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所谓文学的影响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模仿力很强，就像一看到别人系着一条好领带，自己马上也想要一条一模一样的，同样，我一读到好的小说，即刻就想要模仿它。虽然有种种东施效颦之举，但如今我再读来，觉得那同样也是“我的”作品。总之，一个人是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人的。少年时代，对雷蒙·拉迪盖的那种偏执，我也在多处随意提及、信笔写过，此处便不再赘述。
我想到一件还不错的事。凭这几页稿纸反正也写不下洋洋洒洒的文学自传，所以，在这里我想描绘两种肖像画：一张是十几岁的我，另一张是现在的我，以供垂阅。请读者带着想象，自由地对这二者之间进行联想吧。
首先是十八岁的我。
这一时期，战争已经明显露出颓败的端倪，东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空袭。去学校必须在制服裤上缠上绑腿，否则门卫便不让进校门。军事训练成了重要的课程。
我是个认真的学生，出于理性的虚荣，并不讨厌学习。外语学的是德语，但我觉得既然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就没有必要再去涉猎原著。因为反正我要被招去入伍，不久就会死去。每每想象至此，身体便不时感觉被针扎一般的爽快。可是，仔细想来，我又觉得死是可怕的，艰苦的事情也不合我的本性，即便在学校的军事训练中，我都不是当小队长的料。所以我幻想着能不能设法免服兵役呢。我具有超乎寻常的空想能力，预感自己临死前能侥幸获救，似乎可以尽情地体会惊险与安稳的双重滋味。
直到十五六岁，我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总是饱受欺侮，但到了这一时期，虽然我依旧消瘦，却很健康，并且我有信心即使参与行军也不会掉队。再加上我已经是高级班的学生了，所以不必再担心会被谁欺负。
我喜欢歌舞伎和能乐，一提起娱乐，至多也就是去观赏这些了。除了学校强制之外，我不做任何运动，在家时，只是埋头读书或写小说。我读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书，诸如日本的近代小说、近世文学、中世文学、古典文学、法国的翻译小说等，随心所欲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只合乎自己喜好的书。在此之前，我明明一直热衷于法国的心理小说，并且一味地进行模仿，但此时的我被日本浪漫派所吸引，它的锐气就像披挂红绳铠甲的年轻战士一般诱惑着我。于是我开始一心只顾模仿日本古典，创作些仿古的、唯美的故事。
我当上了学校文艺部的委员长，编辑一本名叫《辅仁会杂志》的校友会杂志，同时给学校语文老师参与的同人杂志《国文学》投稿，还与学校的两位学长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赤绘》。我这一副够格的文学青年派头，令父亲大为不快。但我在升入大学时还是听从了父亲的话选择了法律系。反正不管选什么专业都一样，因为我是一个即将赴死之人了。
在学校，如果论文学的话我是独占鳌头的。我在这方面略胜人一筹，所以我不讨厌去学校。再加上，最重要的是没有其他可以去玩耍的地方。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就立即闷在书房，直到睡觉前都只顾埋头伏案。坐在书桌前，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寸步也不想离开。我最讨厌哲学书，对于自我精神形成之类的问题不屑一顾。而且我并不那么讨厌自己。我写小说最讲究的就是比喻。如果发现一个好的比喻，我会一整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即使是阅读他人的小说，也总是佩服作品中的比喻。
有一次，一个加入棒球队的朋友被诊断为肺浸润，即将休学前，在回家的电车上他突然问我：
“你做好赴死的准备了吗？”
我顿时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我深切感到，人生尚未开始，实在不甘即刻去死。
在那之后，过了半年，那位朋友便去世了。
……
然后是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已为人丈夫，对妻子适当摆摆架子，在家里按照常识生活，正在经营自己的家庭，过得颇为快活，现在和过去我都喜欢评论他人的是非长短。听到别人说我比起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我便沾沾自喜。我也追随潮流穿些轻佻的衣服，并且一脸只对恶俗之物感兴趣的样子。
我留心不说任何认真的话，非常蔑视理性的虚荣，也基本不读书。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活到一百五十岁，时刻注重健康。
星期一、五我去练习剑道，星期二、四、六去健身。比起文人们或臃肿肥胖或瘦骨嶙峋的身体，我想没有比我更出色壮实的体魄了。再者，我也已经当了十三年的作家，不再那样畏惧他人了。
我已经无心再把歌舞伎、能乐和话剧当作娱乐来观赏了，结婚之后也不再跳舞。说起娱乐，就是看看电影，对大块牛排能朵颐大嚼，与朋友闲聊能漫无边际。在家时，每天晚上从半夜到第二天早晨，孜孜不倦地写长篇小说。有时则出门去采风调查，全无兴致写其他类的小说，既不想碍于情面去交际应酬，也不想见文坛同人。
我基本上不读小说，但评论之类还是很爱读的。并不是要从中接受什么影响，我已经被迫读了太多其他作家的描写，而现在只凭理性分析的乐趣就足以满足读书的愉悦了。我和文学同好创办了名叫《声》的同人杂志，这部杂志的同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评论家。
在写小说的时候，虽然我对曾经热爱的比喻技巧已经感到厌倦，但还是不时地会去运用，就像沾染上了恶习一样。我也厌倦了心理分析，我觉得只要从瞭望楼上更多地俯瞰人们，任由那些家伙到处乱走，或购物，或恋爱，最后再紧紧地将其抓起来、捕捉到就可以了。我只有在绝不会外出的半夜才会坐在书桌前，有太阳照射的时候，我就想一直置身于太阳之下。从3月到10月，我每天都晒日光浴。我真正有意亲近太阳是从1952年的环游世界旅行开始的。我依旧对自我精神的形成不屑一顾，相比之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胸围最好再增加十厘米。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在第二天也会一整天仍然感到幸福，觉得自己拥有足够幸福的权利。
尽管如此，我偶尔会想要加入自卫队。我不愿意因病而死，也不愿意被原子弹炸死，但如果是被枪打死的话，那是可以的。
“你有赴死的准备吗？”
已故友人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他那么一本正经地问我，虽然我也只能回答没有，但是死的观念依旧是我工作最甜美的源头。
1959年5月发表于《群像》
[133] 愚者一念：日语词语，意为愚蠢的人只会一心想着一件事，一条道儿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