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之前向保田与重郎先生询问谣曲文体之时起，我心中就始终萦绕着末世观的美学。我把末世观的美学化为了《中世》这部作品。因当时要参加大学的义务劳动，我去了中岛飞机场的工厂，在那里进行创作。作品中使用的宴曲[63]、年轻人的姓名等，后来都在中世研究家多田侑史[64]先生的建议下进行了修改，所以与第一稿相比稍有不同。
《中世》蒙中河与一[65]先生的厚意，在杂志《文艺世纪》上连载。同一时期，承蒙野田宇太郎[66]先生的推荐，短篇《也速该的狩猎》[67]得以在《文艺》上刊出；此外应杂志《现代》的约稿，创作了《菖蒲前》。在空袭日益密集的那段时间，我的文学世界却在一点点地向外扩展。
昭和二十年（1945年）早春，当我的入伍通知书终于送达之时，我却因为支气管炎发了高烧，被误诊为胸膜炎，当天便被遣返回乡。其中错综复杂的经过我已在多处提及，此处便省略不谈。不过，无论入伍通知书是否到来，我都认为“一亿国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68]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将每部作品都当成遗作来创作，包括《在海角的故事》也是如此。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迎来了战争的结束。这种心境，似乎给我成长时期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并且至今我仍倾向核战争必将会到来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将过去一段时期的情感体验投射到了未来吧。
虽说战争已经过去了十七年，即便现在，在我看来，现实也不是坚不可摧的，往往会认为它是暂时性的昙花一现。要说这是我生来的性格便也作罢，可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强烈了。明天可能还会因空袭遭到毁灭，空袭会把昨日还在的一切在今天化为乌有，这种印象仅凭区区十七年是难以抹去的。
如此，在战争期间，我就是仅仅依赖着自己的感性而活着，现在看来愚不可及，不过就当时而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方式。
不过，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去年在某文学全集的月报上，清水文雄老师公开了我从前的明信片。据明信片上所言，昭和二十年（1945年）五月，我当时身在神奈川县高座郡的海军高座工厂，向老师汇报说我将《和泉式部日记》《上田秋成全集》《古事记》《日本歌谣集成》《室町时代小说集》和泉镜花的作品等五六册书放在了桌边，并且将叶芝[69]的独幕剧翻译成了谣曲的候文[70]。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说谎的，也许我的确进行了翻译，但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件事完全被抹去了。如果翻译了的话，可能是《在鹰泉》[71]这部作品。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的外语能力都非常浅陋，所以那不可能是像样的翻译，肯定是半途而废了。
由此可见，叶芝与战争末期那个年代无法轻易地联系在一起。我并非要将无法联系的事物费力地纠合在一起，而是拼命地将当时的现实表象舍弃。在我周边，文学上的交往已经消失殆尽，所以我想尽可能地沉浸于微小、孤独的美的趣味中。
虽然想着人总有一死，但我很惜命。每当警报响起时，也有胆大的朋友就那样睡着扛过去，但我总是会抱着未完成的草稿逃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从洞里抬头眺望，远处大都市的空袭景象真是美不胜收。火焰把天空映射得五彩斑斓，在高座郡的夜晚，平原的另一头，那里是奢侈的死亡与毁灭的盛宴，我仿佛眺望的是遥远处的篝火的光焰。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可能的确是幸福的，既不用担心就业，也不用记挂考试。虽然量少，但也能领到食品。关于未来，没有需要自己负责的部分。所以不言而喻，我在生活上是幸福的，在文学上也是满足的。那是一种既没有文学评论家，也没有竞争者，只有我一个人独享的文学上的快乐。……我现在把这种状况说成是幸福，可能难免会被人诋毁是在美化过去。尽管如此，即使我尽可能准确地回想从前的那段时光，也会认为那是唯一一段我没有把我自己当成负担的时期。那时，我觉得自己处在所谓的失重状态中，我的学识修养全部来源于旧书店（实际上，在战争末期，用钱直接能买到的也只有旧书了），我居住的是小而坚固的城堡。
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不幸突然向我袭来。