问题。大体上，从事“作家”这个职业的人在日本仅属于少数，在这种特殊条件下莫名生出的烦恼便极为缺乏普遍性，所以本不适宜在这里公开地抱怨，但还望诸位能出于共通之“可怜天下父母心”，予以谅解。
未满四岁的长女常常会发问：“为什么爸爸不去公司上班呢？”她对此已经开始感到疑惑了。“父亲在家工作”，这样的家庭，在孩子的世界里已被视为例外了。
不仅如此，我习惯在深更半夜里工作，早晨上床睡觉，过了正午才起床吃早饭，这是我多年保持的习惯。我选择精神最容易集中的时间段来工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作息方式。起床后，接待访客、接听电话，这类事务基本处理完毕后，我便出门参加聚会、运动锻炼或做些戏剧工作之类。然后，直到孩子们酣睡后才回到家中。
在孩子的眼里，这样会显得非常奇怪吧。在他们长大成人理解父亲的工作性质之前，这种奇怪的印象便会根深蒂固。我想小偷的家庭也一定如此。
随着儿子不断成长，他理应将目光投向外界更广阔的社会中去。而家中有个整日闷在书房里的父亲，这种不外向的形象会阻碍他视野的开阔。原本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每天早上走出门去，走向外面的社会。这个社会好比深不可测的大海，那是一片广阔的、充满活力的、尚不允许小孩子踏入的世界。孩子注视着父亲驾着船在大海里渐行渐远，直到帆影逐渐消失不见。……当夜幕降临，渔歌唱晚，父亲满载而归。然而家里没有鱼塘，父亲待在家里却能钓到鱼，在孩子想来，这无论如何都是很奇怪的事。
再长大一些，父亲的生活与父亲在现实社会中不稳定的地位，儿子恐怕会对这两者间微妙的失衡感到困惑吧。虽说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收入也有所增加，但这毕竟是无法传给后代的事业。待死后，只有作品留给社会，如果是知名作家，最多就是将作品的残余价值——金钱（本质上，那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留给子孙。绝不可能像实业家那样，让后代继承家业；也无法像社会上的普通人那样，留给子孙可以沾亲带故、泽被后世的“情面”，或者师徒情谊、上下级之类的裙带关系。作家只靠作品决一胜负，在文坛，“情面”是不管用的，只能自力更生。因此，作家的社会地位只是看上去有所提高，实质仍是有名无实的。另外，作家生前，生活大多都是奢侈浮华的，为了补偿高强度的精神劳动，会比一般人更加追求消遣享受，而看上去是游戏玩乐的东西全都在无意中成为素材运用到了作品当中。但是，如果自己儿子没出息，只看到父亲表面的生活，并且以为自己与那些同样奢侈，但其实财产地位远比自家稳定的实业家的儿子一样，那他便会自欺欺人地贪图享乐吧。他也绝不会想到自己搭乘的是一艘明天就可能沉没的泥船吧。
如果站在父亲的角度考虑儿子的未来，我只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成为一名作家。无论世间的喝彩令人有怎样的愉悦，我也不想让他选择这个一如表演杂技走钢丝般危险的职业。这一职业表面看上去似乎很不错，但只有作家知晓其真正的危险性，而看不出其中危险的人也没有资格当作家。
另一方面，作为父亲，我也有我的偏见。这也是艺术家共有的偏见——容易过高评价世间最平凡的幸福——即便生活困苦、没有出人头地，但作为一个健康的普通人能够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简简单单地度过一生。艺术家偏向于对这样的人生倾注过多的梦想。与艺术无缘的朴素平凡的幸福可能被他们过分地理想化了。
尽管我幻想着儿子将来也能得到最平凡的幸福，但他自然会有他自身独特的个性。如果他知道父亲不想自己成为作家，反而会出于逆反心理偏要当个作家也说不定。（至于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办法，我只能想到应该强烈建议他“当个作家”。）而且，他如果知道父亲渴望平凡的普通人的幸福，也许会嘲笑这种梦想太过简单平庸吧。这世上没有人能够知足常乐，正因此，社会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实际上，倘若人只有在朝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幸福感，即使那是个虚无缥缈的目标，那么只要不是个过分游手好闲的儿子，他也必定会选择通过学校的学习和考试，参与到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去。其结果就是长成一副脑袋硕大又面色苍白的样子，这是作为父亲最担心的。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能力就是智力，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智力、意志力，再加上体力，具备这三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如虎添翼。但是，要想均衡发展这三者，有多么的困难，作为父亲，我自身是深有体会的。
就算长个大脑袋，只要能有出息，作为父亲也就满足了。但令人担心的是，身为作家的儿子，对于社会，对于人，他会不会受到父亲的不良影响，成长为一个冷嘲热讽、超凡脱俗的年轻人。父亲身为作家，如此也就罢了，若是社会上的一般人拥有这种世界观就很麻烦了。在各种意义上，我都无法成为儿子的好榜样。不同于父亲在书房里纸上谈兵，儿子必须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而他若是被父亲的只言片语所影响，去逃避那些来自社会的种种烦恼，养成这样的态度面对社会就糟糕了。做父亲的虽然害怕儿子变成放荡子弟，但更为担心的是他成为精神上的浪子。
虽说现代社会的至高能力是智力，但支撑智力的基础，毫无疑问就是健康。一个人无论多么有天分，如果体弱多病，那也是百无一用。此外，身为男子汉，仅仅健康显然还不够，体力是必须具备的。要想拥有身为男人的自觉意识，还需要肉体上的勇气。这也是我自己经过常年思考得出的结论。一个男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有强壮的体魄与力量的自信。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只是由聪明的精英阶层组成的，面对无知的人，要证明自己的优越，只有依靠肉体的力量和勇气。我的父亲与祖父都不擅长运动，我自己也没有得到过他们的亲自指导，所以我想至少在这一方面，能给予自己的儿子微不足道的馈赠：那就是等儿子长到了适当的年纪，我想亲自教他学习剑道。
这也是因为艺术家的家庭虽然充满着知性、情感，也能让孩子见多识广，但这种氛围并不适合培养男子汉气概。为此，为了儿子我必须弥补这一缺陷。
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记者如何请求，我也不会让他们拍摄家人的照片，尤其是孩子们的照片。如果孩子在杂志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出，就会被刺激出特有的虚荣心，明明没有任何内涵，却以为自己是某种特殊的人。这种影响不断累积，可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吧。尤其会误导儿子关于社会这一观念的形成。我一向将孩子视为完全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因此从尊重其人格的角度，我也不愿意把他们当作新闻卖点，或让他们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作家的工作场所和家互为一体，导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孩子往往容易被访客们的恭维话给宠坏了。不仅仅是被宠坏，孩子在这种环境中娇生惯养，会让他们在面对那些有家庭、有地位的客人时，也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不会察觉到这些客人只是为了工作才甘愿忍受小孩子那些调皮的恶作剧。如果对此放任不管的话，不知不觉中，他会认为冷酷的社会也像甜蜜的糖果一般，最终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思前想后，我并未能给儿子提供一个适宜教育的环境，对此我必须向儿子表达我的歉疚。但总是杞人忧天也无济于事，未来终究还是要靠他自身的能力和意志成就。他既然是我的儿子，应该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气馁、偏激或一蹶不振吧。至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1963年7月发表于《教育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