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我和太宰治先生有过短暂的会面,这次会面是必须要记录下来的。
即便不像战争期间那么热衷于交友,战后,我也还是有几个文学界的朋友。
当时我的头衔是“在杂志《人间》上写小说的三岛”。以这样的头衔,要做一个豪放不羁的作家很容易,但是胆小的我却连这个也做不到。我年少时曾师从川路柳虹先生,我的身边有他的公子川路明[81],现在领导着松尾芭蕾舞团,但是当时他是个性格刚强、自命不凡的少年诗人;还有现今社会党的麻生良方[82],曾经是个眉清目秀的流里流气的少年,出版过诗集《黑蔷薇》;剧作家矢代静一,是他第一个向我传达了年轻人对太宰治的疯狂推崇。此外,还有身材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都和我有交往。但是我已经丧失了战时曾占据我生活主位的所有梦想,所以只感到现实无比悲惨。虽然正值青春韶华,我却没有太多生机勃勃的朝气。
太宰治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也就是战争结束第二年的十一月来到东京,发表了许多著名短篇之后,从二十二年(1947年)夏天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小说《斜阳》。
此前我曾在旧书店搜寻过他的《虚构的彷徨》,读过其三部曲和《庸俗的青年》。不过阅读太宰治的作品,对我而言也许是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嘲讽的描写是我生来最厌恶的,而且作品中时隐时现的文坛意识,以及类似于负笈离乡、进京求学的少年那般土里土气的野心都是我最不堪忍受的。
当然,我承认太宰先生的稀世才华,不过从一开始就让我从生理上感到排斥的作家也很少见。也许是出于某种爱憎法则,也许是因为他是那类故意把我最想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作家。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许多文学青年会发现自己的肖像画并感到喜悦,而在同一位置,我却可能慌忙地背过脸去。但是直到今天,我身上仍有一种在城市长大的人所固有的偏见,只要遇到哪怕一丝一毫使我感受到“负笈离乡进京求学的少年那般土里土气的野心”,我就忍不住要捏紧鼻子。那之后,在许多出道时崭露头角、乍一看像都市派的时髦作家中,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嗅到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习气。
在我周围的年轻人中间,“太宰热”越来越沸腾,到《斜阳》发表时几乎达到了沸点。于是我变得越发固执起来,终于公开表明自己讨厌太宰治。
《斜阳》发表时,社会以及文坛上都异常激动。大概是因为那个时代既没有电视,又缺乏普通的娱乐,所以文学性的事件才能够吸引到大众的关注吧。若是现在,这种牵动整个社会的文学狂热是无法想象的。比起当时,现在的读者似乎也变得过于冷静了。
我也即刻阅读了《斜阳》这部书,不过刚读第一章我就读不下去了。作品中的所谓贵族,当然都包含着作者的寓意,即便是真实的贵族也无可厚非。但既然是小说,自然多少要有些“真实感”。无论是人物对话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作品中的描写都与我所熟悉的战前旧贵族阶级有着天壤之别。仅此就足以让我感到厌烦。此外,贵族的女儿岂能将厨房说成“炊事房”呢。还有“母亲的进餐方式”,这类表达的正确说法只能是“母亲大人的用膳方式”。作品中这位母亲觉得凡事都要用敬语,甚至对自己也使用敬语:“和子啊,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正作何贵干啊?”诸如此类。不仅如此,接下来还描写了她在院子里站着小便!
凡此种种,使我对太宰治文学的批评越发尖刻,因此朋友们好像对促使我和太宰治见面这件事很有兴趣。那时矢代静一和他的朋友已经经常出入太宰治的府邸,他们随时都方便带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