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便得知因为川端康成先生的推荐，《烟草》得以在《人间》上刊载的喜讯。我即刻赶往镰仓，向先生表示感谢，至今我也无法忘记当时的喜悦之情。因为那是我的作品首次被介绍给“战后”的正统文坛。
记得先生当时提到《中世》也会在不久之后刊登，这是意想不到的双重喜事。为了仔细推敲，我暂时要回了《中世》的文稿。当我将其放在膝上翻阅时，恰巧遇上久米正雄[78]先生来访。听到川端先生的推荐，他从我手上拿起文稿，快速地翻阅起来，我记得他只读了最后一行，说道：“‘归思方悠哉’[79]啊，嗯，很有学问啊。”我这个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学生，居然会引用汉诗，对此，久米先生肯定不禁“微微苦笑”[80]吧。
如此一来，我便可以自由出入镰仓文库了。偶尔大学下课回家的路上，即便没事我也会频频前往大厦二楼的事务所。我也经人介绍认识了《人间》的总编辑木村德三先生，这位难得的“读者”，在小说技巧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也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在《人间》上刊载的《夜晚的准备》《春子》等早期作品，说是与木村共同创作的也毫不为过，因为我都是按照他的细致提议进行修改或增补的。
我认为新秀作家与文艺杂志编辑的关系应该等同于拳击新手与老练的教练之间的关系。能得到木村的助力，我的确很幸运，但得此幸运的作家不止我一个。文艺杂志的编辑与年轻作家之间，那种超越利益得失的关系至今仍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这种精神如若消失，那么文艺杂志这样的赔本行业就失去了存续的理由。我也想恳切忠告，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学新人如果一味地对编辑卑躬屈膝，或者只想在政治利益上有所往来的话，那只会贬低自我的文学价值。
且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新人作家的煎熬就是“被迫等待”的痛苦。关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即使决定了要刊登新人作家的作品，大多也是被当成临时“替补”。每月快到截稿的日子，一旦文学大家和流行作家的文稿送达，新人的作品便会被推到下一个月。我原以为《烟草》会刊登在三月号上，却直到七月号才刊出。我也无法多言催促，看到每月《人间》杂志的报纸广告都很失望。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频繁前往镰仓文库，对方也知道我来的意图，因此总是让我在会客室里长时间地等候。
大学下午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来到日本桥，在这里的会客室观察战后文坛的盛况是很有趣的。在这里，我还见过菊池宽先生的身影。他当时带着一位穿着罕见的毛皮外套、非常美丽的中国女士前来，并频频向人推荐这位女士：“我跟你说，这位写的小说非常好，这次写的可是杰作呀。”
每个人都很勤快地在工作，从他们忙碌的样子中，可以感受到新时代的脉动。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无须再担心遭到轰炸。我们也一同迎来了言论的自由和企业经营的成功，可以看出每个公司员工都充满干劲，从事着各自觉得最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却时常茫然自失。这究竟是真实的吗？直到昨天为止，我认知中的现实又到哪里去了呢？明明就在不久前，我还认为永远都看不到这种祥和的办公室风景了，没想到仅仅半年就变化成现在的模样！每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便从会客室的窗户眺望远处辽阔的燃烧后的废墟，以此获得些许真实的慰藉。
《烟草》刊登在七月号的时候，由于等待的厌倦，我已多少失去了激动。而至于作品的反响呢，坦白讲这部作品完全没有受到关注。我再一次感到失望，便又开始了法律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