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的大江健三郎[148]先生和再上个月的深泽七郎[149]先生都谈论了“母亲”这一话题，这次轮到我了。要说我们这三位作家的共通之处，或世人认为我们的共同点，那就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三人都具有相当强烈的恋母情结。原本我就主张作家的才能来源于恋母情结，所以能追随以上两位作家谈论同一话题，我感到很高兴。在恋母情结这一点上，谷崎润一郎先生是毫无疑问的代表性作家，川端康成先生、舟桥圣一先生[150]也都如此。谷崎润一郎先生尚年轻时母亲便去世了。在他“永恒的女性”这一理念中，他母亲的美丽身影始终如影相随。
我的母亲出生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她现在五十三岁了，今年春天生了场大病。做手术时，她对医生说不想手术后留疤痕，让医生很是为难。直到她脸部消肿，恢复原貌后，医生对她说“夫人，您又变漂亮了呢”，她才觉得非常开心。
我年幼时，大约在断奶前后，便被带到祖母身边，由祖母抚养长大，这让母亲很是苦恼。对我而言，母亲，就像偷偷幽会的对象，或是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人般的存在。母亲当时似乎有许多烦扰，婆媳间的烦心事，自己孩子被婆婆强占的悲伤等等，但她从不曾让我有所发觉。母亲偶尔悄悄带我出门的日子，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就像与情人幽会的日子一样快乐而美好。
例如，母亲会带我去看牙医。她会到四谷的学习院初级班来接我，放学后我们便一起去牙医诊所。牙医诊所位于从四谷站出发靠近市之谷的地方。那时是什么季节呢？好像是春天，我记得从学校前往四谷站，沿途有蝴蝶在飞舞着。由母亲牵着手回家，让我觉得欢喜又得意，想着如果这不是去看牙医该多好啊。那日阳光灿烂，学习院初级班的学生们背着书包，由各自家里的佣人领着走向四谷站。有的学生一边被领着一边倒退着走，让佣人很是愁恼。那时是赤坂离宫前还点着煤气灯的年代。
公园里的绿树随风摇曳，我想起秋天路过那个公园时，喜欢去捡橡子。我拉着母亲从公园里穿过，那里的喷泉不停喷溅出水花。
然后，到达四谷站附近卖气枪的店铺，我会把鼻子抵在橱窗上。因为还是孩子，鼻子很扁，压在橱窗上眼睛正好紧贴着玻璃。橱窗里摆放着满满的气枪，闪闪发亮。不过，在我们家是禁止买气枪的，因为我是被家人捧在手心里养大的，不可以玩危险的玩具。
不知是故意还是出自真心，我闹着不愿去看牙医，因为我想一直和母亲就这样走下去。于是，母亲为了哄我，便带我到那附近的咖啡店买点心给我吃。那时我感到非常幸福，点心的甜蜜和母亲的宠爱交融在一起。关于那之后被强行带去牙医诊所的痛苦，现如今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母亲一直对我很温柔，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不是母亲一手带大的，所以她也没必要对我严词厉色。我见到母亲时，她总是穿着漂亮的和服，美丽又优雅。开家长会时，我很自豪有位漂亮的母亲。我不喜欢母亲穿着朴素的和服参加家长会。学习院的家长会是一种社交场合，是悠闲的夫人们打扮得雍容华贵来交际应酬的场合。我希望我的母亲在那里看上去比别人漂亮，比别人年轻。并且，我很瞧不起某些朋友，他们的母亲就像邋邋遢遢的老太太。
我小时候，母亲的身体不好。一次，有位与我家关系很近、常来走动的熟人带我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和我一起吃饭时，他不慎说了一句：“你也是挺可怜的，我看你母亲大概是看不到你毕业了吧。”听到他的话，我对他感到非常憎恶，沉默着对他怒目而视。幸好这个不吉利的预言并未成真，自此以后母亲对我来说就像虚幻脆弱的存在，好像下一刻就要消失不见了一般。
那时，我着迷于埃里希·凯斯特纳[151]的童话《小不点和安东》，想象着故事里的雪花冰激凌是多么好吃的甜品。有一天，父母带着我去新格兰饭店吃晚餐。饭店位于现在的阪急百货公司顶楼。我想，当时在东京有现场演奏的餐厅大概只此一家。回家的路上，我说想要吃雪花冰激凌，父母很是为难，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雪花冰激凌，我却任性地认为一定会有卖的。但是，我们问了一家又一家店，最终也没能在银座吃到雪花冰激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在银座买不到的东西。
我的母亲出身于汉学研究者之家，在那里度过了幸福而又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是典型的大正时代的女孩。也许，在少女时期接受的教养——即便算不上教养也可说是一种生活色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母亲至今依旧保持着大正女子的气质。以前，流行过一种覆盖住耳朵的发型，母亲也曾梳过一段时间，而我觉得那种发型是最适合母亲的。母亲结婚前，正是竹久梦二[152]、冈本一平[153]、芥川龙之介[154]等人活跃在文坛的时候。那是一个在大地震[155]前，充满唯美惬意、情感过剩、抒情恣意的时代。母亲的少女时期与那段荒诞不经的风潮[156]无缘，而是属于古老东京的那种规规矩矩、一本正经的时代。在那种现在看来可谓道德示范的生活与情感中，唯独放任抒情与感伤肆意迸发。因此理所当然的，母亲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少女，更像是一个艺术少女。
不过，母亲嫁入的平冈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气。我们整个家族都是严肃的上班族，完全缺乏艺术气息。我父亲的母亲，即我的祖母，生于传统的旗本[157]武士之家，她喜欢美国的无声电影，也喜欢日本歌舞伎艺人，但另一方面，她又竭力保持着现今无法想象的封建式生活与情感。而我的母亲在平冈家，便失去了少女时期的梦想。
这种梦想自然而然便被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而在祖母的养育之下，身体羸弱的我越发变得敏感细腻，母亲亦越发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她丢失的梦想的影子。母亲希望我是个天才，并且期待着儿子能替她实现做一个抒情诗人的梦想。事到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母亲对我的期望是错误的，但我觉得，被人看作是艺术家的苗子，赋予殷切的期待，这似乎是有所必要的。我不是抒情诗人也不是天才，而是作为散文作家逐渐成长起来，但很长时间，我都没能从那个抒情的梦中逃脱出来。大概是我在潜意识里想要迎合母亲，成为她所期望的那种人。因为，我从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而我的母亲是我写的诗与故事的第一位读者，她为我有如此艺术天赋而感到自豪。
十三岁的时候，我才离开祖母膝下，回到住在涩谷的父母身边一同生活。于是我有生以来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弟弟妹妹。不过，虽然难得住在一起，三个人却总是吵个不停。
在那段时间，也就是我十三岁时，在学习院的《辅仁会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母亲是我的最佳读者。然而随着我的文学热情逐渐高涨，父亲成了我文学道路上公然的敌人。他担心我变成艺术家那样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对此，母亲总是明里暗里为我的文学成长提供帮助，因为无论怎样她一直将自己失去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
十五岁的时候，我终于决心要成为一名诗人。于是，托了某人的关系到川路柳虹先生那里，恳请他指导修改我的诗文。川路先生住在下落合，母亲携我前去拜访。我那时穿着学习院的校服，在现在看来完全是稚气未脱的样子，不知深浅地单手抱着写满诗的笔记本。我还莫名记着一件事，就是母亲那天买了李子作为见面礼带去。先生的家是一座小洋房，四周被茂密的树丛包围着。我们被带进客厅，庭院的风将窗帘吹得不停地飘动，川虹先生却迟迟没有出现，我太过紧张，以致膝盖渐渐开始打战。
“镇定一点，要别慌才行啊。”母亲鼓励着我。不久，先生出来了。他态度十分诚恳，接过我递给他的笔记本，快速地看了一遍。先生完全没有当我是个小孩子，而是将我视作已成年的未来诗人，我感到非常高兴。
可是，我最终未能实现成为诗人的愿望。虽然按照先生的指点，我尝试着对自己诗的意境进行过种种改变，但在我体内并不存在真正的独具一格的诗人灵魂。
不过，对同时期创作的小说我却倾注了满腔热情。我写了一篇又一篇，因为我小时候也不运动，放学回家后，除了写作便没有其他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时我写作起来几乎从不推敲，只是任由感性飞扬，肆意创作，所以五十页、一百页的短篇轻而易举便完成了。而我也没有可以投稿发表的目标，就把稿子都放进了书桌的抽屉里。
但这就像是我与母亲合谋而做的一件秘密工作。母亲会阅读我的稿子，并给出诸多意见，而父亲连写都不允许我写。有一次我正在拼命写小说时，父亲突然闯进来，将我写了一半的稿子全部撕碎，扔进了纸篓里。母亲对此强烈抗议，并为我伤心流泪。从大人的角度看，这种场景只不过体现出父母二人对孩子的期待不同罢了，但对一个心灵脆弱的少年而言，这种悲剧性的场面会深深烙印在心中，仿佛就此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一般。
我按照父亲所说，进入了大学法律系，并且当了一回公务员，可我终究还是走上了作家这条道路。这虽是实现了母亲的愿望，但我却没能成为她所期待的那种大正时代甜蜜浪漫的抒情诗人。我感到自己若不努力在现实与诗的世界之间寻找平衡便无法生存下去。渐渐地，我完全明白了以自己的个性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于是，反而是我变得希望母亲能支持我小说创作这个新的偏好。长大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个性里的真正戏剧化的成分是什么样的。
母亲的性格较为恬淡，在我考上大学和通过高等文官考试时，她都不曾表现得欣喜若狂，最多就是说了句“太好了啊”。她大概很讨厌那类典型的为孩子考上大学或出人头地而盲目狂喜的母亲吧。自从我进入文坛，母亲作为我艺术上的庇护者的一面被世人知晓，她对此未必觉得高兴。对于与我合照并登上杂志这种事，母亲总是难为情地推辞。
母亲喜欢做菜。在我开始有了文学上的交往之后，她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当我轮番邀请盆栽之树[158]的文学友人到家里来做客时，母亲便大显身手，一展厨艺。她对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我也觉得母亲的日本料理做得相当好。
母亲自己不曾写过小说或诗，但是她喜欢看戏曲。现在，我去看戏时也一定会带着她同行。母亲对戏曲的着迷自然是从前代梅幸[159]时期开始，最近的演员中她喜欢歌右卫门[160]。母亲也是个电影迷，她喜欢年轻时的克拉克·盖博[161]，那种迷恋的热情在现在的电影演员身上据说是找不到倾注对象的。她至今还珍藏着早已泛黄的年轻时的克拉克·盖博的照片。
直到结婚以前，我与母亲之间就是典型的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与母亲的关系，相当坦率没有拘束。母亲也很享受这样的母子关系，依旧阅读我的作品。不过由于我写得太多，她已经无法全部细读了。我想母亲是从已经成为职业作家的儿子身上才了解到艺术家的真正面貌的。与母亲所认知的不同，他们的感性与生活并不是全部都充满着艺术家式的纯洁而又抒情的色彩。随着我逐渐成为一个知名作家，母亲少女时代的梦想在我身上孕育，也在我身上破灭了。
如此，母亲与我一直和睦相处，几乎没怎么吵过架。
今年6月，身为人子，我终于结婚了。我的婚事能够顺利办成，有赖于母亲为我的诸多操劳。对于我年过三十还未成婚，母亲渐觉焦虑，一筹莫展。另外，儿子长时间单身，母亲也觉得难以面对世人。在这一点上，母亲与世间普通女子一样，最终，她还是希望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于是，在我快三十岁时，她便想尽办法开始劝我结婚。而我也打定了主意，在自己完全有想要成家的意愿之前，绝不结婚。这一辈子，我不打算做任何别人强我所难之事。所以无论父母怎样劝说，我都认为等自己有了结婚的想法时再成婚才好。
过了三十岁之后，逐渐地，我想结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并且，我以前就考虑过相亲，以这种方式参照身边的情况与所有条件，找到最适合我的女子与之结婚，并得到周围人的祝福。我的父母对此也很赞同。但是，我却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由于我的职业是作家，情况比较特殊，所以要定下一门婚事并不容易。由于这一不利条件，母亲似乎承受着普通母亲体会不到的辛苦。
在忙左忙右的这段时间里，我去年夏天去了国外旅游，今年1月回来。随即我便宣告自己打算结婚，可那时对象都还没有确定。正纠结于此的时候，母亲大病了一场。我完全不是因母亲大病才结婚的，可一切都在命运的神奇指引下。正为母亲的大病痊愈而欣喜时，恰巧我的婚事也紧锣密鼓进行得异常顺利。正所谓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就是这样柳暗又花明。这一切都不是人为的，我只是顺应了命运的安排。
母亲这两三年因为更年期综合征，身体变得很虚弱，再加上由于甲状腺肿大，肿胀程度越来越严重，我去年不在家期间，肿块就已经相当坚硬了。祸不单行，秋天我父亲生了重病，母亲又因照看父亲积劳成疾，等我回国时，她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大概在今年3月，经亲戚介绍，我们带着母亲到一位著名外科权威那里诊治，结果非常不乐观。那位外科专家诊断说，这有可能是恶性的，必须立即切除。显然，这吓坏了我和父亲，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再请一位癌症名医诊断一下，确认是不是癌症。于是两天后，我带着母亲前往癌症专家所在的医院。
那是早春一个寒冷阴郁的早晨，我开车载母亲去医院，全程心情都很郁闷沉重。到了医院被领进医生诊室，医生笑眯眯地听着我们自诉病情。然而，等他触摸母亲的喉咙根部时，突然神色大变。他那困惑的表情，连母亲都马上察觉到了。他立即叫来一位助理医生，两人一同为母亲触诊。我听到医生口中冒出了表示危险之意的德语“gefährlich”，我的脸色也变得不好了，我意识到事态恐怕不容乐观。
几分钟后，医生让母亲先离开，留下我听取诊断结果。医生说，这显然就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虽然手术本身有危险，但还是做手术尽量切除癌变部分比较好。医生的话真是给了我可怕的打击。医生和我谈话期间，母亲在走廊等候了很久，我很害怕等我去接她时，看到等待已久的母亲会露出怎样的神情。然而，母亲的面部表情并没有露出丝毫僵硬的样子，反而神色淡定地走进诊室，向医生道了谢。当然，我们不能告诉母亲她病情的严重程度。我很害怕要向母亲隐瞒这样恐怖的秘密。不管怎样，我仍然向她转达了医生的建议，让她立即住院准备手术。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之前，我为母亲买好了市立芭蕾舞团的门票，那天打算在母亲住院前带她去看。一想起那天的事，我就觉得脊背发凉。我从医院开车带母亲回了一趟家，到家之后母亲似乎想到了什么，说了句“我去趟美容院”便出门了。趁她离家后，我将医生的诊断如实地告知了父亲，他霎时脸色苍白，方寸大乱。父亲和我做好了一切精神准备决不让母亲知晓她的病情。可当母亲从美容院回来时，个性实诚的父亲完全藏不住他慌乱的神情。
我和母亲决定出门吃晚餐然后去观看芭蕾舞演出，父亲和我商量说他也想随同前去。他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你母亲出门吃饭了，我也想一起去。”不过我担心如果父亲也一起去的话，反而会显得很刻意，便说还是我和母亲两人去就好，父亲觉得有道理，便留在了家中。
我和母亲走进田村町的一家中餐厅。我心里憋闷，想多说些话营造气氛，但不管怎样都无法直视母亲的脸。母亲说这是住院前最后一次用餐，点了许多喜欢的菜。我想打起精神来，便拿起啤酒大口大口地喝，如果是平常的话早就醉了，可我当时并没有醉，反倒是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不知如何是好。饭菜上桌后，母亲意外地吃了很多，但我却一口也无法下咽。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吃呢，但之后便不再劝我。母亲一定已经知道了真实情况，一想到此，我更加觉得母亲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人心疼。也许母亲如此是为了给我力量，但我感觉好像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向我逼近，周边用餐人谈笑风生的世界，也仿佛突然离我远去。
按照计划，我们去看了城市芭蕾舞团的演出，但我从未看过那么奇怪的芭蕾舞。舞台上既没有音乐也没有色彩，只有演员像影子一般在飞舞跳跃。我听不到声音也看不见色彩。身旁的母亲很开心能在住院前一天看到期待已久的演出，但我看着舞台，却觉得只能看到一片漆黑的虚空。
从第二天住院到手术之前那段时间，我们大家都深信母亲的病是癌症，每天都沉浸在阴郁的心境里，我现在也忘不了那时的恐惧。
终于到了手术这天早晨，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被推进了手术室。母亲泰然自若的样子，让我们很惊讶。进手术室时，母亲说着“握下手吧”，便握住了我的手。想必母亲是觉得这场手术可能会发生不测吧。我觉得自己有生以来未曾体验过如此让人害怕的握手。
九点到十一点左右的手术期间，我与姑母、父亲三人在病房里等待。反正手术的结果不会好，我担心父亲受到打击，就让他不要去手术室门口，他也同意了。然后我与姑母二人坐在手术室门口的“安乐椅”上等候。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不“安乐”的椅子。我一边想着完了，一边却又萌生出一丝希望，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简直是非同寻常的缓慢。
突然间，手术室的门打开，戴着白色口罩的主治医生走出来。他一边摘下口罩，一边与护士说话，他的表情意外地淡定。接着，身材高大的医生径直朝一直等在一边的我们走来，取下口罩的嘴角微微笑着。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微笑的表情，姑母也立即站起身来，医生说：“应该不是癌症啊，真是太好了呀！”他将我带进显微镜室，给我这个外行人看刚从母亲喉咙中切除的东西。医生对我说：“请看吧，细胞没有损坏吧？这不是癌细胞。”那一瞬间我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立即冲回病房告诉父亲，父亲听后也飞一般地奔到手术室门口。
不久，尚在麻醉中还未醒来的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被推出了手术室。我不敢看母亲的样子，坐在“安乐椅”上背过身去。父亲也没有勇气看她，从背后抱住我哭了出来，我也跟着哭起来。
在之后的一星期，经过精密检查，直到完全弄清了那不是恶性肿瘤之前，我们心里仍存有一丝不安。那种人生境遇从最坏翻转成最好的惊喜之情，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我每天都会去病房，看到母亲日渐康复，实在高兴极了。从那种可怕的不安中被解放出来之后，我才体会到母亲的重要。人生真是奇妙，原本非常不以为意的母子关系，也就这样再次变得更加真切。
从那一刻起，我懂得了母亲对我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
1958年11月发表于《妇人生活·谈话》
[148]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小说家，著有《饲养》《个人的体验》等，获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
[149] 深泽七郎：1914—1987年。日本小说家，著有《风流梦谭》等。
[150] 舟桥圣一：1904—1976年。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著有《我所爱的人的胸饰》《雪夫人绘图》等。
[151]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年。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小不点和安东》是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1931年出版。
[152] 竹久梦二：1884—1934年。日本画家、诗人，所作美人画和伤感的诗文曾风靡一时。
[153] 冈本一平：1886—1948年。日本漫画家、作词家。
[154]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日本小说家，著有《罗生门》《地狱变》《鼻》等。
[155] 日本1923年9月1日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156] 昭和初期，日本由于社会、文艺界的动乱，产生一股色情、怪奇、荒诞的文化风潮，原文“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即颓废低俗、荒诞不经之意）一词为1930年开始使用的流行语。
[157] 旗本：日本江户时代直属将军的家臣，有拜谒将军的资格。
[158] 盆栽之树：战后日本“战后派”作家团体。
[159] 尾上梅幸：日本歌舞伎演员历代承袭的艺名。
[160] 中村歌右卫门：日本歌舞伎演员历代承袭的艺名。
[161] 克拉克·盖博：1901—1960年。美国电影演员，主演电影《乱世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