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我还是放不下做小说家的梦想。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自信以写作为立身之本。跟大家的想法一样，我以双重生活为目标，平衡着在校的学习与文学创作。那一时期，我过着一个法学院学生的平凡生活，不像现在年轻人会遭遇各种享乐的诱惑，那时没有娱乐场所，放学也只能径直回家。不过，当时外面的社会正面临狂风暴雨，文坛也迎来了疾风怒涛的时代。
虽然我的内心也想追随这时代的浪潮，但是战争期间一些小文学团体内部对我的评价已如泡沫般消失了。战争末期，我曾经坚信的自己才是时代象征者的梦想也破灭了。我发觉自己才二十岁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让我不知所措。一直以来我所热爱的拉迪盖[72]、王尔德[73]、叶芝、日本古典，都已经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实际上，我这样说有些夸大其词，战争期间反而是允许个人有私密嗜好的。而到了战后，整个社会的思想与艺术理念如自由市场般忽然粗暴地重新开启，在这个时代，社会将不符合自身性质的事物一个个地弃如敝屣。战争时期，一个在小团体中装腔作势的天才少年，到了战后，也不过是无人放在眼里的软弱无力的一介书生。
彼时我获知筑摩书房已经兼并了七丈书院，并且搬到了一个旧大厦里的二楼，面对着水道桥和御茶水之间的电车轨道。于是我带着《鲜花盛开的森林》《中世》《海角的故事》等大部分的原稿前往筑摩书房。
十多年之后，我才得知有这样一个笑谈。比我年长、之后成了我朋友的中村光夫[74]，当时担任筑摩书房的顾问，据说他读了那些文稿之后，给它们打了负一百二十分。被打了负分的稿子当然无法面世，我多次前往询问出版进程都徒劳而返，最终我要回了手稿。二十岁的我面临这种状况，得益于母校的教导，方有自信秉持足够冷静的贵族式态度。与此同时，这让我不得不开始考虑接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只能脚踏实地地学习，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当时，新杂志接连不断地创刊，但是大多数都热衷于采用文学大家的文稿，时代尚未成熟到期待新人的到来。荷风[75]、白鸟[76]等大家的作品，如同久违的拿出来的高级大米在宴请人们，其新鲜的魅力让读者神魂颠倒。
我重新回到拉迪盖的文学起点，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盗贼》。这篇文稿，后来多次给川端康成先生带来烦恼。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的正月，我第一次去拜访先生时，带去的应该是《中世》和《烟草》两部作品。由于《文艺世纪》已经停刊，所以当时《中世》只印发了开头的一部分。
为何我当初会有勇气去拜访川端康成先生呢？对此，我的记忆也十分模糊。不过连介绍信都没有便去拜访知名作家，我身上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无谋之勇的。想必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鼓舞了我。我听说先生曾读过《鲜花盛开的森林》和《文艺世纪》上刊登的《中世》，并同某人表达过赞赏之意。不过在当时我确实把这当成了我内心唯一的依靠。
川端康成先生当时租住在蒲原有明[77]先生的家里，位于镰仓大塔宫的后面，他相当于与房东一同居住。当时也没有公交车之类的，只能从车站徒步前往。不过去了之后发现客厅已是宾朋满座，川端先生作为镰仓文库的董事，已经创办了杂志《人间》。此前我只知道单调的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这时我才初次接触到了战后文坛涌现出的活力。
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对川端先生旧作复刊的请求蜂拥而至。我还见到了川崎长太郎、石塚友二、川上康子等人。我当时对文坛尚不熟悉，看着川崎先生穿着长腰硅胶靴迈着轻快的步伐告辞离开的样子，还以为他真的是卖鱼的呢。
川端先生就默默地坐在正中央，他的表情十分平静，不苟言笑，一如1963年的今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