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怀疑究竟有没有所谓作家的“精神进步”一说。年轻时强烈反抗旧秩序，属于浪漫派、恶魔派、个人主义的人，到了中年成熟后，就成了古典派，成了关心社会、面带微笑的现实主义者。步入老年，又成了歇斯底里的人道主义者，极度尊敬民众。这样究竟算是精神进步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平凡人在一生当中经历过的青年时期的意气用事、中年时期的成熟稳健、老年时期的软弱无力吗？只不过是给它们穿上了思想的外衣而已。再者，假设顺着进步主义思想的反方向梳理，那么社会主义青年即便到了中年变成庸俗势利的现实主义者，一到老年也就埋头于神秘主义了。总而言之，这岂不还是要套用青年的意气、中年的成熟、老年的软弱这样一个公式吗？若只给前者冠以精神进步之名，而将后者称为精神退步，那只不过是试图以一种尺度来衡量思想或精神罢了，与一个人所度过的一生毫无关系。
如此想来，作家这类人应该平等地兼顾双重法则来度过一生，即人生法则、生存法则和思想法则、精神法则。这两类法则首先要在常识上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然后作家如果能驾驭这两匹马的话，那么，他就既能在思想上自我接受，也能在人生层面上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在西方的二流作家当中，便有很多男人就是这样来设计自己的人生的。
说起来，对作家而言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作家的思想和哲学家的思想不同，作家的思想必须是在他的皮肤下、肌肉里、血流中流动的。但他的思想一旦埋没于肉体中，那里就会生成一种叫作气质的麻烦东西。气质永远都是非发展性的，如果思想的本质在于发展性的话，那么被气质俘虏的思想便已经不再是思想了。
不过，先不要匆忙地将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与气质完全相结合的思想，我也认可它是思想。如此一来，这种类似“愚者一念”[133]，绝不会发展，只是不停反复并僵化的思想，看起来倒像是“作家的思想”，这实在不可思议。
最近，某位先生去拜访永井荷风时，从那一如既往总是紧闭着防雨窗的家中，传出了哼哼唧唧的痛苦呻吟声。那是荷风先生正在经受着神经痛的折磨。这位先生敲门请求进屋，屋里传来非常痛苦的声音说：“我已经这副样子了，请不要在意直接进来吧。”于是，这位客人便摸黑走进屋里，屋内灯也没开。荷风先生在那白昼的黑暗中，独自一人卧床痛苦着。但是，当这位先生一坐下，荷风先生便已收起痛苦呻吟的样子，起身正襟危坐，和寻常一样接待客人，并且对于客人提出的有关医生、药物、护士和家务等各方面的好心建议，依次全部予以拒绝，弄得这位客人无所适从。拒绝他人一切好意的决绝就挂在荷风先生的脸上，这位客人也只得夹起尾巴离去。
这段逸闻确实让人感受到了作家思想和精神是不加掩饰地直接写在脸上的。荷风先生靠他的个人财产能够过上奢侈的疗养生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明治以后的作家中，有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发现了与自己气质十分相似的思想，一旦与这种思想结婚，便一生都坚贞地遵守一夫一妻制，连家门都不曾迈出。永井荷风、正宗白鸟就属于这种类型，说不定连大家公认的非思想性作家，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也是如此。
在这种类型的作家中，无论他在技巧上有怎样的发展，都不可能有精神上的、思想上的发展，这点不言而喻。相反，那些与气质相互结合并完全僵化了的思想，会用我开篇提到的那种平庸的人生法则来保护作家，其中将产生出一种奇妙的结合，即僵化的老年和永远的青年之间的奇妙结合，可以说那就是一种青年木乃伊。
虽然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逻辑，但应该将其归因于日本人老实温顺的社会特性。在日本，甚至可以直接将气质本身称为思想，这似乎是因为日本人极少拥有独特气质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例如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也有不少完全算不上艺术家的普通人，始终坚持着古怪气质的生活方式。而在日本社会中，出于社会和个人双方面的理由，普通人要选择带有某种气质的生活方式是极难的，几乎属于不可能之事。“总之最好自己所住的街区平安无事”之类的消极主义支配着一切。在这样的社会里，作家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奇异之事，仅仅是作家的气质就足以算得上是思想了。而社会上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认为所谓思想就是一种出格的东西，就是勉勉强强通过古怪的形式去实现普通人内心所压抑的对自由的无限向往的一种东西，并且倾向将思想视为个性的代表。在这一点上，与气质紧密相连而成为固定观念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者才会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并不贴近气质。
如此，思想性是从特殊的社会抵制中得到保障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作家古怪的个人气质，与被国家禁止的外来思想，实际于日本作家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之前的假设，即“如果思想的本质在于发展性”，在这种假设中，气质仅仅是气质，而绝不是思想。但是，在气质不发展的情况下，思想要想发展，它就必须彻底确保相对于气质的独立性。思想必须丝毫不受气质的干扰，将自律运动进行下去。如果气质代表个别性，那么思想就必须拥有非个别性和普遍性。不过，对作家来说，获得普遍性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是执着于个别性的气质，逐渐摆脱人生法则，在表现技巧上获得普遍性；或是压抑个别性的气质，发誓忠实于人生法则、生存法则并以此来获得普遍性。思想如果不接受前者，就只能偏向后者。偏于后者的话，任何思想的、精神的发展都会像我开篇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变成了人生法则的复制品而已。因为作家的思想并不是哲学体系。
并且，在一个作家的表现技巧上，个别的、气质性的东西与普遍的、人生的东西经常是微妙地混杂在一起的，前者成分较多的作家（正宗白鸟就是一例），未必就是唯美派、艺术派；后者成分较多的作家，也不一定就是人生派。
这样，问题就会纷乱纠缠、无休无止了。不过，这样思考下去的话，大致就能推断出所谓作家的思想大体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了。那当然是必须处于皮肤之下的，但不应该是在气质所栖息的肉体深处那么深的地方吧。如果思想处于那样的地方，那它一定会像被深海的大章鱼吃掉的潜水员一样，被气质完全吞噬掉。如果思想处于不那么深的地方，那么它就不会被气质所侵蚀，相反它也不会成为摆脱人生法则的“青年木乃伊”，不会得到这份光荣。而另一方面，只要栖息于皮肤之下，就没有必要完全忠实地遵从人生法则，可以在适当的位置与人生法则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但同时，也就无法达到作为思想应具有的完全彻底的普遍性。
这种思想在方方面面不断演变下去的话，首先就可以将其视为稳妥的“精神进步”吧。它既不完全受外部现实的支配，也不与内部的气质共同僵化，因此勉强还有发展的余地。于是就这样勉勉强强东倒西歪地发展，每年的叙事稍有不同，在略微偏离社会发展趋势的地方纺自己的线，最终达到大彻大悟之境，或尝试抛弃艺术，或尝试再恢复被抛弃的艺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度过一生即可。但是，世人会认真地将这种情况称为“精神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