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好心的朋友告诉我，某位女士若无其事地这样议论我：“三岛由纪夫竟然要通过相亲结婚呢，看来他也就是个普通男人而已。”另有其他友人也说，像我这样容易招致他人误解的人也是少有的。
世上有很多人完全被他人所误解，但他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被他们误解的对象一点也不无辜。可以说社会上多半的人都是如此。有些人一辈子在他人眼里都是光明磊落、风趣幽默、令人愉快的，但出乎意料，实际上可能他的心性与他人眼中之他截然相反。就像有人以为我豁达磊落，而实际上我有些神经质；又或者有人觉得我看上去神经质，实际上豁达磊落。也许将正反两面都暴露在世人面前，才可以说是最坦率的。
社会上的普通人都会被分类，比如大多数人会认为肥胖的人就是乐观的，纤瘦的人就是神经质的。但是作家，他们既是人又发表文学作品，所以读者会基于双重误解，对作家们进行各种想象。也许有些作家与读者的想象完全一致吧。《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134]中有这样一句话：“那时，玛欧见到了安努，感到厌恶。安努看上去和讨厌他的人描绘得一模一样。”
我有时感到惊讶，自己不高兴时的样子与讨厌我的人给我画的肖像竟毫无二致。
这次，人们得知我即将结婚，好像会带着各种误解去揣测我的婚姻。我不打算对此多做说明与解释。但对读者怀有的单纯疑问，我必须做出回答。
首先有关我要结婚的行为，虽然大家都说是出于孝顺父母或其他缘故，但母亲身体的每况愈下并非最直接的原因。很早以前，我对结婚就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想法。那就是，我必须在自觉还年轻的时候结婚。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再过两三年便不会再觉得自己年轻了吧。每每想到此，我便觉得很可怕。这世上也有女人专门喜欢四五十岁的男人，但我并不想与这样的女人结婚。所以我想趁着年轻一定要结婚。（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算是一个青年……）
另外，我还害怕的是，尽管到了四五十岁才结婚的不乏其人，但一个男人四十岁还单身的话，总有种奇怪的颓废之感。四十岁的单身男人，不管是注重仪容还是不修边幅，总给人以萎靡的印象。所以我不想变成那样的男人。
我前后相亲了两三次。相亲的成功与否，通过当场的气氛就大致心中有数了。我觉得根据现场氛围与彼此的表情便能判断出来。当然，正所谓“终身”大事，不结婚是不会了解的……但是，倘若真有人独得识人慧眼，反而很奇怪。很多不都是靠第一印象或朦胧的感觉吗？不可能有更深的了解了。我相亲的首要条件便是重视家庭背景。从这一点来看，我选择了一位艺术家的女儿是正确的。对于收入或金钱的观念与收入的高低无关，这种观念因职业不同会千差万别。总之，靠眼前的丈夫挑灯熬夜、辛苦写作来养家糊口的家庭，和一个丈夫穿着棉袍，一大早就喝着酒，只凭股市涨跌便能大笔进账的家庭，这两种家庭对于整个生活的观念自然不同，对金钱的想法也会大相径庭。
我想强调我相亲结婚这件事完全是基于个人的特殊情况。我觉得想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结婚的人大可随心而为。我既不是相亲结婚的支持者，也不是恋爱结婚的拥戴者。人们总是对自由恋爱充满着浪漫的想象，但我却认为它的选择是有限的，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比如，在木曾的深山处，一位女子从对面山岭爬上来，而一名男子从这边的山岭登上去，两人恰巧在山顶相遇并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绝不可能发生，所以我认为在自己的行动范围内，恋爱的选择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你自己觉得是在自由恋爱，但那终究是一种在社会制约下的幻想。
而我的特殊情况，可以说是更加受限。我并不是不可以恋爱。在东京，有很多喜欢文学的女孩子，只要我说出“我是写小说的三岛”，必定有女子满怀好奇，慕名而来吧。我从中选择一个对象，轰轰烈烈地谈场恋爱再结婚，也许就能为世人所接受了。可对我而言，这是毫无意义之事。如果我就此结识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女子，并错以为是在谈恋爱，社会大众也许喜闻乐见，但我并不会为了迎合世人而结婚。我思来想去的结论是，我要找一位性格文静、合我心意的闺秀，而且她能够接受我对于结婚的各种苛刻条件并愿意迁就。之后，再慢慢谈恋爱。而所谓一般的恋爱结婚是没有如此多的附加条件的，因此我终究还是选择了通过相亲方式找结婚对象。我觉得这般想法很合乎逻辑。实际上，对于恋爱我是深感怀疑的，一旦别人喜欢上自己，就会越发起疑。
昔日，菊池宽带着女子出门，有人便说对方是慕名攀附而来。对此，菊池宽这样答道：“菊池宽这一名义也是我的一部分，由于名称是我的，所以也可以说女人们喜欢的就是我。”虽然菊池宽的态度理直气壮，可我不免感到疑惑，他的内心是否也如此想得开。至少，我是无法如此豁然的。
在日本，文人受到社会的过度追捧，也会产生各种类似的无聊错觉，而在外国则不同。即便马丁·杜·加尔[135]每天早上拄着手杖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散步，或者福克纳[136]漫步于纽约街头，谁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实际上，我就曾见到亨利·方达[137]在纽约的施瓦茨玩具店里被迫等待了三十分钟之久，但并没有人理睬他。这若是在日本，他恐怕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外套都会被扯掉。
当然说实话，受人欢迎肯定比无人问津来得好。得人奉承会很高兴，被请求签名也不会觉得厌烦。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说不喜欢这些虚荣，反倒显得做作。而人们在为此沾沾自喜的同时也是在作茧自缚，终究会成为贻笑大方的笑柄。在日本，作家的作品畅销与其个人名气总是休戚相关。或许这就是日本作家的宿命吧？
我是世上最讨厌骚乱与纠纷的人。为了避免这些骚乱和纠纷妨碍到工作，我除了采取“laissez-faire”（放任主义）[138]，别无他法。与那些具有古雅气质的文人，以及最近的类似太宰治、坂口安吾之类的颓废型作家不同，我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他们完全凭借主观意识在行动，想要弃家出走就弃家出走，感觉应该离婚便马上离婚，一切都随意念而动，在他们看来生活是全凭个人的主观意识来左右的。但我不主张将主观意念带入生活，所以对一切都是放任自流，顺其自然。我之所以讨厌太宰治，正是因为他将主观想法带到生活里，并且将此视为文学性，这种风气让我厌恶。
有这样一件轶事：据闻巴尔扎克身边的秘书曾说，即使给他拿破仑的地位和拜伦的名声，他也不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巴尔扎克身旁，看着巴尔扎克深夜靠一杯杯咖啡凝神创作的生活景况，他不愿意当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作家多少都会有如此状态。我想我的生活也会变成那样吧，至少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与安吾先生的情况相差无几。毕竟都是同时代的文人，我身上也有类似太宰治的部分。不过我着实不愿像太宰与安吾那样，从外表就被人看出颓废的样态。譬如，将川端康成先生与太宰先生的精神生活相比较的话，我不知道谁更加具有悲剧性。虽然川端先生既不会自杀[139]，也没有吸食非洛滂中毒，更没有破产，但他的精神生活比起太宰治，我觉得可能更加充满悲剧性。
常常会有人问，如果那样的作家与身为普通人的父母、妻子一起生活的话会怎样呢？但由于我是个放任主义者，所以我觉得那样一来我的随性自由只会变得复杂些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生活就是一种表演，不过我到底是面向世人在演戏，还是对着自己在演戏就说不明白了。然而我认为如果不演戏的话，完全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活下去，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演戏，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大家早就在议论，如果我结婚的话，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丈夫。但那不是只需装装样子就可以了吗？人为什么既有精神又有肉体呢？我认为那是上帝在暗示人有一半是虚假的存在。如果人只拥有客观的肉体存在，便真正不再需要伪装了。如此一来，干脆放弃社会生活，放弃人类生活吧。无论看起来多么诚实的人，也生活在伪装的世界里，所以我最讨厌装模作样的所谓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本不属于伪装的世界。装出一副艺术家的样子根本没有意义，那必定是冒牌货。世人对于所谓艺术家的印象大都是长发披肩、穿着灯芯绒西服信步闲逛之人，但这样的人一定是徒有其表的冒牌货。
我一向说我不想娶一位看似熟谙文学的女子为妻，她最好连我的作品也不要读。但是，如果她渐渐开始阅读，即便我为了不让她看我的书，对书又禁又锁，她仍在书店买回来阅读的话，我也无可奈何。只不过，我唯独不希望她评论我的作品。我打算事先向她表明，她可以阅读我的作品，但不能对其说长道短。这是我最后的妥协。
即使外界把我的作品说成败笔之作，我也丝毫不会回应，但是被家人贬低，我会觉得很难受。像我父亲，当年我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时，每当他说“这写得太无聊了，真没意思”时，都让我心烦不已。更何况被妻子这样批评的话，我会更加难以忍受吧。
这世上有些人可能不在意家庭琐事的繁杂，但是我对生活中的麻烦事是避之犹恐不及的。这一点从妻子的角度看来，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冷漠的丈夫。因为对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的中心，已经超越了一般社会观念中的利益得失。尽管一件事在他人看来显然是吃亏的，但只要对工作有利，我即便吃亏也会心甘情愿。也许这就是我与一般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吧。如果真想体恤慰劳自己，就要乐于吃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我无法效仿一般人以麻烦为乐的做法。那些热衷于打官司的诉讼狂，花费时间和金钱缠讼不休、混乱交战，他们的那种乐趣我无法理解。有些人认为，若是没有消遣麻烦的能力，是无法享受到人生大部分乐趣的。所以从这点来说，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我也许从根本上就有所欠缺，不是个能独当一面的人。
高中时，有一天我和朋友两个人一起乘坐电车，看到一位夫人抱着孩子，朋友便对我说：“孩子多可爱啊。”当时，我大为惊讶，觉得这世上竟然有人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想法。那位朋友是家中长子，加上父亲早逝，因此他可能早早就有了社会责任感。从那以后，很长时间内我都没有觉得小孩有什么可爱之处。但是最近我不由得想要有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个想法更加迫切，并且希望先降生的是女儿。一般来说，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养育，这也许是由于女性天生就能忍耐繁杂琐事吧。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处女奥莉薇娅》[140]。电影中一群女学生在宿舍嬉戏打闹，从早到晚吵成一团，彼此嫉妒吃醋、互相中伤，情仇爱恨林林总总纠缠在一起，她们身在其中却悠然自在。与之相反，男孩们个性怯懦，一点也不能面对情感上的纷扰。只有在没有感情纠纷的地方我才能放松喘口气。
不久前，我对吉田健一先生说：“你们家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真是很好啊。”他回答的很有意思：说到底不为孩子操心的最好办法就是顺着孩子。仔细周到地考虑孩子的想法，采取一切方法不让孩子学坏。若不细心对待孩子的话，他们会吵闹着妨碍父母的工作，最后会给父母带来致命的打击。也就是说，即便从家长的私心出发，也得疼爱孩子。我感佩他确实说出了一个真理。
我对自己的妻子没有太多期待。不过，我已与她讨论过怎样当一个作家的妻子。依我个人的见识来看，教育太太的首要目标就是让她成为一个适宜当作家妻子的人。至于她是否擅长烹饪料理，是否擅长针线缝纫，我都不会强求。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擅长家务也是其可爱之处。不过，有一点我不能宽仁大度，那就是她一定要处理好对外事宜。当然，无论是多不合格的妻子我也不会在报纸上说她的任何不是。但是，社会是更加险恶的世界，对妻子这一角色绝不会以宽容相待。我想让妻子明白，社会在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作家的妻子要如何协助自己的丈夫呢？这种事大概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吧。有的妻子会一起熬夜帮忙查阅字典，也有的会与丈夫讨论和服的花纹样式。福田恒存先生说：“作家的妻子还是要懂得文学且能帮助到自己的比较好。”对于这种观念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能确定怎样为好。不过，我认为作家终究是不能为妻子所理解的，那样也好。而事实上，我坚信即使没有妻子的理解，作家还是得生存下去。
1958年7月发表于《妇人公论》
[134] 《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法国作家雷蒙·拉迪盖所作长篇小说，于1924年出版。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他的遗作。
[135] 马丁·杜·加尔：1881—1958年。法国小说家，因巨著《蒂博一家》而闻名，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
[136]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年。美国小说家，著有《喧哗与骚动》等，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37] 亨利·方达：1905—1982年。美国演员、影视制作人。
[138] 放任主义：自由放任主义或无干涉主义，源自法语的“laissez-faire”（“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
[139] 1948年，太宰治投河自杀。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1972年，川端康成煤气中毒自杀。
[140] 《处女奥莉薇娅》：原名Olivia，法国电影，1952年在日本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